（45篇）2025年1月调研报告汇编

（45篇）2025年1月调研报告汇编 目录 一、理论经验 1．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批改：从传统走向现代：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回溯与展望……1 2．江苏省委办公厅周聪：调查研究问什么………11 3．申进科：善用大数据赋能调查研究………14 4．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吴怀友：做足做实调查研究基本功……16 5．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卓航：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20 6．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剑桥：做好调研工作要抓住五个关键…28 二、调研报告 7．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好风气”何以浸润人心北京市顺义区“好风气机制建设”实践调研…31 8．光明日报调研组：“行走”的思政课，“走新”又“走心”云南省积极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探索实践……38 9．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2025年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45 10．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报告……49 11．成都工业学院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王义：成都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56 12．深圳罗湖医院集团宫芳芳：党建引领下医联体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与思考…65 13．昭通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王菊：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以昭通红色文化为例…70 14．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郭翰铮：东北新经济转型路径研究以吉林省重工业企业调研为例…76 15．河北经贸大学万文婕：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及对策分析……81 16．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樊王妮：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推进路径……86 17．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陈新新：高校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95 18．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课题组：关于天津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的路径分析……100 19．刘嘉文：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105 20．暨南大学湾区国际智慧应急与安全发展研究院卢文刚：基层县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与发展贵州平塘县的实践探索……111 21．金英爱：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四位一体”育人模式实践探索…119 22．太原社会科学院课题组：加快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125 23．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李兆杰：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关于唐县齐家佐镇提升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调研与思考……128 24．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刘笑寒：街道基层统计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131 25．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134 26．郑永年、杨丽君：重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145 27．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系统优化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150 28．张祝平：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实施路径以河南省调研为例…154 29．袁宗泽：鲁南地区农业经营现状及对策基于枣庄市D村的调研……160 30．农发行赴瑞士研修班课题组：瑞士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启示与借鉴……165 31．韩丽萍：山西电动汽车的现状及其问题与建议的调研分析……173 32．长春大学经济学院董馨阳：商业银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研究……181 33．西北师范大学纪委李亚琴：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187 34．中国石化江苏油田采油一厂组织室（人力资源室）主任张军：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实践探索……196 35．国家统计局“新时期农民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研究……199 36．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孙琳：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209 37．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四地质队谢菊：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管理问题研究以Ｌ公司为例…217 38．杨海利：新时代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224 39．广州市胸科医院何菲岚：新形势下医院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230 40．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尹玉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现状、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调研报告……235 41．河北省阳原县农业农村局田振红：阳原县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调研报告……247 42．光明日报调研组：圆安居梦筑幸福家辽宁沈阳加强社区服务、推动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251 4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编辑、助理研究员孔晓红：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258 44．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子赟：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261 45．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课题组：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研究……265 从传统走向现代：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回溯与展望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周批改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与社会科学各学科同步重建和发展。1979年3 月，邓小平鲜明指出： 　　“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以及世界政治的研究，我们过去多年忽视了，现在也需要赶快补课。”[1]167他亲自提出和推动了社会学学科的重建，也推进了调查研究方法的继承和创新。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学习和掌握正确方法，努力提高调查研究水平和成效”[2]。他不仅继承和发扬了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而且不断探索新的调查研究方法，并提出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的命题。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中国几乎所有的政策措施和重大发展都与调查研究联系在一起，调查研究的方法也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探索与发展过程[3]。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发展的成绩，一些关于社会调查方法的教材和专著作了简要的介绍[4-6]，但关于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发展中的问题及未来的走向，迄今却很少有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深入分析。调查研究方法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2]。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发展过程，正本清源，对于在新时代构建适应中国国情的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的重建和转型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受到高度重视，学科得以重建，尤其是系统性地引进了西方调查统计技术，让各类调查方法在实践中快速发展。与此同时，改革开放推进的过程，既是汇集大众智慧和力量加快现代化的过程，也是中国调查研究方法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 （一）学科的重建与专业化发展 　　改革开放后，调查研究方法随着社会科学各学科的重建和发展，逐步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社会学是直接以调查研究为方法的学科，这也决定了社会学研究必须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如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都需要结合本身的学科属性不断探索适合本学科的调查研究方法。在各学科调查研究方法发展的基础上，调查研究方法也开始跨越各学科进行交流和融合，逐渐 具备了形成独立学科的条件：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领域，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比如概念、范畴、规律等；具备理论渊源基础，包括传统调查研究方法和现代统计调查方法；符合发展的需要，已有长期实践的积累。据统计，从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间，高等院校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在《社会学研究》上发表的经验研究类论文共有242篇，占杂志刊文总量的71%。这表明，20世纪90年代以来，调查研究方法朝着专业化方向发展，在学术刊物上应用专业方法的调查研究逐渐成为主流[7]。 （二）政府机构统计方法的改革创新 　　一直以来，政府的统计机构在中国调查研究方法应用和创新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1978年，国家统计局恢复成立，之后各级政府及其部门相继建立和完善了统计机构。在继续运用报表方法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进行普查和抽样调查的方法不断创新发展。1981年，国务院批转国家统计局《关于加强和改革统计工作的报告》提出“凡是适合用抽样调查的，就不用全面调查”。随后，农业产量的抽样调查、城市物价抽样调查相继开展。由国家统计局垂直领导的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城镇社会经济调查队、企业调查队相继成立，这些机构主要从事抽样调查。而普查中心的成立，则开启了对统计报表制度进行全面改革的步伐。从1994年开始，逐步建立了以周期性的普查为基础，以经常性的抽样调查为主体，以重点调查、科学推算为辅助，综合运用的统计调查方法体系。尤其是近年来，新的信息技术，如卫星遥感测控技术、互联网技术得到广泛运用，政府统计机构立体的调查研究方法构架逐渐成型[8]。 （三）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的引进和普及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开始从西方社会学界引进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问卷热”由此兴起。通过设计问卷、抽样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几乎成了社会科学界调查研究的代名词。据统计，1982年至1988年《社会学研究》及其前身《社会调查与研究》共刊登调查研究报告94篇，其中48篇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占比51.1%；39篇运用传统个案和典型调查方法，占41.5%[9]。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以问卷调查为基础的统计分析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占据了优势地位，那些提出研究假设并用统计检验的定量方法化身为科学研究的标准范式。相关培训班大量出现，如“社会学方法高级培训班”相继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围绕着定量统计分析展开教学和研讨，进一步促进了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的普及和应用。 （四）市场信息调查方法的蓬勃发展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信息调查需求大幅增加，为市场信息调查方法快速研发应用提供了条件。1985年国家统计局成立中国统计信息咨询服务中心，可以看作中国市场调查行业的开端。为了解中国消费者的需求，西方跨国公司如宝洁、可口可乐等在进入中国市场前，就开展了广泛的市场信息调查，进一步从实践上推动了国内市场信息调查业的快速发展。20世纪90年代后，市场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在各地涌现[6]370。市场信息调查主要用问卷采集数据，开始主要采取入户面访、街头拦截访问等方式，后来逐步开始使用计算机辅助电话调查（CATI）和计算机辅助个人访问（CAPI），而后又发展为网络辅助调查。从模型的使用来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主要是采用来自跨国调查公司的模型进行标准化的统计分析。2000年后，国内市场调查公司开始自主开发专业化的软件，形成自己的调查流程和标准。 （五）网络调查和大数据的崛起 　　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网络调查从国外传入国内，并快速发展和流行。据不完全统计，2000年国内市场研究支出中仅有10％用于网络调查，2003年发展到23.6％，2006年达到33％[10]。在线调查平台如问卷星、百度问卷、腾讯问卷等都积累了超过千万的样本数，覆盖国内90%以上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调查研究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大数据作为一种创新性的数据采集与分析工具，在国内的调查研究领域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应用。中国各领域信息感知、采集终端无处不在，源源不断出现的信息借助“云计算”建构成与现实世界平行的大数据世界。在大数据时代，中国虽起步相对较晚，但发展迅速，现如今已然走在了世界前列。 三、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在实践中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查研究方法从传统向现代发展迅速，取得重大成绩，但也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学习西方统计方法中出现的偏差 　　改革开放后，各学科积极向西方学习，这是当时各学科加快发展的必然选择。然而，在学习的过程中，部分人对西方调查统计方法趋之若鹜，认为只有西方的方法才是先进、科学的方法[12]。与引进的其他一些理论和方法一样，作为“舶来品”的调查统计方法似乎成了可以炫耀的资本，甚至在一段时期内，学界一度认为只有通过抽取样本、回收问卷等方式收集资料、建立模型、进行 统计分析的研究，才能被认定是科学研究。传统意义上进行实地调查、定性分析的方法，被定义为落后的非科学研究的代表。当数字被认为比文字科学、定量分析被认为比定性分析更加专业时，片面追求所谓“大样本、长问卷和多数据”成为时尚。这也导致大量的调查研究看起来“规范”，实则空洞无物，基本上停留在“初步了解状况”的阶段。 （二）脱离群众和远离现实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党政机关和社会科学界在调查研究中还存在着脱离群众和远离现实的不正之风，“严重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妨碍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有的调研走过场，只看‘盆景式’典型，满足于听听、转转、看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2]。在学界，一些人大搞书本调查、数字游戏，不深入实际，对中国国情缺乏基本的认识。改革开放初期，政府统计在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领域实行的还是全面统计报表制度，统计报表采用自下而上逐层汇报的方式，不少单位事实上是通过预计或估算得到的报表数据，然后以此层层上报，每个层级的调整都导致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偏差越来越大。 （三）调查与研究割裂的问题 　　调查的目的本是为研究服务，不少学者片面追求“以事实和数据说话”，把调查研究等同于搜集材料，仅局限于对客观事物进行详尽的描述，却不作深入分析，宣称调查“好像矿工把山间一块一块的矿石开出来送给化验师们去化炼，由他们随便炼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来”。这种将“开矿”与“化炼矿石”分两步走的调查研究，资料搜集得十分详尽，写成的调研报告看起来也很全面很专业。然而，实则是罗列一大堆数据和案例，轻重不分，浮于表面，往往是有事实无道理。 （四）片面追求所谓“价值中立”的问题 　　受西方“价值中立”原则的影响，一些研究者要求在调查研究之前在思想上保持空白，不带立场和感情地进行调查。而这种所谓“价值中立”实质上脱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民立场，漠视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同时也压抑了调查研究者的主观能动性，导致调查者与被调查者之间拉开了距离，双方沟通困难。还有一些学者为了刻意减少意识形态方面的风险，专注于对具体社会问题尤其是细枝末节的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有意识地回避对改革开放重大问题的探讨和争论，由此也进一步降低了调查研究的实践意义，调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作用也越来越小。 （五）缺乏明确的方法论指导问题 　　在一些调查研究者看来，把用问卷调查得来的数据搜集上来，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就是科学方法。而本应该作为调查研究指导思想的辩证唯物法，却被一些研究者故意排斥或在实际中束之高阁。由于缺乏明确的方法论的指导，导致一些研究的目的模糊，或者为理论而理论，或者为数据而搜集数据[3]。一些人崇尚技术，宣称放弃任何主义指导，实则是将社会达尔文主义、结构功能主义、逻辑形式主义等社会学的主观主义作为其思想指南，从而窒息了先进的方法和便捷的技术。因此，严格来说，在唯心主义的框架中，无论方法和技术多么先进都难以构成一个科学体系。 四、传统调查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调查研究方法在实践中产生的上述问题，其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妥善处理传统研究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之间的关系。虽然关于传统调查方法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并没有统一的界定，但一般认为，传统调查方法主要指实地调查，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主要指采取问卷调查等进行统计分析的方法。改革开放以来，以实地调查为主的传统方法与源于西方的以问卷调查为主的方法之间，进行了长期争论和互相比较。 （一）传统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优点和问题 　　实地调查是中国传统的调查研究方法，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方法为其主要代表。毛泽东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及其方法的总结，构建了“观察、访问、座谈”的实地调查“三部曲”。特别是在土地革命时期提出了“解剖麻雀”、面对面开调查会的方法技术，形成了以革命为导向、重视实地的调查研究方法体系[15]390。在实地调查中，调查研究者根据自己的主观判断选取有代表性的个案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采取访谈和座谈会等方式收集调研资料，主要用定性的方法来分析搜集到的资料。一些学者指出，这种实地调查研究方法，仍然是认识中国社会不可替代的深刻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桥梁。然而，这种方法也存在着调研时间长、调研对象代表性难以推定、调研过程缺乏标准、调研结果难以比较等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调研的质量与效益[17]。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传统实地调查研究方法的短板也越来越明显，与快速发展的形势不相适应。 （二）关于应用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争论 源于西方的调查统计方法是近代以来数理统计学成果的应用，问卷、抽样 等成为调查的基本形态，调查研究从定性研究发展到定量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应用，促进了统计方式和技术的重大变革，发展到电子化、数据化的现代统计分析阶段。1969年，“SPSS”（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开发并在实践中得到广泛应用，进一步加速了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讲，应用计算机进行调查和分析，是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和技术的主要标志。现在人们所谓的“现代调查方法”，就是指以统计学为原理，基于电子计算机等信息技术，搜集某个社会问题的资料，并对资料进行定量分析的方法。其基本程序是：提出研究假设—抽取样本—问卷调查—统计分析—验证理论假设—提出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后，西方调查统计方法传入中国，立即引起了激烈争论。一些人对此全面进行肯定，认为只有像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那样，吸收控制论、信息论和系统论，应用统计学和计算机的调查研究才是科学的，提出要用“先进”的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来取代传统的落后的调查方法。一段时间内学界形成一个公式：科学研究=定量研究=西方调查统计。另一些人对此则持全面否定态度，认为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是为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只反映事物的表象，不能正确认识社会阶级问题，毫无可取之处。这两种极端看法在认识方法上陷入了以偏概全的泥潭，都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三）正确认识西方调查统计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引入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推动了中国社会科学定量化研究的发展，改变了长期以来中国仅采用实地调查进行定性研究的局面。然而，一些人“言必称希腊”，对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盲目崇拜，以致现实中产生了诸多不良后果。必须实事求是地看到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先进性”的一面，同时在学习和借鉴时也要警惕其另一面。 　　一是统计学在认识社会现象时内在的不确定性。在中国学界，应用统计分析的不少学者对统计学的基础知识并不了解，却对统计结果盲目崇拜。统计学作为一种以概率计算为中心的学科，在认识社会现象上本身存在不确定性。那些看起来很新颖、很方便的统计方法和技术，如果没有可靠的理论基础和扎实的实地调查作为支撑，可能会变成玩弄数字、公式、技巧的“科学”游戏。更有甚者，不少研究者本就不具备统计学基础，在调查研究中不能正确遵循统计学规范。不恰当应用统计学方法，不仅使调查研究结果偏离实际，还会将科学的外衣披在偏误的研究上。 　　二是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难以揭示事物的因果关系。西方调查统计方法本质上是一种间接调查。以问卷调查为例，通常雇用一批调查员批量投放问卷，要求被调查者按标准化的选项作答。调查研究者缺乏与被访谈者的沟通和互动，无法观察和体会被调查者的非言语行为。调查得到的信息是间接的，以及经过标准化后进行的不完整选择。面对复杂、多变的各种社会现象，片面强调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其实难以揭示事物内在的本质联系，甚至会陷入主观性、表面性与机械性的泥潭。对于运用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成果，一些学者甚至提出了尖锐批评，认为这些调查成果充其量也不过在罗列某些实际现象，不能说明任何实质性问题，甚至有时会掩盖一些社会现象的实质问题。 　　三是照搬的西方调查统计方法难以适合中国国情。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产生，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西方现代城市的市民生活，形成了比较健全的隐私保障和相对如实填答问卷的习惯。由于工业化程度高，非农就业和正规就业比例高，再加上完善且严格的收入申报制度，通过调查能较为准确地掌握家庭收入或财产。而中国大量人口分散在农村地区，多数从事农业劳动或兼在城镇务工，以灵活就业为主，且没有建立收入申报制度。在调查时，只能通过入户调查、邻里访问等方法采集数据。这些数据随意性较强，精准度不高，因此难以完全反映事物真相。 　　四是中国学界应用西方调查统计方法的不足。林彬、王文韬认为，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学界调查统计的不足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不少研究的论文没有根据文献提出理论假设，导致定量数据缺乏理论基础和验证标准；二是随机抽样方法不规范，非随机抽样方法的调查比例过大（占39%），这样得出的调查结果难以推论到总体[7]。根据1999年初至2001年底出版的《社会学研究》杂志，选取其中以定量研究方法为主的论文加以分析，发现这些论文在方法上普遍存在下列问题：忽视应用统计方法所必需的前提条件；统计指标选择不科学，不能区分描述统计和推论统计的指标；使用非随机样本或不规范随机抽样的结果推论总体；研究模型不能有效解释现象；没有对计算机统计的结果进行正确解释，不能对计算机统计结果进行恰当的取舍；统计分析方法与变量的测量层次不相匹配。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研究结果产生较大负面影响[6]。 五、与时俱进构建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 　　“调查研究方法也要与时俱进”，这是习近平总结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方法传统、立足时代发展需要提出的新要求。他同时也指出，“在运用我们党在 长期实践中积累的有效方法的同时，要适应新形势新情况特别是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特点，进一步拓展调研渠道、丰富调研手段、创新调研方式，学习、掌握和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调研方法，如问卷调查、统计调查、抽样调查、专家调查、网络调查等，并逐步把现代信息技术引入调研领域，提高调研的效率和科学性”[2]。这一论述把党的调查研究优良传统、西方调查统计方法和现代信息技术结合起来，指明了新时代构建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的基本方向和路径。 （一）坚持实地调查的优良传统 　　深入群众、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查，是中国共产党调查研究的“传家宝”，是经历史验证过的研究中国社会的基础调研方法。置身于“田野”中，通过与被调查者面对面的直接接触，调查者可以获得大量的感性认识，从而为上升到理性认识提供坚实基础。毛泽东反复强调“从直观到思维”，“作系统的亲自出马的调查，而不是老爷式调查”。习近平指出，“蹲点调研、解剖‘麻雀’是过去常用的一种调研方式，在信息化时代依然是管用的”[2]。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具有较高文化程度和专业知识的中青年进入党的干部队伍中，他们具有很多优势[3]，但一些同志对于党的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学习不透、体会不深。正如习近平所批评的，一些领导搞“盆景式”调查，走马看花[3]，脱离现实，损害了党和群众的关系。学术界一些人唯西方为“圭臬”，轻视中国共产党实地调查的传统，用来自西方的理论和方法解构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教条主义”。新时代要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和一些学者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问题，取得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认识，就要在中国大地上，俯下身去倾听群众的心声。认识中国社会，需要延续实地调查这一基本传统，并将其作为构建新文科体系的重要基石，并根据新的形势进一步创新发展。 （二）推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相结合 　　实践表明，实地调查和统计调查作为两种基本的调查研究路径，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片面强调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可取的。如果单纯用实地调查方法，难以实现精确化的量化管理。源于西方的统计调查遵循类似自然科学的程序，对社会现象进行客观的测量，用数据检验变量之间的关系，使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分析，显得客观、科学而便捷。但如果离开了实地调查方法，纯粹用西方统计调查方法，则可能将活生生的调查变成玩弄表格、数据的游戏。 把实地调查与问卷调查相结合，实质是把传统的定性的调查研究方法与现 代定量调查方法结合起来。一是推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优势互补。实地调查研究偏重于个案、定性分析，搜集资料的速度较慢，分析资料的手段简单，选取的调查对象不一定具有代表性，这些缺陷恰恰是统计调查可补足的。在统计调查中，难以从资料中把握问题的因果关系，还必须借助于观察、座谈等实地调查方法来达到对事物的深刻认识。二是综合运用普查、抽样调查、重点调查等方法，国家统计局建立的农民工调查监测体系就在运用这一方法上作出了较多探索[22]。三是立足中国国情消化吸收统计调查方法。譬如，变量的选择和测量方式不能照搬西方。一些主观变量，如态度、情感和价值观念等，如果照搬西方的指标体系，就会搜集来许多似是而非的信息，造成“假数真算”的现象。在抽样调查中，不仅需要掌握随机抽样对总体代表的概率关系，还需要对中国民情、文化和地理等方面有深入的了解，才能正确地由样本推断总体[6]。 （三）科学应用网络调查和大数据 　　现代调查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是应用现代科技工具。电脑、互联网、音像等高科技设备的发展，使搜集资料、分析资料、形成报告的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18]。综合应用现代科技工具，可以扩大调查空间、提高调查时效、加强对调查质量的监控，使调查研究更精确更便捷[23]。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观察法、网上问卷调查法、网上访谈法和网上文献法等网络调查方法迅速发展。同时，作为一种全新的数据获取方式，大数据在探讨事物的相关性和预测事物 的发展上显示了巨大的威力。舍恩伯格（ViktorMayer-Schönberger）指出：“大数据因为更强调数据的完整性和混杂性，帮助我们进一步接近事实真相。”[24]65当一个人的习惯、潜意识、社会关系等被汇集成大数据，大数据似乎成了算命先生，能够预测一个人的未来[25]。正因为大数据具备这些特性，一些社会研究者正致力于研究如何从大数据记录的人类行为习惯中，发现社会问题，分析社会关系。 　　调查研究方法要充分整合网络调查和大数据，创新数据搜集和分析方式。然而网络和大数据技术在给调查研究提供强大支撑的同时，也给调查研究带来不少隐患[18]，同样需要客观看待大数据这一新兴事物对认识方式的影响[26]。一是失真的风险。在网络调查中，材料的代表性难以区分。网络新闻为了增加其点击率，往往夸大、裁剪和渲染事实。各种平台上网友的帖子和点评，情绪化“吐槽”较多，妨碍对基本事实进行理性的判断[18]。这样，通过网络调查搜索到的案例和观点，往往偏离现实真相，信度较低。二是认识事物的表面化。 在大数据的影响下，人们的思维从探讨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转向关注相关关系，内在的科学规律有可能湮没在海量的数据之中。三是垃圾信息的泛滥。近年来，以ChatGPT与Sora为标志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所产生的充斥网络的AI产出物，最终将回馈至如OpenAI等技术公司的训练数据库，形成一种“数据反馈循环”，其中蕴含的大量低质或重复内容如同“数据泔水”一般[27]。伴随着各种信息呈指数性增长，非结构化数据和结构化数据混杂在一起，人们被这些真假莫辨的数据包围，如果没有有效的识别方法，可能在大数据面前无所适从。四是对信息技术的依赖性。网络调查和大数据的价值不仅在于获取庞大的数据信息，更重要的在于对这些数据进行专业化处理[18]，也就是对数据的“提炼加工”[28]。而要对这些数据进行加工，依赖于专业的信息技术，使得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制于技术的发展，而可能忽视理解和体验能力的提升。为克服这些影响，网络调查和大数据愈是发展迅速，愈需要实地调查、抽样调查等调查研究方法的整合、互证和检验。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调查研究方法发展的历史，虽然发展中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伴随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国特色的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正逐步成型。当前，受信息科技快速发展的影响，国际上调查研究方法进入反思、批判和重构时期，这是中国学术走向世界的机遇。新时代要坚持实地调查的优良传统，推动实地调查与统计调查相结合，科学应用网络调查和大数据，构建与时俱进的现代调查研究方法体系，并在国际调查研究方法变化的新形势下形成中国的学术范式和话语体系。 调查研究问什么 江苏省委办公厅周聪 　　问题是调查的灵魂，决定研究的方向。高质量的调查研究不仅要实事求是、深入实际，更要将问题导向贯穿始终。让调查研究真正成为破解难题、推动发展的“公开讲话”，关键要会问三个问题。 一、问主题明方向，发现真问题 明确主题是搞好调查研究的关键，主题吃不透、主线把不准，调研方向就 会有偏差。 　　紧扣选题收集问题。要精准理解主题、把握要义，沿着课题脉络摸排难点、排查堵点，确保问题有用、有效。 　　如，开展“新三样”产业专题调研，从一开始就根据实际锚定稳链补链强链这一主题，围绕国际环境、外贸出口、行业发展三个方向制订方案、安排行程，最终收集到大量有针对性的问题素材。 　　结合时势筛选问题。如果不了解发展形势、不关注前沿动态，筛选甄别时就会漏掉最新、最具吸引力的问题，调研工作也会失去创新价值、探索意义。 　　如，开展人工智能大模型专题调研，基于大模型从“百模大战”转向垂直应用的最新趋势，实地调研时主要走访大模型应用型企业，座谈访谈时多交流应用落地、场景挖掘、成果转化等方面的问题，基础研究、技术研发等方面问题则适当了解、面上掌握。 　　抓住关键提炼问题。调研中收集的问题繁多复杂，有时难以抓住主要矛盾、关键问题，容易犯“不深入、不典型”的错误。想避免这类现象，就要进行深入思考，挖掘出深层次的问题。 　　如，开展数据开发利用专题调研，既广泛收集数据质量、平台建设、共享应用等发展现状问题，又深挖总结数据意识不强、对数据价值认识不深等思想观念问题，“深浅结合”增加调研深度。 二、问差距知不足，真研究问题 　　将问题研究透、分析透，不能仅靠堆砌素材，还需多方比较、相互印证。只有从不同维度审视差距、分析不足，才能让问题的演变脉络、内在逻辑、因果关系清晰起来。 研究政策与实际的差距。制定出台的政策在执行落实过程中或多或少会存 在偏差，研究好这类问题至关重要。可以采用对标找差的工作方法，“对”政策文件，系统梳理中央、省委近年来出台的政策，逐一列举部署要求；“找”执行落实的差距，摸排地方、部门、行业在落实中出现偏差滞后的情况，找到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 　　如，开展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专题调研，我们将有关政策分解为32个大项120个具体项，逐一比对每项政策当前落实进度上的差距，再结合问卷收集的问题不足、期盼建议，详细分析、深剖细研，全链条呈现科技创新、枢纽功能、双向开放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研究过去与现在的差距。比较时间维度的差距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如，用数据变化来反映经济发展问题，采用年度同比、月度环比方式，对主要指标、增幅增速、规模占比等数据进行分析，经济运行情况即可一目了然。 　　研究内部与外部的差距。这一视角要求我们跨越区域边界，将自身发展置于全球竞争与合作的宏阔视野中审视分析，紧盯国内先进乃至国际一流的标杆，深入探寻本地在政策创新、实践探索等方面的不足。 　　如，在开展高铁枢纽经济专题调研中，我们精心选取上海、成都、杭州等国内高铁城市，以及巴黎、东京、法兰克福等国际知名交通枢纽城市作为比较对象，从“站”“产”“科”“城”四大维度细致对比，精准识别出本地高铁枢纽经济在“站产融合度”“站科联动性”及“站城一体化”方面存在的关键问题，为后续改进提供有针对性的建议。 三、问实效找路径，真解决问题 　　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是解决问题，因此必须力求实效，提出的对策建议要切实可行。 借鉴经验“增效”。广泛借鉴不同地区、不同领域、不同时期的经验教训， 确保对策建议客观科学、务实管用。 　　如，针对生物医药产业发展问题，我们既大量掌握先进地区、企业创新的成功经验，吃透不同地方遇到同类问题的应对办法，又对照个别反面典型进行深入剖析，通过个别看一般、透过苗头看趋势，最终从典型经验中总结出“产才融合”“开拓市场”等务实管用的破解之策。 　　推动转化“促效”。调研提出的建议不能止于理论、停在纸上，还要力所能及把务实管用的对策纳入政策文件、把新颖独特的点子化为思路办法，促进调研成果落地见效。 　　如，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专题调研获得领导认可后，我们主动联系分管部门，通过参与文件起草专班，适时介入文件起草、可行性研究、征求意见等环节，分享最新观点、提出修改建议，最终将部分调研成果转化为政策措施。 　　跟踪校验“优效”。调研成果必须要经得起现实检验，从提出建议到实际操作都要跟踪回访，与时俱进优化措施、改进政策，努力找到最优路径、最佳答案。 　　如，在初步形成调研成果时，召开小型座谈会，邀请部门单位针对问题和对策发表意见、进行论证。再如，在调研成果形成政府决策后，定期回访了解实施情况，调研一些地区、部门、项目，对短期能够见效的，看变化、纾堵点；对需要长期推进的，看机制、推进度，及时更新细化对策建议。 善用大数据赋能调查研究 申进科 （2025年1月21日）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提出，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提高科学性和实效性。一切事物都处在发展与变化之中，我们开展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应与时俱进，善于将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调研中，为正确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方法是过河的桥和船。蒸汽时代的“马”，拉不了信息时代的“车”。调查研究是获得真知灼见的源头活水，调查研究的方法也应随时代发展不断进步。步入大数据时代，现代信息技术为调查研究插上“科技的翅膀”，使调研方式从单一向多元转变，调研手段从传统向智能升级，调研效率从低效向高效跃升。实现大数据赋能，必须用好用足现代信息技术，这有利于全面挖掘信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出有效可行的解决措施，让信息与数据更好为战斗力服务。 　　坚持大、小数据并重。如果说大数据关注的是总体规律，那么小数据关注的则是细节特点，两者缺一不可。在马陵之战中，孙膑通过编造“使齐军入魏地为十万灶，明日为五万灶，又明日为三万灶”的数据，对庞涓实施诱杀。庞涓轻信了“灶”的大数据，却忽视脚印等细节的小数据，最终败北。大数据并非“全数据”，而是由小数据构成的，数据多不意味着面面俱到，很多颇有价值的小数据也蕴含发展趋势。从辩证角度看，小数据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大数据。在调查研究中，领导干部应实事求是，既善于用好大数据，又善于从细微之处发现鲜为人知的小数据，把宏观分析与微观观察结合起来，不放过任何一个有价值的信息。 　　大数据分析并不能代表所有的大多数。例如，单位的平均训练成绩，可能因为几个训练尖子的带动而水涨船高，但这是平均数掩盖了大多数，切不能因为平均成绩提高而忽视平均线以下的同志。大数据分析往往偏重于显性现象，难以反映个体的真实情感和诉求。调查研究需要对被调研对象有全面的认知和理解，仅凭大数据分析，就认为掌握全局，明显失之偏颇。我们应像保护武器弹药那样保护好各类数据，像维护使用武器装备那样采集梳理总结各类数据，构建覆盖全域、畅通高效的数据采集网络，建立健全数据采集、传输、处理、 分析、应用体系，既通过数据掌握大量信息，又捕捉数据之外更真实、更全面 的情况，提高问题分析的精准性和预见性，推动调查研究不断提质增效。 　　当然，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再先进，“键对键”也不能完全替代“面对面”，我们应继承发扬以往有益的调研方法，统筹运用线上线下等多种方式，既发挥好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又放下架子、扑下身子，坚持走实地、听实话、察实情，把情况摸透、把症结找准、把对策提实，确保调研结果精准管用，为辅助决策部署、推进事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做足做实调查研究基本功 江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吴怀友（2025年1月20日）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重大主题，锚定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总结运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深入分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擘画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定改革攻坚信心、把准改革攻坚方向、强化改革攻坚责任、汇聚改革攻坚合力，推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精准落地见效，必须运用好调查研究这个重要传家宝，做足做实调查研究基本功。 1．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 　　重视调查研究，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必然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只有始终坚持和加强调查研究，才能真正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从根本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各项决策的正确制定与贯彻落实。 　　重视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性质和基本国情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与工农运动的结合、中国特色革命道路的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等，都是以调查研究开路、调查研究破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形成、适合国情实际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等，无不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再认识、作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和基本框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和改进执政党建设、明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任务和监测指标、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都是以调查研究为基础和前提的。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领导工作的首要职责是了解和掌握实情、制定和实施政策。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不可能来自坐在房子里冥思苦想出来的“办法”，也不可能是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里写着的东西，更不可能出自照抄照搬外来的现成经验和做法，只能来源于社会实践，来源于科学的调查研究。不做正确的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系统周密的调查研究，是明了情况、正确决策的基础。因为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制定对策、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过程，就是贯彻群众路线、虚心向群众学习、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的过程，就是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敢于修正错误、强化责任担当的过程，就是防止和克服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过程。可见，调查研究是做好领导工作的基本功。 2．深入调查研究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调查研究价值意蕴的深刻揭示和崭新概括。新时代初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指出要改进调查研究，切忌走过场、搞形式主义，强调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带头改进工作作风，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带头密切联系群众，带头解决实际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轻车简从到广东考察工作，强调“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 　　党中央作出重大改革决策、制定重要改革文件，都坚持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例如，为系统谋划和整体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文件起草组在近7个月时间里，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深入调查研究，反复讨论修改。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形成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开创了我国改革开放全新局面。 　　又如，为研究、确定全面依法治国的思路和重大举措，文件起草组成立8个调研组分赴14个省区市实地调研，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分别审议全会决定，并将决定征求意见稿下发党内一定范围征求意见，包括征求党内老同志意见，还专门听取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提供有力保障。 　　再如，2017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牵头就党和国家机构改革进行调研。中央改革办、中央编办组成10个调研组，分赴31个省区市、71个中央和国家机关部门，当面听取139位省部级主要负责同志的意见和建议；共向657个市县的1197位党委和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个人发放调研问卷，收集31个省份深化地方机构改革调研报告。文件起草组深入开展专题研究论证，广泛吸收调研成果，反复讨论修改，形成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 　　还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同样是在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发扬民主的基础上形成的。2023年12月8日，文件起草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文件起草工作正式启动。在7个多月时间里，文件起草组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征求意见，开展专题论证，反复讨论修改。在起草工作过程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3次会议、中央政治局召开2次会议进行审议、修改，形成了提请全会审议的决定稿。 　　不仅如此，深化军队改革和建设、推进教育科技体制改革、打好三大攻坚战、完善社会治理等重大政策的出台及其施行，都离不开全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把调查研究贯穿改革实施全过程，是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宝贵经验。 3．调查研究是推动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落实的有效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正确的决策离不开调查研究，正确的贯彻落实同样也离不开调查研究”。《决定》锚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明确了未来五年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基本原则，提出一系列重大改革举措。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推动各项重大改革举措落地、落细、落实，必须积极响应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摸清情况、精准施策的过程。科学的调查研究不仅是正确决策的必要前提，而且是精准施策的坚实基础。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就要把《决定》作出的各项重大战略举措转化、细化为有操作性的具体政策和策略。为此，必须做系统翔实的调查研究，把各领域、各方面、各地区乃至各部门、各单位的真实情况摸清、摸准、摸细、摸透，真正做到一切从具体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事制宜，因人制宜，精准施策。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汇聚民智、凝聚民力的过程。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 者，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对本地区、本行业、本单位的实际情况最熟悉最了解， 蕴藏着改革发展的无穷智慧和力量。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走深走实，唯有放下架子、扑下身子，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意愿、真情关心群众疾苦，自觉拜人民为师，虚心向人民请教，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才能凝聚改革共识、汇聚改革合力，使改革的正确主张转化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攻坚克难的过程。调查研究旨在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调查研究就是要奔着问题去，实行问题大梳理、难题大排查，着力打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的卡点、堵点。各级领导干部应练好调查研究基本功，在调研过程中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勇于涉险滩、破难题，知难而进、迎难而上，把调研成果转化为推进改革、战胜困难的实际成效。 　　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督促落实、跟踪问效的过程。正确的政策方针制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工作，贯彻落实各项重大改革举措，光靠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领导干部要在抓好督促落实上下功夫，建立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清单，加强对调研课题完成情况、实施情况、问题解决情况的督查督办，对实施过程进行跟踪问效，定期对调研对象和解决问题等事项进行回访，及时对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整改。 　　总之，只有对客观实际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分析研究，把事情的真相和全貌调查清楚，把解决问题的思想和对策研究透彻，才能做到心中有数，制定的政策措施才能具有较强可操作性，才能为做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各项具体工作提供有效方法和可靠保障。 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 兰州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李卓航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调查研究是我们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带头，深入各地开展调查研究，全面阐述了调查研究的要求、内容、方法和步骤。这些论述为新时代大兴调查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是新时代推动全党调查研究的核心指南。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为在全党开展的主题教育的重要内容，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好局起好步。”［2］调查研究作为理论与实践的桥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治国理政的各个历史阶段。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深刻领悟大兴调查研究的三重逻辑——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对于增强理论学习、提高执政能力以及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一、理论逻辑：坚守大兴调查研究的“魂脉”和“根脉” 　　王阳明在《传习录》中有云：“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思想是行动的指南，理论是实践的灯塔。调查研究不仅是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科学方法，还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重要环节，同时也是党对优良传统的继承与发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从其理论和文化源流来看，既要赓续于“魂脉”——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要厚植于“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从中汲取智慧。 （一）赓续魂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调查研究的理论探索 　　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研究思想逐步形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长期革命实践。这一思想不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奠定了基础，也为后来马克思主义者的实践活动提供了重要指导。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并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 　　马克思的调查研究思想源于对现实社会的深入观察和分析。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马克思逐渐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形成了对社会发展的科学认识。他的两个早期时政性评论文章《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泽尔记者的辩护》，正是他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研究后写就的。在这些调研的基 础上，马克思不仅揭示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和不公，还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内在矛盾。“研究必须充分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3］，这句话充分反映了他对调查研究的深刻认识，即理论的形成必须依赖于对实际社会现实的科学研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旧哲学的研究方法脱离了现实社会，并没有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现新世界，他们认为只有通过对现实社会的具体分析，才能揭示出社会变革的内在动力。他们的调查研究方法强调，必须通过对社会现象的实际考察，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4］这句话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的实践性和科学性，即理论必须通过实践来验证。 　　列宁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在领导俄国革命的过程中，列宁通过对俄国社会的深入调查，提出了“新经济政策”，推动了社会发展。列宁的实践表明，马克思主义调查研究思想不仅在理论上具有深远的价值，还能为解决现实问题提供有效的工具，为日后的中国革命提供了指导。 （二）厚植根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调查研究基因 　　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不断演进，推动了调查研究思想的发展。早在先秦时期，哲学家们就提出了大量与知行关系相关的思想，这为中国后世的思想与实践奠定了基础。例如，墨子提出的“耳目之实”（《墨子·明鬼下》），强调经验知识的积累，认为只有通过实际观察才能获得真实的知识。他还指出，“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者而常之，是荡口也”（《墨子·耕柱》），即任何理论知识只有在实践中才具有生命力，否则都是空谈。法家的韩非子在《韩非子·奸劫弑臣》中就曾提出“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他认为要在实际接触中来判断“是”还是“非”，也就是通过实践的考察才能明辨是非。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进一步丰富了知行观，认为“行”是“知”的来源，同时也是知的目的，如曾子所言“物格而后知至”（《礼记·大学》）。中国先秦时期的知行观都体现了重“行”的特质，这也开启了中华文明中知行关系的辩证讨论。从两汉时期扬雄提出的“强学而力行”（《法言·修身》）到宋代程颐提出的“故人力行， 先须要知”（《二程遗书·语录》），再到明代王守仁提出的“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传习录》），可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知行关系的辩证持续不断，这也造就了当代中国独有的实践观，是当代大兴调查研究的文化基础。 　　除了哲学论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还包含了许多历史人物通过调查研究推动社会变革的生动实践。管仲的“明法审数”思想，通过对国情的详细调查，帮助齐国制定了有效的治理政策；商鞅依靠对全国资源的详细调查，提出了“强国十三数”的策略，推动了秦国的强盛。历史上许多改革者和思想家，都通过对社会现实的调查，验证并发展了自己的理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不仅在理论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也在实践中不断发扬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种结合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际应用不断发展，也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新时代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也充分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强调的知行合一的哲学思想，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完美融合。 二、历史逻辑：党的百年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总结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重视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5］本研究遵照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所提出的历史分期，将调查研究工作分为起源、发扬、成熟和创新四个发展阶段，探讨党如何通过调查研究应对时代任务，不断推动党的事业前行。 （一）调查研究之风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是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为此，党通过深入的社会调查研究，逐步掌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为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阶段的调查研究不仅为党的建设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还为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在井冈山时期，他先后到宁冈、寻乌、兴国等地多次深入调研。毛泽东通过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和《寻乌调查》等报告，对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进行了详细分析，为中国革命道路的制定提供了科学依据。特别是在《寻乌调查》中，他对江西寻乌县的土地关系和社会结构进行了深入调研，为制定土地革命政策提供了科学依据。这种“解剖麻雀”式的个案分析方法，成为党观察形势、制定政策的重要工具。 　　延安整风运动期间，毛泽东进一步推动了调查研究在全党的广泛开展，并编印《农村调查》一书，系统阐述了他的调查研究观。他明确指出，调查研究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环节，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成功探索出适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最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取得了胜利。 （二）调查研究之风发展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为此，党中央展开了广泛的调查研究，以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依然高度重视调查研究，自1955年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调查粮食征购和供销情况的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在接到通知后将有关统购统销的几个问题调查清楚报告中央［6］，再到后续《论十大关系》的提出和1961年“调查研究年”的实施，标志着这一时期党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中的重大进展。 　　《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为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进行的理论探索。新中国成立后，党面临的重大课题是如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社会主义。从1955年底到1956年上半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且广泛的调研，听取了各个部门的汇报，总结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资料，毛泽东成功撰写了《论十大关系》。这部著作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十大重要关系，提出了根据中国国情灵活处理这些关系的方针，旨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毛泽东曾回忆道：“那个十大关系怎么出来的呢？我在北京经过一个半月，每天谈一个部，找了三十四个部的同志谈话，逐步形成了那个十条。”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调查研究在理论创新中的关键作用［7］。《论十大关系》不仅为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还为后来改革开放的思想准备奠定了基础。1961年“调查研究年”的实施则是党应对“大跃进”失败后经济困难的重要实践。为解决经济问题，党中央决定通过基层调查制定恢复经济的政策。在广泛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条例，如“农业六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工业七十条”等，有效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重要性提出明确观点，他指出，调查研究始终是必须坚持的一项基本工作。 （三）调查研究之风发扬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 准确把握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人面对不同的时代问题，通过调查研究，探索出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推动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文化大革命”后，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通过调研形成了“南方谈话”，推动了全国范围内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他通过考察广东、福建的经济特区，明确了经济特区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的腾飞。邓小平的“问数字、算细账”是作决策之前进行调查的重要方法。 　　在改革开放的深化阶段，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调查研究是决策的基础，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没有调查就没有决策权”。在1990年至1996年间，江泽民同志每年深入基层调研，覆盖农村、企业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特别是在黄河流域的调研，为后来的治水和生态保护政策奠定了基础。同时，他通过调研推动了党风廉政建设，增强了党的执政能力。 　　进入新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面对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矛盾突出的挑战，进一步深化了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胡锦涛坚持将调查研究作为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手段，他通过62项专题调研，为党中央重大战略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并提出了“五个统筹”发展战略，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落实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 （四）调查研究之风创新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并进行了全方位的创新发展，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要求。新时代的调查研究不仅是党领导国家的基本方法，也是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解决发展难题的重要路径。 　　新时代调查研究工作实现了制度化、常态化和体系化的发展。过去的调查研究多是由领导人或个别部门发起，具有阶段性和局部性的特点，缺乏系统性的安排。而在新时代，调查研究已成为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制度要求，从2012年的“八项规定”到2018年的《关于加强调查研究提高调查研究实效的通知》，再到2023年的《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调查研究被全面规范化，成为党内常态化的工作流程。这种制度化安排，确保了调查研究在全党范围内持之以恒地推进，奠定了科学决策的基础。新时代的调查研究引入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科技手段，这大幅提高了调查研究的精准度和效率。各级政府通过智慧城市、智慧政府、智慧社区等平台，运用现代技术高效、精准地 掌握社会动态，针对复杂问题进行科学有效的分析。同时，新时代的调查研究也更加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和现实问题，具有显著的人民性和问题导向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必须紧扣改革发展中的难点、堵点和痛点，确保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国内基层，累计134天，足迹遍布全国，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等方面的调研，为一系列重大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坚实依据。 　　“文可载道，以用为贵。”无论是马克思恩格斯数十年如一日的科学探索和革命实践，列宁领导俄国革命的成功经验，还是中国共产党取得的伟大成就，都深刻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调查研究，才能发现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智慧和动力。纵观社会主义发展史，我们可以说正是依靠调查研究，社会主义才逐渐明晰了历史发展的方向。调查研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一种工作方法，更是党的思想精髓、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 三、现实逻辑：大兴调查研究是实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 　　随着时代的发展，调查研究在实践中的应用愈加深入，党中央通过调查研究在多个领域实现了制度、理论和实践方法的创新。特别是随着党的主题教育的深入推进，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已经成为各项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方法和重要手段。 （一）大兴调查研究，是回应人民之需的内在要求 　　新时代背景下，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更加多样化，如何回应人民之需成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主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8］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做到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9］列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这一原则导向不仅贯穿于党的理论和政策中，更在实际工作中得到体现。古人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大兴调查研究需要坚持群众路线，深入基层，与群众交朋友，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掌握人民的所思所想。要知道智慧是从群众中来的，要自觉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只有通过精准的调查研究，才能有效解决当前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增强人 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调查研究是坚持人民立场的生动载体，新时代推进调查研究是党保持初心如磐的清醒和坚定的现实需要。历史反复证明，中国共产党的最大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应真正把心思用在干事业上，不仅要“身入”基层，更要“心到”基层［10］。大兴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期盼，就是践行群众路线、坚持人民立场的生动实践，是党持续保持清醒和坚定的内在要求。 （二）大兴调查研究，是破解大党难题的重要途径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既具有大党的优势，也面临大党的难题与挑战。这些挑战不仅涉及如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和推动社会发展，还包括如何持续提升执政能力和改进工作作风。历史反复证明，大兴调查研究是破解大党独有难题的重要途径。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系列主题教育中，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必要性。理论学习深入一步，调查研究就要前进一步。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再到党纪学习教育，每一次党内学习教育都对调查研究提出明确要求，要求党员干部通过学习能够自觉运用到实践当中去，将理论学习转化为实践应用，调查研究都成为党内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和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解决大党面临的大事、难事的重要举措［11］。为帮助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到调查研究的必要性，2023年3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指出，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是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回答“六个如何始终”这一独有问题的现实需要［2］。为了解决大党难题，党必须将调查研究贯穿于理论学习、实践应用的全过程［12］。党中央借助主题教育大兴调查研究，使党员干部在理论认识上逐渐成熟，在改革实施中更加精准，探索问题之源，破解大党难题，确保党和国家事业长治久安。 （三）大兴调查研究，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题中之义 　　新时代面对如何成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大兴调查研究这一答案，通过调查研究更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提高工作实效［13］。当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实现高质量发展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可预见性和未预见性挑战增多。实践 发展永无止境，调查研究也永无止境。在国际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危机四伏”，全球发展和安全形势错综复杂；在国内，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突出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尤其是涉及改革“深水区”的问题，如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层出不穷等，其难度不容小觑。面对这些问题，只有通过深入而切实有效的调查研究，透过现象看本质，着重找出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卡点、瓶颈，尤其是找出问题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才能探索出破解之道。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方向。改革措施的落地需要政府进一步制定政策，过去我们一些地方的政策在制定时就由于缺乏充分的调查研究，导致在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沦为“万分正确、十分无用”的形式化举措。当下我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领导干部更是需要带头深入一线，问计于民。大兴调查研究，寻求解决之道，保证方案立得住、行得通、真管用。 做好调研工作要抓住五个关键 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刘剑桥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1］。对于办公室人员来讲，更是如此。日常工作中，办公室人员要重视调查研究、善于调查研究，为各层级的决策部署提供与时俱进、系统完备、准确翔实、切实可行的意见建议。下面从五个方面就如何做好调查研究工作作一探讨。 一、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当前，开展调查研究最有力、最核心的指导思想，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开展一切工作包括调查研究工作时，要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善于学习运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工作实践，识别局部和全部、偏见和公正、客观和主观、支流和主流，把握事物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得出正确的结论，提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水平和能力。 二、有明确的目标 开展调查研究要目标明确、有的放矢，做到察实情、找问题、谋良策、促 落实。具体要抓住广泛性、真实性和前瞻性。 1．广泛性 　　既要解剖典型，又要了解全局，做到从整体上把握客观规律。既要到后进单位发现问题，又要到先进单位学习经验，做到从系统上掌握客观趋势。既要向各层级领导了解情况，又要深入基层听取一线意见，做到从不同角度掌握客观实际。 2．真实性 　　求真务实是开展调查研究的基本要求，更是根本遵循。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同志通过调查研究得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影响深远。陈云同志也一直强调“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办公室人员一定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不耻下问、甘当小学生，这样才能摸准实情［2］，拿出实招，求得实效。 3．前瞻性 开展调查研究，需要预测判断事物的发展趋势。办公室人员要不断培养高 瞻远瞩、高屋建瓴的境界和气质，善于用改革发展的眼光分析研判热点、焦点、重点、难点以及苗条性、倾向性问题，基于此提出的对策措施才能够推动事业的发展。切勿鼠目寸光［3］，让调研成为“马后炮”。 三、有科学的方法 　　一要用好用足传统调研方法。比如开展监督检查是现场调研、读书看报是资料调研、与人交流是座谈调研、文件会议是督办调研，既可以系统、全面地获得各种信息，又可以细致入微，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开展调研。二要与时俱进运用“短平快”的调研方法［4］。要充分利用当今社会信息网络化的优势，进一步提高调研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例如利用微信、微博、公众号发布音视频或文本信息，跟踪重点评论，针对性开展回访。再比如通过电子问卷，迅速获取所需关键信息，让调研成为推动工作的利器。 四、有正确的态度 　　事物发展都有自身规律，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即便是对同一个事物，每一个人的认知可能因所处阶段不同而不尽相同。办公室人员一要增强调研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接受一项工作、面对一个问题、处理一项任务，首先想到的就是调查研究，常绷这根弦，才能迅速地从表象、苗头、倾向中发现矛盾根源，千万不能未经调研就匆忙决策，甚至犯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错误。二要心系一线群众。各级干部尤其是年轻干部要多到一线深入调研，既“身入”更“心入”，群众是开展各项工作依靠的坚实力量，只有贴近一线，察民情、解民忧，才能真正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实现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五、做好调研成果的转化运用 1．在形成成果方面 　　内容上，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从个别中找出一般，从特殊中找出带规律性、普遍性的东西。方法上，要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运用好“既要、也要、还要”等多目标管理手段，抓住关键、抓准重点，紧紧牵住“牛鼻子”，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比如，标准上既要高标定位，也要科学实用；投入上既要提高安全系数，也要防止过度冗余；应急上既要保安全，也要提效率；管理上既要精细规范，也要精简灵活。 2．在成果运用方面 一要及时向上汇报［5］，尽快推进调研成果转化为领导决策。重点汇报在 调研中发现的典型经验、存在问题和对策建议等，争取领导认同；呈递签报或请示件给领导审阅，争取领导批示；深入领会领导意图，把调研成果和领导要求写进文件和讲话材料中，寓谋于文、寓谋于会、寓谋于事，主动当参谋、出主意、献良策。二要积极向下落实，尽快推进调研成果转化为实践成果。一方面要将调研成果转化成工作试点或改革先行方案；另一方面要以文件或通知形式印发基层，指导基层在学习借鉴试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实际逐一细化，形成各自工作方案，推进工作不断深化。三要主动对外宣讲，尽快推进转化为舆论成果。利用微信微博、报纸刊物、官方网站等媒体平台发布调研文章和成果，扩大影响力。把调研成果融入会议讲话、经验介绍、纪要信息等材料，引发各层级人员共鸣。开展专项行动、召开专题会议，得到领导专家、职工群众的支持帮助，在思想和行为上达成共识。 “好风气”何以浸润人心北京市顺义区“好风气机制建设”实践调研光明日报联合调研组 （2025年1月9日）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精神文明的重要作用不言而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围绕精神文明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改革部署，提出完善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制度机制。 　　北京市作为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和“首善之区”，围绕大力培育社会文明风尚，“改进创新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工作机制”作出一系列改革部署，成效显著。为深入了解北京市相关做法，光明日报记者会同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调研组，深入北京市顺义区开展蹲点调研，系统梳理了“顺义好风气机制建设”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相关建议。 1．基层好事层出不穷 　　在北京市顺义区北石槽镇下西市村，老人们都说刘军好。刘军却说，能成为顺义好人，是因为自己先遇到了好人。 2013年，刘军从老家河南来到了北京，有着绘画特长的他想创办一个培训 班，就租住在顺义村民家里。 “那时候日子过得紧巴，多亏大爷大妈帮忙。”刘军口中的大妈叫李士云， 是顺义人，曾是刘军的房东。 “看着这么朴实的孩子吃不上饭，你不心疼？”当年，李士云告诉刘军， “好孩子，你就来家里吃饭，大妈不要你钱。” 　　“大爷大妈对我这么好，我就想着，得为他们做点好事。”就这样，刘军开始教乡亲们画画，风雨无阻、分文不取，一做就是11年。在刘军画室，一屋子正在挥毫泼墨的老人中，李士云就是其中一位。“我现在不仅是学员，还是画室的志愿者！”李士云说，好事做多了，就像做大事一样让她有成就感。 　　“我们这个时代，是有利于出好人的。在基层，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关键看我们能不能发现，又去怎样对待。”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陈培永教授认为，好人的基本面貌是积极传播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身体力行向上向善。好人越来越多，是新时代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显著成果。 在顺义区，调研组还遇到了这样一群好人。 不久前，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4年第三季度“中国好人榜”， 北京市推荐的好人暴晓燕入选助人为乐类别。 　　“我第一次参加无偿献血是2006年，意外得知自己是‘熊猫血’，那咱还说啥，别人有难更得帮了。”暴晓燕笑着说。她家中，收藏着厚厚一摞献血证。从20岁起，她就志愿参加无偿献血，累计捐赠血液超过6000毫升，帮助了20多个家庭重燃希望。 　　2023年，一个患有急性髓系白血病的16岁女孩急需输血。接到紧急求助后，暴晓燕立即赶往医院。当时，女孩因红细胞未达标准而无法手术，需要不断输血，预计使用的血量是未知数。 一个人的力量不够，暴晓燕就通过媒体紧急呼吁全国同血型的志愿者。 　　“真是一呼百应！大家从全国各地赶来，自掏腰包付路费。有的人连夜驾车赶来献血，直到孩子移植成功。”暴晓燕告诉调研组，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每一场好人好事的接力，都让她感到了社会风气的向上向善。 　　善不嫌小，事不怕微。很多群众向调研组反映，衡量一个地方社会风气正不正，要看想做好事的人是不是越来越多了。 调研组在顺义区深入走访发现，众多来自乡村、街道、学校的群众自发集 结成志愿者队伍。其中，“顺义区第十一中学志愿服务队”“星火志愿护河队”“潮白红领巾”“80后义工社”都拥有广泛的号召力，群众基础不断扩大。 在基层农村，文明风尚往往反映在村容村貌和村风家风之中。亟待发展的 村子，根上的问题往往在于风气。 调研组带着这个问题来到南彩镇南彩村。 据群众讲，这个村的党支部很有办法，组织了一支“巾帼志愿服务队”。 党支部书记叫袁立新，是一位女同志，带着姐妹们一起做好事。 　　“南彩就是我的家，我想让自己家更好。刚当书记时，我发现大伙心里也想好，但都互相看着，没人愿意站出来干。”袁立新对调研组说，“会开着开着我眼泪就掉下来了，我是村书记，我就得带头干，可也不能一个人蛮干。” 　　袁立新组织起来的“巾帼志愿服务队”平均年龄53岁，大姐们长期为村里老人理发、打扫卫生，还为孩子们成立“阳光暑期托管班”，友好互助的邻里之风一传十、十传百。 “我们做好事，图的就是人心换人心。”袁立新告诉调研组，现在，南彩 村没有一户乱堆乱扔。“过去有点儿牢骚的村民，看你给他做了好事，反而带 头遵守乡规民约，也成了我们的一员。” 　　调研组发现，基层从来不缺好人好事。社会风气的建设从来不是喊口号，而是紧紧围绕群众的“急难愁盼”，以更加接地气、聚人心的形式存在着。社会风气建设是个慢工出细活的工作，要想真正将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调动起来，形成螺旋式上升的辐射效应，必须进行常态化、机制化建设。 2．成风化人盼机制 　　在顺义区，层出不穷的好人好事，为构建良好的社会文明风尚奠定了基础。有专家学者向调研组提出，好人好事并不等同于好风气，也不一定都能自然转化成社会文明风尚。一方面，负面信息往往更抓人眼球，如果不积极传递正能量，社会舆论空间就容易被负能量挤占。另一方面，凡人善举往往难以被及时发现、放大，零散的好人好事难以直接转化成浓厚的好风气。 　　调研组也发现，不少单位和基层组织缺乏发掘好人好事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行动。有的认为好风气建设费工夫、见效慢，不愿抓；有的缺少发现“真善美”的眼睛，甚至对好人好事熟视无睹，不会抓；有的对影响力大的善举关注和宣传多，却忽视了身边的温暖小事，抓不细。 　　在机制层面，亟待建立起一套完善的，集发现、表扬、宣传、激励于一体的社会好风气塑造机制。对不文明行为，尚缺少管理约束机制。在实际推动中，往往仅是宣传部门或者行业部门抓得多一些，在顶层设计上还缺乏“一盘棋”的整体谋划与系统设计，“一把手”亲自推动社会风气建设还不够有力。 　　“只有充分发挥党委领导作用，建立健全发现激励引导培育好人好事的机制，激发人们向善、向好、向上的内驱力，崇德向善的社会风气才能蔚然成风。”北京市顺义区委负责同志向调研组坦言，要推动大家做好人好事并形成好风气，必须坚持问题导向，紧盯一些关键环节、关键小事。 　　顺义区的做法是将营造“顺义好风气”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坚持高位统筹，边探索、边推动、边总结、边提升，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引导全区民众自觉成为好风气的守护者和践行者。 　　建立好人好事发现、表扬、激励机制，以榜样力量营造好氛围。“妈妈，现在班里同学都认识你，我感到很骄傲！”前不久，暴晓燕的女儿在学校收到了一封表扬信，学校根据教育主管部门塑造好风气的细则要求，在各种育人场域朗读并宣讲暴晓燕的事迹。这并非个例，通过机制建设，顺义全区已向好人 好事所在单位、其子女所在单位或学校寄送“表扬信”千余封。各学校借助接收和宣传表扬信的方式，持续推动好风气更加深入校园、与教育教学有效结合，让培育文明风尚真正从娃娃抓起。 　　创新发现机制，汇集日常暖心事；建立表扬机制，宣传选树模范人；构建激励机制，关爱礼遇有德者。顺义区委要求全区基层党组织将挖掘、传播好人好事纳入网格员、街巷长、楼门长的日常工作，随时随地发现凡人善举，要求村（社区）在每月一次的党员大会上通报表扬好人好事，批评不文明行为。建立健全区—镇（街）—村（居）三级分层表扬机制，村（居）委会定期通过大喇叭广播、公示栏张贴、戴红花表彰等多种形式专题通报好人好事。 　　完善城乡基层自治体系，以村规民约培育好习惯。在推动文明风尚建设落实落细的过程中，顺义区大力推动全区民众广泛参与村规民约、居民公约的修订，并积极遵规守约，依托社会规范的约束作用，引导民众自觉遵循公序良俗。 　　在顺义区旺泉街道宏城花园社区，小到邻里矛盾，大到社区建设规划，都可以在《居民公约》中找到答案。社区党组织的具体做法叫做“1234”，即依托1个“社区党组织”，运用“现场约”“网上约”（楼栋熟人圈微信平台）2种方式，瞄准“社区事”“邻里事”“家里事”3类突出问题，采取“居民自我约”“邻里监督约”“百米党小组协同约”“‘三圈联动’激励约”4种“约”法。 　　在村里，村（居）规民约与村居民众的福利和个人荣誉相关联，采取奖惩措施形成“利益约束”，用以提升群众遵规守约的自律意识，促进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效衔接。 　　调研组在顺义区杨镇了解到，各村都成立了由“3名‘两委’干部+2名党员+2名村民代表”组成的村规民约“执约小组”，负责检查村民的履约情况。在“违约者‘失面子’，遵约者‘有甜头’”的风向引领下，越来越多群众发自内心地遵守公共文明行为规范，一种守望相助、和谐向善的文明新风尚逐渐兴起。 　　健全志愿服务动员机制，以志愿精神引领好风尚。2024年以来，顺义区新增志愿者2.8万人，全区志愿者总数达到了26.7万人，占全区常住人口总数的近五分之一。 　　开展志愿服务的关键是党员带头。顺义区委将2024年定为“党员志愿服务年”，各级党组织建立1306支党员志愿服务队伍，以党员“双报到”带动志愿 服务推广深化。截至目前，顺义全区已经组织开展党员志愿服务活动1.1万余次，志愿服务成为党员作用发挥的重要平台。近期，顺义区还调动党政机关和社会各界力量为志愿服务事业“加油”，并树立评优评先、招聘录用等方面志愿者优先的价值导向，举办全区志愿者回馈专场主题活动，让志愿者得到更多礼遇。 　　社会上的不良行为如果听之任之，不及时予以纠正制止，就会形成“破窗效应”，继而衍生扩大成社会性问题，破坏好风气。为了让好风气长久，让好人好事持续，近年来，顺义区还紧盯与群众生活相关的重点行业，持续加强医德医风、师德师风建设，向不文明养犬、破坏环境卫生、辱骂诬告他人等不良风气“亮剑”，健全抑恶扬善机制，不断促进社会文明和谐。 3．树正风气助发展 　　将风气建设作为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关键抓手，是做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路径。调研组发现，自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以来，该区社会风气建设成效逐步显现，城市魅力和精神文化内涵得以彰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社会风气建设成效逐步显现—— 　　北石槽镇下西市村1户需要看护的空巢老人，原来由村“两委”人员进行照顾。启动“伴夕阳”志愿服务项目后，全村已有8人报名参与助老志愿服务，目前队伍还在不断壮大。裕龙三社区老党员们自发成立“星火志愿护河队”，通过常态化义务巡视潮白河倡导群众保护生态环境，从最初的32人发展到目前的110余人，不断彰显“银发”担当。成效不止于此，2023年以来，顺义区共有21人获评中国好人、北京榜样等荣誉，人数居北京市前列。 基层治理水平得到提升—— 　　好风气成风化人，久而久之，群众知道该向谁学习、以谁为榜样，自觉从内心约束行为，养成了推己及人的同理心，不仅邻里、家庭等关系变好了，越来越多的人还主动参与到村和社区治理中，推动了从“袖手看”到“拍手赞”再到“动手干”的转变，实现了以文明实践赋能基层治理。 　　在空港街道三山新新家园社区，快递员争做“新”网格员，他们将包裹送入千家万户的同时，积极融入社区治理，主动将发现的隐患、问题、线索向社区上报。社区则积极为快递员提供工作、生活便利，社区与新就业群体间的“双向奔赴”不断上演。 发展实力明显增强—— 顺义区将弘扬好风气作为提升地区发展软实力的重要抓手，坚持边探索、 边推动、边总结、边提升，及时把好经验、好做法固化为长效机制。 　　得益于好风气建设，顺义全区上下焕发出昂扬向上的精气神，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向前。据调研组了解，2023年，顺义区国内生产总值实现2203.6亿元，总量在北京市十六个区中保持第五，同比增长7%，增速第三。2024年1—3季度，该区GDP同比增长6.1%，增速超过全国平均1.3个百分点，高于北京全市1个百分点，增速全市第四。1—10月，规上工业总产值等主要经济指标增速均保持北京市前列，PM2.5累计浓度始终保持全市9个非生态涵养区第1，11类重点警情下降35%，邻里关系类案件减少27%，其中前三季度，市级环境建设管理和农村人居环境考核保持全市5个平原新城第一。 　　很多干部群众都认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是一座城市宝贵的精神内核。过去一年，顺义区大力营造“顺义好风气”，推动好风气逐步内化为区域软实力，为引领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4．“好风气机制建设”的启示 　　培育社会文明风尚关乎高质量发展成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必须高质量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走深走实，使精神文明建设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不断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精神力量。 　　北京市高度关注和总结基层一线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积极做法，提出“完善好人好事发现、宣传、激励机制，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社会氛围”具体改革举措，具有表率意义。 　　调研组认为，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和“首善之区”，首都的精神文明建设探索实践理应对全国具有示范意义和辐射带动作用，深入挖掘总结北京市培育社会文明风尚，持续推动社会风气向上向好，特别是推动基层一线积极探索和实践，对于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具有重要意义。实践证明，通过持续推动好风气建设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做法，是管用可行的。 　　体制机制建设是久久为功的“关键一招”。在顺义，好人好事连点成面、形成规模、产生影响，最终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就在于机制建设。其中，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顺义区在党委层面推动培育社会文明风尚的一揽子机制建设，“一把手”亲自抓社会风气建设，先后建立好人好事发现表扬激励机制、完善基层自我管理机制、建立持续推动工作机制，从崇德向善的维度探索社会治理新路径，社会风气建设成效不断显现，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 明显成效。很多专家学者坦言，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持久支撑的“关键一招”， 就在于体制机制建设。 　　顺义区从持续深化机制建设的层面，使得好风气建设向纵深推进，促进良性循环，涵养独特的城市文明气质。 　　系统协同使好风气建设“常”“长”有为。调研组认为，推动好风气建设体系化、常态化、长效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涵盖了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好风气建设不是靠“运动式”“堆盆景”就能干成的，党员干部必须树牢正确政绩观，不断巩固和扩大群众基础，才能不断释放正面效益。 　　必须坚持系统观念。顺义区的做法是，把好风气建设摆在与抓经济建设同等重要的位置上，妥善处理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个体参与和组织动员、扬善和抑恶等关系，从全局着眼做好谋篇布局，不断优化好风气建设的政策框架、落实举措，将诸多系统观点和系统思维广泛运用到具体实践中，打破部门界限，确保好风气建设全面、系统、可持续推进，推动社会精神文明持续向善、向好、向上，通过一系列扎实的工作，取得了看得见的成效，赢得了有关各方衷心支持。 　　必须坚持协同推进。好风气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面广、复杂性强，靠一个部门单打独斗很难抓出成效，必须在发挥党委统筹作用的同时，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变“要我做”为“我要做”。 　　比如，顺义区教育部门不仅通过好风气建设推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志愿服务工作和师德师风建设工作再上新台阶，更将好人好事作为日常开展教育教学的重要资源，运用暴晓燕等榜样人物事迹作为鲜活素材，引导青少年学生成为“新时代、新家乡”好人好事的积极践行者，从身边小事出发，深刻感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京华大地的生动实践，从而坚定“四个自信”。 “行走”的思政课，“走新”又“走心”云南省积极推动思政教育改革创新的 探索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5年1月20日）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冬日暖阳里，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曾经的校舍静默不语，革命烈士的衣冠冢、纪念碑沉寂无言，来此参加思政课实践教学活动的云南工程职业学院师生，将他们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化作西南联大校歌《满江红》的高声合唱。 　　“只要我还走得动，我就要去巡边，还要擦界碑、涂红漆！”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隔界村紧挨着边境线。红河州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代表面前，护碑、巡边十几年的村支书普玉忠话语铿锵！在这场行走国门的思政课集体备课会上，普玉忠守边固边兴边的生动经历，为各思政课老师的课堂备课加了油、充了电。 　　“幸福花开石榴红，籽籽同心育新人。”清晨，昆明理工大学附属小学门前人流不息，校长石梦媛和学校的吉祥物“榴小幸”“榴小福”一起，张开怀抱迎接着孩子们的到来，“人生如字，要带孩子们写好民族团结进步的每一笔，我们把象征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吉祥物放在门口，就是要给每一位学生种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一颗种子。” 　　2020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考察调研时强调，教育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坚持正确办学方向，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远的时代新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人才支撑。 　　五年来，云南省牢记殷殷嘱托，各地各部门各学校积极推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广大青少年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和行动更加自觉。日前，光明日报调研组一行深入云南各地大中小学，探寻云岭大地思政教育实践中形成的好做法好经验，看云南各地如何不断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感染力，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让思政课成为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 一、知与行合一：思政课“看得见”“听得进” 一节思政课怎么才能真正打动学生？ “‘行走的思政课’——我从西南联大来”是云南师范大学在充分挖掘西 南联大精神基础上的创新和尝试。课堂教学形式生动活泼，让思政课走出教室、走进历史，让学生们在知行合一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告诉调研组。 　　“同学们猜一猜，当时老师上课最‘怕’的是什么？”站在云南师范大学一二一校区西南联大旧址里那间低矮简陋的教室前，李红英向研学的同学们发问。 “是炮火”“是轰炸机”“是警报声”同学们纷纷猜测。 　　“都不是，是下雨。”李红英手指着教室屋顶上的铁皮：“西南联大时期，条件艰苦，物资匮乏，茅屋铁皮顶，下雨时教室里就像敲鼓鸣锣。一次，暴雨吵得学生无法听讲，老师干脆在黑板上写下‘静坐听雨’四字，和学生一起细听雨声。”李红英的话，似乎把学生带到了那段战火纷飞的岁月。 　　阳光透过教室窗户，洒在油黑的桌椅上，墙上的联大校徽熠熠生辉，学生们对战火硝烟中联大师生的淡定与从容肃然起敬。 这是一堂“行走的思政课”，更是一次家国情怀的传承，超过12000名中小 学生接受了思想的洗礼。 　　行在云岭大地，有这样一堂思政课，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张桂梅思政大讲堂”。 　　“对我来说，创办女高只是实现梦想的第一步；把一批批大山的女儿送出大山，这是梦想的第二步。我和同事们仍在坚守、仍在奋斗”“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上，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动情的演讲，令无数听众洒下热泪。 　　这堂课创办至今，秉持“让有信仰的人讲信仰”的理念，录制播出15讲，朱有勇、桂海潮等先进模范人物先后走进大讲堂。云南各高校、各州市积极开设形式多样的分课堂，已开讲300余场，这堂“行走的”“云端的”“润心的”思政课，目前已经成为云南思政教育第一“金课”。近年来，云南各地学校积极探索教法、学法与行法的有机融合路径，持续延展思政课堂教学“半径”，努力打造一堂走出教室的思政课。 　　为促进思政课“行”在路上、“走”进心里，云南省各地大中小学统筹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网络教学，在苍山洱海边讲生态环保故事，在纪念馆讲红色故事，在少数民族村落讲民族团结故事，思政课在学生心里更加可感可知。 2024年7月，新时代云南省学校思政课建设推进会召开。“把党的创新理论 讲深、讲透、讲生动”“提高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让思政课成为学生 真心喜爱、终身受益的‘金课’”会上，云南省委书记王宁发出号召。 　　云南民族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师生社会实践团，以“石榴红青春映边疆”为主题开展一系列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云南大学近百名师生重温红军长征过云南的艰辛历程，在一步一个脚印中体悟长征精神。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申斌介绍：“通过与扎根边疆青年交流、走访民族村寨，不少学生体会到实践的意义，对课堂内容有了更深切的理解。” 二、多渠道教学：民族团结的种子结硕果 　　普洱市宁洱县民族团结园，六角亭前，普洱中学党委书记张青云带着学生们参观民族团结誓词碑，听誓词碑盟誓代表后代方财兵讲述那段故事。 　　“我们廿六种民族的代表，代表全普洱区各族同胞，慎重地于此举行了剽牛，喝了咒水，从此我们一心一德，团结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誓为建设平等自由幸福的大家庭而奋斗！此誓。”方财兵语气铿锵，背出誓词碑上的75字誓言。 48人，26个民族，75字，74载！时光流逝，丰碑如磐，誓言永恒。 　　“当时，盟誓签字是冒着生命风险的。傈僳族代表李保，回到家乡后不久就被国民党反动派抓走。他被埋在土里7天7夜，敌人劝诱只要不跟共产党就放了他，还能当土司，他却坚贞不屈，不改其志，直至牺牲；我的父亲方有富，退伍后带领乡亲们建设水电站，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傣族代表俸郁清，从北京 毕业后回到边疆乡镇卫生所奉献一生　　”方财兵说。 　　“布朗族有句古话，‘单翅不会飞，独脚不会跑，手足要团结’，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的父辈们用鲜血和生命守护民族团结，用双手和汗水创造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情到深处，方财兵声音哽咽了，不少同学眼中也闪着泪花。 这样的民族团结思政课，是普洱中学每一位学生的“必修课”。 　　与誓词碑仅一墙之隔的普洱中学是一所百年老校，现有近5000名学生。张青云介绍，学校紧扣民族团结主线，开展讲好“一块丰碑故事”、跳好“民族团结舞”、上好“专题思政课”等特色教育活动，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入脑入心。 　　“誓词碑的故事，从小学学到初中，这样的思政课，我们听不够！”普洱中学初一学生李若溪说，她现在成了学校一名“石榴籽”讲解员，今后不论到 什么地方，都会继续讲好誓词碑的故事。 这座誓词碑，见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少数民族面貌、民族地区面 貌、民族关系面貌发生的历史性巨变。如今，每年来此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达 10余万人次。 一堂思政课，全国各地都在讲，云南各学校该讲出什么样的本地特色，让 学生“看得见”“听得进”“记得住”呢？ 　　翻开《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及加强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施方案，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的实践路径清晰可见。 　　临沧市镇康县开展主题课赛、演讲、书法、绘画和歌舞“五个一”活动；保山市腾冲市举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师资培训班在云南，25个边境县开展学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边境行”系列活动，通过专题讲座、文化研学等方式，让边境线上开满“团结花”。 　　在云南民族大学，书记、校长带头讲授“民族团结进步”开学第一课。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毕跃光介绍：“学院注重提升思政课的针对性和吸引力，将慕课、云课堂应用到教学中，形成宽领域、广角度和多渠道的教学格局。” 石梦媛介绍，来自不同民族的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互帮互助，学校组织 开展丰富的实践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学生血脉。 调研组了解到，云南全省将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相结合，丰富的实践 活动，让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在学生心中生根、发芽，结出累累硕果。 三、全过程覆盖：思政教育春风化雨入心间 面对大中小学学生，思政课都要“春风化雨入心间”，怎样才能把“最难 讲”讲得最精彩？ 　　“同学们，购物时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塑料袋？”思政课课堂上，昆明市盘龙区明通小学教师王悦菡一个问题抛出去，四年级的学生们争先恐后抢答起来：“用帆布袋”“我可以用书包装”“我奶奶有菜篮子”课件中，左侧是浓烟滚滚的工厂，右侧是青山绿树的乡村。“这体现着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牺牲环境还是保护环境？”面对两张照片和昆明市实验中学教师周学提出的问题，七年级学生齐刷刷指向右侧。 　　“哀牢山走红了，该如何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昆明市第十中学，面对照片里眼神炯炯的野生动物和幽秘的原始森林，“如何找到生态保护与经 济发展的平衡点”的问题让学生们陷入了思考。 　　一堂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思政课，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群体，分别应该如何讲？近日，在昆十中求实校区，一场别开生面的思政课教学展示活动给出了生动答案。 　　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既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的殷殷嘱托，也是《云南省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明确提出的阶段性任务。 　　小学阶段重在培养道德情感，初中阶段重在打牢思想基础，高中阶段重在提升政治素养，大学阶段重在增强使命担当。锚定任务目标，云南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成立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各学校把思政课作为重点课程加强建设纳入考核，将之作为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评估标准。调研组一路行走，见到云南一批一体化建设的学校“联盟”和评价体系正在探索建立，一批思政课名师工作室也应运而生，以一体化建设引领推动新时代思政教育高质量发展，正在不断成为现实。 　　以高水平师资队伍服务一体化建设。目前，云南各大中小学专职思政课教师队伍达2.5万多人，省、州、县、乡、校联动全覆盖培训机制建立并日益完善。集体备课、线上磨课、集中研学，围绕如何上好思政课，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少不了“切磋”“磨合”。 　　“思政课教学不仅是知识传授，更是情感与价值的塑造。”在集体备课《中华民族一家亲——谁也离不开谁》的过程中，昆明市盘龙区桃源小学教师黄静从讲故事、情景剧等形式入手，让学生们在活动中感受到民族团结与文化认同的重要性。“思政课的设计不仅要关注核心素养的培养，还要注意各学段的衔接和递进，确保从小学到大学思政教育的连贯性。”黄静告诉调研组。 　　以一体化教辅教材贯穿学生成长全过程。“我们组织编写云南省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本土教辅材料，小学版图文并茂，初中版故事生动，高中版史论结合，大学版则重在理论。”云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化军介绍。 　　除此以外，一体化云端思政、一体化资源共享，正在云岭各地摇曳生花。优质的教学资源、云端视频课不断在各视频平台上新，思政教育的影响力、感染力不断增强。“大学拥有更丰富的教育资源，要将这些优质的教育资源下沉。”昆明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海云告诉调研组，各学校也应该坚持“引 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提高教育资源的利用率。 四、经验与启示 　　作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承载着培养时代新人的历史期许，担负着实现伟大梦想的时代使命。云南省精准把握时代需要，积极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断推动思政课建设谱写新篇章。 　　始终坚持加强党的领导，开创“大思政”格局。思政课提质增效，首先要围绕立德树人这一总目标进行系统性、立体化构建。云南省立足教育事业全局，明晰目标任务方法，将思政课建设摆在重要位置，以制度化严格把准建设方向，凝聚广大师生共识，提供坚强政治保障。全省教育系统全面推动把“大思政课”建设成效作为办学质量和学科建设的重要评估标准。各级党委（党组）持续把思政课建设作为党领导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努力构建党委统一指挥、党政共同推进、相关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协同合作的工作模式，营造全党全社会积极办好思政课的良好环境。 　　深度盘活思政教育资源，优化“大课堂”模式。云南省注重从“思政课”到“大思政课”的迭代，积极开发利用各类校内外实践基地、红色文化场馆等资源，探索“课堂+实践”模式，推动小课堂走向大讲堂，小科目走向大实践，小叠加走向大融合。一是聚焦课堂育人属性，借助学术研究阐释理论，通过故事讲述事物道理，打造立体生动、富有感染力的课堂“主阵地”。针对思政课纵向协同有待加强的问题，云南高校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共同体中积极发挥协同助推作用，打造“纵向到底、横向到边、全面覆盖”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共同体，形成了上下联动的一体化建设格局。二是突出实践育人功能，从楼宇之间到田间地头，广大师生带着问题走出课堂走进社会，在一堂堂“行走的思政课”中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对价值的认同。 　　积极打造思政教育品牌，涵育“大平台”动能。打造有特色、有亮点、有影响的思政教育品牌，对于引导、培育、塑造青年学生思想政治素养有着重要的价值意蕴。云南省充分利用平台、活动、课程、基地等多元化载体形式，以“张桂梅思政大讲堂”为引领，推出“西南联大讲坛”“理解中国”“农民院士大讲堂”等一批扎根云岭大地的思政课特色品牌，共同勾勒出“专”“新”“精”“特”的红土高原思政课新样态。通过融入党的创新理论，嵌入特色实践活动，渗入新型教育技术，夯实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品牌的独特优势，不断契 合青年学生精神需要，为新时代思政课改革注入新的发展动能。 　　着力打造思政课教师队伍，铸牢“大师资”体系。云南省聚焦思政教师队伍规模、结构和专业建设问题，全省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多措并举加快健全思政课教师选用、管理、考核、成长的人才培养体系，强化思政教育高素质人才供给，推动学校配齐配强思政课教师。一是规范配备制度，对于全省大中小学各学段思政课教师配比作出明确量化要求；二是健全准入制度，明确选聘标准与流程，严格把控选聘过程中的政治素养、师德品质、专业能力等关键环节，强调定时开展教师的入职前培训评估工作；三是完善培训制度，定期开展教师入职培训和骨干研修，积极组织教师参加教学课题研究、教学基本功比赛和教材使用培训、集体备课会等活动，以培促教，以赛促教。 2025年未来产业发展形势展望 赛迪智库未来产业形势分析课题组 　　2024年，我国未来产业政策体系不断完善，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绿色能源、商业航天等产业展现出巨大市场潜力，各地加快培育未来产业，形成一系列新模式、新做法。展望2025年，我国将持续加强政策协同和资源统筹，部分新领域、新赛道产业化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各地未来产业“技术-场景-产品-企业-集群”一体化推进模式将持续优化，资本支持有力、人才交流通畅的生态将逐步完善。 一、对2025年形势的基本判断 　　2024年，国家持续优化未来产业顶层设计，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系统规划了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和未来健康六大方向。相关部门围绕新领域、新赛道技术、主体、场景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工作。2025年，我国将持续完善未来产业总体和新领域、新赛道政策体系，在未来产业科研攻关、场景示范、主体培育、生态营造、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加快落实系列务实举措，统筹财政、产业、区域、科技等资源，逐步形成未来产业的强大工作合力。 二、未来产业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在力量 　　作为高附加值、强带动性的前沿产业，未来产业展现出巨大市场潜力。有关机构预测，2024年，我国量子科技市场规模将超890亿元，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生物制造将成为下一个增长点，据统计，2023年，我国生物制造市场规模已达4200亿元，未来十年将保持近17%的增长率。原子级制造正处于从理论创新与关键技术突破向产业化迈进的关键阶段，原子层沉积等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提速。清洁氢在构建我国新型能源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根据国际能源署（IEA）报告，中国绿氢项目在2024年获得金融支持的清洁氢项目中占比高达40%，国内清洁氢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随着航天器制造能力的提升和产业链配套的完善，商业航天有望打造另一个万亿级市场。 　　展望2025年，以量子科技、生物技术、原子级制造、绿色能源、商业航天等为代表的未来产业将持续实现突破，技术创新、行业应用、市场拓展进程将进一步提速，形成高成长性新业态，部分新领域有望迎来商业化推广，并逐渐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动力。 三、“集群模式”推动产业特色化集聚发展 　　2024年，全国各地培育形成一批未来产业可示范、可推广的先进模式。北京市加快“技术-产品-标准-场景”联动迭代，推动6G、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卫星互联网等技术、标准和场景同步发展。上海市建立一体化场景培育机制，通过打造未来产业试验场、特色场景创新联合体等，形成“早期验证+融合试验+综合推广”一体化体系。山东、湖北等省份通过健全场景管理体系、设立场景需求和供给清单、认定典型场景、搭建场景赋能平台等，畅通未来产业场景“应用-反馈-迭代”循环机制。同时先行地市结合产业基础加快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例如，上海市建成张江、临港和大零号湾首批3家未来产业先导区，浙江省建设两批共计17家未来产业先导区，河南省完成两批14家省级先导区评选，安徽省发布首批10家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筹建名单。 　　2025年，各地未来产业政策制定、技术创新、场景示范、行业应用及集群打造等工作将持续推进，通用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生物制造等领域有望加速形成一批标志性技术、场景、产品、企业和园区，地方未来产业先导区布局将进一步完善，逐步以“集群模式”推动产业特色化集聚发展。 四、产业生态体系建设迈入新阶段 　　先行地市高度重视资本、人才在未来产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持续提升供给能力。2024年，上海市宣布组建总规模100亿元的未来产业基金，基金期限长达15-18年，直接投资未来产业重大战略项目；成功举办2024全球“未来产业之星”大赛，以“项目+人才”双轮驱动推进未来产业技术创新和人才交流，征集了575个项目，其中海外项目覆盖26个国家，国内项目覆盖22个省份。北京市宣布成立四支总规模达500亿元的产业投资基金，涉及人工智能、信息产业及医药健康等领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设立每年10亿元的人才专项资金和100亿元的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建立“产业升级基金”“科创基金”“人才基金”等多元化金融服务体系。 2024年4月，北京市依托中关村论坛未来产业创新发展论坛搭建国际化交流 平台，提升未来产业全球创新人才及团队吸引力。 　　2025年，地方未来产业资本、人才及合作方面的创新举措不断涌现，科技创新服务、资本支持环境、人才交流能力将得到全面提升，未来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吸引力和竞争力将进一步增强，生态环境将持续优化。 五、需要关注的问题 未来产业细分赛道需要精准化、合理化 　　目前，业界对于未来产业内涵边界、发展趋势等仍缺乏深入理解，造成未来产业布局、培育存在诸多无人区、深水区，面临方向选取不精准、赛道布局不合理等问题。调研发现，部分省份在未来产业布局中更倾向选择那些具有巨大发展潜力的细分赛道，但本地在该领域存在基础研究相对薄弱、高端人才储备不足、相关产业生态不完善等问题，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资源浪费。以量子领域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在地方已出台的未来产业政策文件中，将“量子信息”或“量子科技”作为主要布局方向的超过80%，但部分地区并不具备培育量子产业的基础，未能充分结合自身产业基础和资源禀赋进行合理规划和布局。 技术创新与应用推广需要协同发展 　　未来产业技术、产品和服务的持续创新优化离不开应用场景的实践验证。当前，我国未来产业在场景开发、应用及推广等方面仍存在短板。一方面，前沿技术创新与场景应用推广之间缺乏紧密协同。以量子科技为例，尽管我国在量子科技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但其技术成熟度仍未达到直接适配智慧交通、金融科技、生物医药等领域实际应用的标准，导致技术研发与实际应用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现象。另一方面，未来产业场景推广力度有待提升，技术和产品的市场接受度有待增强。例如，人工智能在工业领域的应用，供给侧热度较高但需求侧应用较少，部分制造业头部企业从人工智能架构到实际场景落地推进表现较好，但很多中小企业受制于资金、技术能力等问题未能实现发展。 合作渠道待拓展、资本参与度待提升 　　未来产业大量的新技术、新产品研发需要金融资本的支持，需建立健全容错纠错机制，进一步畅通“募投管退”循环，保障各方利益。未来产业尚处于发展初期，技术路线多样且受需求方认知不足、商用场景开拓受限、商业模式不清晰、产业化前景不明朗等不确定因素影响，难以吸引金融资本，且现有投资基金更偏向投入相对成熟的领域，未来产业资金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同时，我国未来产业融资供给市场仍不健全，产品结构较为单一，主要以政府专项支持为主，以未来产业为主要关注领域的私募基金、风险投资等多元化的市场金融产品较少。此外，适应未来产业早期、长线投资的资本较少，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未来产业创新活力的释放与整体发展。 六、应采取的对策建议 推动先行地区特色化集聚发展 　　各地区立足自身基础条件和特色优势，明确本地未来产业发展的战略定位和重点方向，围绕核心企业与关键技术，积极引进上下游配套企业，完善产业链条，培育和集聚一批高成长潜力的科技企业；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先行先试，依托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国家大学科技园等加快建设一批在全国具有标识性的未来产业园区和未来产业先导区，引导各类资源加速集聚，打造特色产业链，因地制宜布局未来产业。 加快特色场景牵引未来产业创新 　　政府要充分发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省级未来产业先导区等创新资源优势，建设未来技术概念验证中心、场景应用验证实验室等综合验证平台，制定概念和场景验证计划和创新技术转移路径，推动未来技术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制及产业化落地的有效衔接；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加快构建未来产业应用场景常态化发布机制，以“揭榜挂帅”方式评选未来产业典型应用场景或优秀案例，地方政府、行业领军企业加强场景供需对接合作，加速未来产业标志性产品落地。 加大前沿技术攻关和成果转化力度 　　政府要统筹布局未来产业标准化发展路线，加快重点标准制定。加强前沿领域跟踪监测，研究制定并发布未来产业关键技术和标志性产品清单，明确重点方向和技术路线；实施重点研发计划，加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供给。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成立联合实验室，布局建设一批中小试验基地、公共技术服务平台、众创空间和孵化器，缩短新技术验证和落地周期，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及推广；开展创新创业大赛、构建国际化交流平台等，激发业界创新活力，积极营造未来产业发展生态。 提升多元金融要素供给能力 　　尽快设立国家级未来产业专项基金，加大政府投资基金对未来产业的投入力度，鼓励地方设立未来产业专项基金，共同打造早期介入、全周期赋能的新型耐心资本，投向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平台、新应用；面向未来产业的战略性、引领性、颠覆性和不确定性特征，强化各部门协同联动机制，设计新领域、新赛道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信贷支持等多维联动的政策工具，激发各类主体创新动力，完善竞争性支持和稳定支持相结合的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 2025年中国经济展望报告 中国银行研究院中国经济金融研究课题组 　　2024年，受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内需疲弱、社会预期低迷等因素影响，前三季度我国经济景气逐季走弱，一、二、三季度经济增速分别为5.3%、4.7%、4.6%。对此，9月份以来，一揽子稳经济增量政策加力推出，政策覆盖面广、针对性强，诸多领域出现积极变化。供需两端回暖，社会预期和市场信心逐步回暖，经济企稳回升动力持续增强。初步预计，全年能够实现5%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但当前经济回升基础还不牢固，经济结构性、周期性转换过程中的多重阵痛依然明显，突出表现在外需支撑难以抵补内需不足、新兴产业发展难以抵补房地产等传统产业拖累两方面。 　　展望2025年，内外部政策变化将是影响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大变量。从内部看，一揽子稳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未来增量政策进一步加力的空间，将成为推动内需回升、风险化解、信心恢复的重要力量。从外部看，美国大选后对华关税政策调整或将对中国出口造成影响。因此，2025年中国经济总体将呈现内升外降的新变化，预计GDP增长5%左右。具体来看，2025年中国经济将呈现五大特征。 特征一：消费在政策支持下有望实现渐进式恢复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果有望进一步显现。本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自2024年3月推出，7、8月份后政策力度进一步加码，9月以来政策效果明显。2024年10月，家用电器、汽车消费当月同比增速分别为39.2%和3.7%，分别较8月份提高了35.8个和11个百分点。参考上一轮（2009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政策集中显效期为2010—2011年。预计2025年将是本轮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集中显效的重要年份。未来随着政策进一步加码并落地显效，将推动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持续较快增长。 　　服务消费潜力有望进一步释放。根据文旅部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国内出游42.37亿人次，同比增长15.3%；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4.35万亿元，同比增长17.9%；国内旅游消费占GDP的比重约4.6%，较2023年提高了0.68个百分点。2025年假期天数的增加将进一步激发居民外出旅游的热情，释放旅游、住宿等服务消费潜力。 2024年共11天法定假期，假期国内出游总花费为1.73万亿元左右，可估算 2025年增加2天法定假期能增加出游花费约3000亿元，拉动居民最终消费约0.6 个百分点左右。 　　存量房贷利率下行将减轻居民还贷压力，改善居民现金流量表，释放一定消费潜力。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本轮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将惠及5000万户家庭，1.5亿人口，平均每年减少家庭的利息支出约1500亿元，这意味每年居民可支配收入总额增加1500亿元。房贷对象主要为城镇居民，2024年三季度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消费倾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比重）为61.99%，因此，预计本轮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平均每年增加居民消费930亿元左右，将拉动2025年居民最终消费约0.2个百分点。 　　但需要注意的是，消费是个慢变量。消费改善的关键是社会预期的恢复，而房地产市场、股市又是影响社会预期与信心的关键。考虑到房地产市场还处于筑底企稳阶段，社会预期的改善将会是个缓慢、渐进的过程，或将制约2025年消费修复程度。此外，社会集团消费［1］大概率仍将处于较低水平，也将拖累消费表现。社会集团消费约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一半。近年来企业经营困难有所增大，积极降本增效、压降支出，企业、事业单位等社会集团在公务接待、大型会议等活动方面更趋谨慎。2022年以来社会集团消费增速开始低于居民消费增速，2024年社会集团消费增速进一步跌至负区间。2024年8月以来，工业企业利润由增转降，企业盈利承压，或将制约未来社会集团消费增速的回升。综合预计，2025年消费增速为4.5%左右，较上年回升0.7个百分点左右。 特征二：制造业与基建投资双轮驱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 　　2025年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将提高，由制造业投资单轮驱动转变为制造业和基建投资双轮驱动。具体来看，制造业投资保持“量增质升”，基建投资在稳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房地产投资在政策托举下降幅收窄。 　　内需恢复叠加设备更新改造政策效果持续释放，拉动制造业投资“量增质升”。设备工器具购置项目投资、改建投资等是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组成部分。2023年两者分别占固定资产投资的14%和16%。2024年11月财政部主要负责人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议新闻发布会上明确提出要结合2025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更加给力的财政政策，加大力度支持大规模设备更新。未来，设备更新改造政策有望进一步加码，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改建等投资保持较高增速。此外，当前中国工业品价格水平持续低位运行，未来设备更新改造政策力度加大将增加市场对于工业产成品的需求，推动物价水平逐步回升，进而改善居民和企业 预期。此外，值得关注的是，通用、专用设备制造等中游制造业的投资与出口相关性较强，待特朗普上台后相关贸易壁垒政策出台落地，可能对中游制造业企业的预期和投资产生一定影响。 　　基建投资增速加快，在推动经济增长中贡献更大力量。一是隐性债务化解加快推进，地方政府轻装上阵聚焦经济发展。2024年11月财政部公开了化债组合拳，使地方政府在2028年底之前需偿还的隐性债务规模减少12万亿元，5年节约利息约6000亿元，让地方腾出资金、精力去支持投资、民生等领域，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此前由于财政收支压力等问题导致基建实物工作量形成不及预期的现象或将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二是存量资金效应持续发挥，增量资金规模可期。存量资金方面，2024年专项债发行节奏明显偏慢。考虑专项债发行到形成实物工作量的时滞效应，预计2024年三季度以来的专项债资金也可能对2025年一季度的基建投资形成一定支撑。增量资金方面，2025年财政政策将更加积极。2024年10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国新办发布会上明确提出，2025年要继续发行超长期特别国债并优化投向。从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来看，预计2025年超长期特别国债的发行规模也是1万亿元左右。此外，专项债规模扩容、赤字率提高等其他增量财政政策亦可期待。三是2025年是“十四五”规划最后一年，部分基建领域建设可能出现赶工现象，推动相关基建领域投资较快增长。从截至2024年三季度末的主要基建领域“十四五”建设目标完成情况来看，2025年风电、电网、铁路等领域仍有较多投资余量。截至2024年9月末，海上风电装机总量为3910万千瓦，而根据各省规划统计，到“十四五”期末，全国计划装机总规模要达到8000万千瓦，这意味着2024年四季度和2025年，还需要完成4090万千瓦的装机量。“十四五”期间，全国新增铁路、高铁营业里程目标分别为1.9万、1.2万公里，预计2024年四季度和2025年需要新增里程数分别为4780、3790公里，这两个数据远高于2024年前三季度的新增里程数（分别为1820、1210公里）。叠加2024年基建投资基数较低，预计2025年基建投资将保持较快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明显提高。 　　政策托举下，房地产投资降幅收窄但转正难度依然较大。一是稳地产政策将促进房地产市场修复，但政策效果及可持续性将取决于多重因素。预计2025年房地产市场整体仍将处于筑底企稳阶段，市场拐点能否确立仍依赖于宏观经济景气改善程度、稳地产政策效果可持续性、房地产风险化解情况等因素。二是施工面积将保持缩量趋势，建筑工程投资降幅较难收窄，继续对房地产开发 投资修复造成拖累。截至2024年9月，全国待售商品房面积为7.3亿平方米，仍处于历史高位。尽管2024年以来政策持续推动商品房收储工作来消化库存，但由于大多数城市以“土地划拨成本+建安成本+5%以内利润”作为收储价格，并要求面积小于120平方米，收储双方在价格方面存在分歧、户型面积方面存在错配，在相关堵点未疏通前，预计该政策对商品房库存去化的作用相对有限。三是土地政策延续“严控增量、优化存量”思路，房企延续“以销定投”策略，土地购置费预计难改下滑趋势。2025年房地产开发投资降幅将有所收窄，但转正难度依然较大，预计同比下降8%左右，降幅较上年收窄2.2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将同比增长5%左右，较上年回升1.2个百分点左右。 特征三：出口上升路径中扰动因素增多，影响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 相较于2024年全球贸易复苏给中国带来的出口高增长，2025年全球贸易环 境将迎来拐点，贸易保护主义将再次加剧，中国出口增速或将放缓。 　　从需求端看，全球贸易增长总体平稳，但中国对主要经济体出口情况或将分化。随着发达经济体央行陆续降息，紧缩性货币政策对私人部门消费、投资的影响将逐步减弱，全球经济平稳增长将支撑全球贸易需求。结构方面，受国内需求推动、家庭收入增加和投资复苏等因素影响，东盟各主要国家经济将延续较快增长，亚洲国家需求仍将是支撑中国出口的重要因素。受益于实际工资上涨刺激消费和货币政策放松支持投资，2025年欧元区经济或出现反弹，中国对欧盟出口将较2024年有更好的表现。随着劳动力市场降温、消费放缓和财政支持力度减弱，美国经济增速或将放缓，进口需求随之减弱。 　　从贸易环境看，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扰动因素加剧。特朗普政府新一轮贸易限制政策可能包括，将基准关税普遍提高10%、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60%以上关税以及逐步停止从中国进口所有必需品等，这将使中国对美直接出口，甚至通过“渠道国”间接出口受到阻碍。同时，欧盟、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半导体等产品加征关税影响仍将持续，并且美国贸易保护措施或将再次促使掀起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浪潮，阻碍全球贸易恢复。叠加2024年基数较高，综合预计，2025年中国出口同比增长2.5%左右，较上年回落3个百分点左右。 特征四：工业稳中有进，新动能抵补作用不断增强 2025年新旧动能转换过程中的多重阵痛有望趋缓，持续巩固工业生产稳增 长的基础作用。 存量、增量政策协同发力，继续强化工业发展韧性。 　　2024年以来，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科技创新税费优惠［2］等政策效果明显，持续提振工业增长动力。1—9月，全国制造业技改投资同比增长9.5%，增速高于全部制造业投资0.3个百分点；据国家税务总局数据，前三季度，现行政策中支持科技创新和制造业发展的主要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20868亿元，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支持加大科技投入、成果转让和科技人才引进及培养的政策减税降费及退税达8937亿元。伴随一揽子增量政策落地见效，工业生产预期明显改善。10月，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为54%，环比大幅回升2个百分点，为近4个月高点。11月，财政部强调2025年将继续加大力度支持“两新”、加强对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投入保障力度，下一步相关政策有望继续发力提振内需、优化生产，推动供需加快平衡。 　　新兴产业供给端结构优化加快推进，新动能有望持续释放。一方面，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是新兴产业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或将形成较大增量空间。高端化方面，中国工业软件自主可控水平仍然不高［3］，2024年9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工业重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明确提出到2027年将更新完成约200万套工业软件和80万台套工业操作系统，覆盖石油、化工、航空、船舶等关键行业。数字化方面，《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对2027年工业数字化水平作出具体部署，预计2024—2027年工业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年均增速分别为2.6%和3.2%。绿色化方面，据国家发展改革委测算，在扣除原料用能和非化石能源消费量后，“十四五”前三年，全国能耗强度累计降低约7.3%，距离“十四五”规划纲要中设定能耗强度下降13.5%差距明显。2024年5月，国务院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明确两年工业领域节能降碳的具体工作要求，2025年工业绿色化转型空间巨大。另一方面，全球化布局助力新兴企业产能回归合理化配置。近年来，中国高端制造产品逐渐走向全球。2024年1—9月，出口依赖度（出口交货值/工业企业营收）超过10%的行业共15个，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他运输设备，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等高端制造业位居前列。2025年部分新兴市场高端产品需求依然旺盛，或将为企业合理布局产能提供新机遇。例如，光伏领域，据中国光伏行业协会（CPIA）数据，2023—2030年，保守/乐观预期下全球新增光伏装机量复合年均增长率分别为4%和6%，高于中国的2.1%和5.6%。借助“一带一路”及中东能源转型的重要机遇，中国光伏或能重新推动供需在全球范围内的新平衡。据欧洲 光伏协会（SPE）预测，2023—2027年沙特阿拉伯光伏累计装机量年复合增速将 达61%、阿联酋将达38%，在全球二十大光伏市场中处于第一梯队。 　　伴随新质生产力相关赛道持续涌现，新兴产业整体规模有望持续扩张。预计2025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氢能、新材料、创新药、生物制造、商业航天、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15.5万—23.2万亿元。综合预计，2025年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5%左右，较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 特征五：供需矛盾逐渐缓解，推动物价温和回升 　　CPI将温和上涨。一是猪肉价格总体平稳。2024年中国能繁母猪保有量围绕4000万头左右波动，猪肉产能总体维持在合理水平，将在2025年形成相对平稳的猪肉产出供给，猪肉价格弹性相对较小。但随着上年基数逐渐走高，预计2025年下半年猪肉价格对CPI的支撑作用将有所减弱。二是能源价格或将制约CPI同比回升。当前全球原油需求增长总体缓慢，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将2025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较上年增长量预期从164万桶下调至154万桶，调整后的全年日均石油需求预计约为1.06亿桶。虽然OPEC+（由OPEC及部分非OPEC产油国组成的联盟）推迟了计划在2024年四季度实施的增产计划以提振油价，但非OPEC+石油供应持续增加将对全球原油市场产生显著影响。特朗普政府回归传统能源的政策或将进一步释放美国原油产量，加剧市场供需紧张。2025年上半年，由于上年基数相对较高，预计能源价格将制约CPI同比涨幅。三是居民消费价格回升的主要动力来源于核心CPI。预计在保就业、促消费等政策支持下，居民商品和服务消费将稳定增长，带动核心CPI稳中有升。四是2024年CPI基数较低。综合预计，2025年CPI同比上涨0.7%左右，涨幅较上年回升0.4个百分点左右。 　　PPI同比降幅将收窄。2025年，随着财政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大，建筑业施工和工业生产将在政策推动下保持较高景气度，这将促进钢铁、水泥、煤炭等上游原材料制造业产品价格回升，带动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降幅收窄。但需注意到，中游制造业产品价格上涨或仍面临一定制约。当前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等行业产能利用率依然偏低，如果2025年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再次抬头，这些对海外市场依赖度较高的中游制造业需求改善面临阻碍，产品价格提振难度将加大。综合预计，2025年PPI同比下降0.7%左右，降幅较上年收窄1.5个百分点左右。 　　2025年，站在全球政经格局变革期、经济结构转型阵痛期、“十四五”规划收官期多期叠加的关键历史时刻，中国经济机遇与挑战并存。保持一定的经 济增速既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大国博弈中保持竞争力的需要。在“十四五”收官之年和迎来“十五五”开局的时期，中国经济仍有必要保持4.5%—5%左右的增长，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未来，宏观政策要紧扣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平衡好短期稳增长和中长期促改革之间的关系，提高政策一致性、有效性，更加注重经济内生增长动力的培育，推动经济平稳渡过多期叠加的艰难时期。 成都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状、问题及对策研究 成都工业学院网络与信息管理中心王义 　　人口老龄化已成为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将面临的基本国情。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中国老年人口已超过2.8亿占总人口的19.8％。从目前的趋势看，我国或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省会和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同样深受老龄化的影响。既符合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基因'又能不离家安度晚年生活的社区居家养老方式，越来越受广大市民认可，并得到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广泛推动与参与。研究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供给服务议题，对于满足不同层次、不同条件的老人提供多样化、人性化的专业养老需求，稳步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实现“老有所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研究现状 　　老龄化和养老是人类社会共同面临的问题，西方国家相较我国更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早在20世纪80—90年代就将养老相关研究延伸至社区照顾领域，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其中Ｆｒｅｅｒ[3]指出老年人口比例的不断增加确实给社会带来了一个集体问题，而“社区＋家庭”方法正在获得认可，社区服务机构的目标是通过提供支持性服务，帮助老年人摆脱对整个机构护理的依赖。Ｍｅｒｅｄｉｔｈ等[4]认为社区照顾服务应包括日常生活照料、医疗健康护理、家庭照料支援、精神文化交流等。美国波士顿大学养老学中心的主任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ｓｅｎ[5]指出以社区为支撑居家养老方式应多注重社区支持和社交参与“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英国学者Ｈａｒｐｅｒ[6]则认为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需要注重社会参与和社交网络“提供适应老年人需求的服务和支持”同时促进老年人的社会融入和活跃度。在国内也有很多专家和学者参与此议题其中熊必俊认为由家庭成员赡养和照料老年人的传统模式已不能适应人口老龄化发展的需要，应发展社区助老事业，为老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穆光宗认为“机构养老”并不等于“社会养老”“居家养老”也并不等于“家庭养老”；在城市“居家养老＋社区服务”的组合正日趋增多。邬沧萍认为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老龄化问题或养老问题，就是要以发展经济为中心，即归根到底是小平同志所讲的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率的问题[9]。相关研究对实操层面的研究和系统性的实践还比较少'案例研究较少。因此，面对人 口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的中国，尤其是人口增长迅速的超大城市成都而言，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问题的实践层面研究还十分迫切和必要，有待进一步提升。 2．成都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现状 2．1注重顶层设计，养老服务制度政策体系相对完善 　　基于此成都市政府高度重视养老服务工作成立了由市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39家市级部门为成员单位的养老服务工作领导小组'建立了联动机制，推动养老服务产业与养老事业协调发展。一是以立法保障养老服务健康发展颁布《成都市养老服务促进条例》，对养老设施规划与建设、养老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扶持措施等从法规层面给予规范和保障。二是以规划引领养老服务设施科学布局出台了《成都市“十四五”养老服务业发展规划》《成都市中心城区养老设施（机构）布局规划》和《成都市中心城区社区养老服务设施规划》等3个专项规划，共规划社区养老服务设施2157处、养老机构515处，可建设养老床位18万余张。三是以配套文件细化养老服务扶持措施，按照国家、省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的部署，出台了加快养老服务业创新发展、深化养老服务综合改革、推进养老服务加快发展的若干措施等政策文件推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养老设施用地保障工作的通知》》《成都市政府购买养老服务实施办法》《成都市落实养老机构水电气等价格优惠政策实施细则》等多个配套文件，以解决养老服务规划用地、财政支持、税费减免、人才培养等方面具体问题。 　　但是，政策支撑环境仍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应根据实际情况变化进行动态调整，比如在调研过程中一些街道或社区层面工作人员以及参与的社会力量，提出对于政府提供的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应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 2．2基本养老服务保障水平，逐步提高 　　近年来，随着成都市老龄人口的不断增加“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政府持续加大财政投入“成都市建立了养老服务体系专项资金”把推动养老服务发展所需资金纳入财政预算，每年实现市本级用于社会福利事业的彩票公益金不低于55％的资金用于发展养老服务。据统计，“十三五”以来，市本级累计安排财政资金超过54亿元，加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同时连续7年将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涉及的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建设、社区养老院建设、老年人助餐服务点建设、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建设、公办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改造、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 造等项目列入市政府民生实事目标强力推进'养老服务保障水平显著提升。 2．3社区居家养老供给载体多元，运行模式多样融合 　　在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的载体和运行模式展现出多元化和融合性的特点。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养老服务站点、社区养老院以及社区养老服务综合体等多种形式，共同构成了一个覆盖广泛、功能齐全的养老服务网络。这些服务载体不仅满足了老年人在膳食供应、个人照顾、保健康复、休闲娱乐和精神慰藉等方面的需求，还通过整合社区资源，提供了更为便捷和个性化的服务。 　　在运行模式上，成都市的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采取了政府主办和主导下的公建民营以及政府购买服务的市场运营等多种方式。政府主办的模式强调了政府在养老服务中的主导作用，确保了服务的普及和基本质量。公建民营模式通过引入社会力量，实现了政府与市场的有机结合，提高了服务的专业性和效率。而市场运营模式则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满足了老年人对高质量、个性化服务的需求。这些模式的融合运用，不仅提高了养老服务的整体效能，也促进了养老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为老年人提供了更加丰富和灵活的养老选择。 3．成都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供给面临主要问题 3．1服务供给结构不均衡，仍须完善 3．1.1供给仍达不到高质量需求要求 　　在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中，老年群体的养老需求正经历着深刻变革。随着物质条件的改善和医疗技术的进步，老年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他们对于晚年生活的期待不再仅仅是衣食无忧，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健康、幸福与尊严。这一转变，要求养老服务供给必须从传统的“生存型”向“发展型”跃升，即从基本生活照料拓展至健康管理、精神慰藉、康复护理等更加专业化、个性化服务领域。然而，当前成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现实情况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元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现象。多数服务依然聚焦于日常生活的基本照护，如餐饮配送、清洁打扫等，而对于老年人健康管理、心理健康的维护，以及因年龄增长或疾病引起的康复需求关注不足。例如在康复护理方面，随着失能、半失能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专业的康复训练和辅助设备成为迫切需求，但社区资源和专业人才配置远未达到满足这些需求的标准。这种需求与供给的不匹配，不仅直接关乎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更深层次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 量和幸福感。 3．1.2供给服务资源分配不均 　　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核心都市区，其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清晰映射到了养老服务的资源配置上。中心城区得益于经济的繁荣、先进的基础设施及密集的人才资源，养老服务生态系统蓬勃兴旺。政府、私营部门与非营利机构携手，共同编织了一张覆盖日常生活照护、健康管理、文化娱乐等多维度的养老服务网络，全方位满足老年人的多样化需求，彰显出服务的深度与广度。反观郊区及农村地带，受限于经济发展的相对迟缓、财政资源的稀缺，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步伐滞后，专业人才更是凤毛麟角。服务内容往往仅触及基本生活辅助层面，如日常餐饮与简单家务协助，不仅种类单一，服务质量亦难以令人满意。这种资源在城乡间的显著失衡，不仅拉大了老年群体养老服务体验的鸿沟，还极大限制了他们对于理想养老模式的选择空间，凸显出构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养老服务体系的紧迫性。 3．2服务供给资源整合与协同机制不完善 3．2.1行业协同机制不完善 　　在成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广阔领域内，行业协同机制的缺失构成了一个显著的挑战。这一问题不仅阻碍了服务资源的最优配置，还限制了养老服务潜力的充分发挥，导致本可相互支撑、形成强大合力的各个行业间出现了服务断层。社区居家养老作为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服务内容跨越了医疗健康、教育培训、文化娱乐等多个关键领域，每一环节都紧密关联着老年人的生活质量与福祉。然而，由于缺乏有效的沟通桥梁与合作机制，这些领域的服务难以实现无缝对接，造成了服务流程的割裂，影响了服务的连续性和整体效能。此外，行业间信息不对称也是协同机制缺失的一大表现。各领域服务提供者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信息共享平台，导致服务资源重复建设与浪费，同时老年人及其家庭难以获取全面、准确的服务信息，增加了选择合适服务的难度。 3．2.2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不足 　　在推动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的发展进程中，政府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协同不足成为了制约服务效能提升的重要因素。尽管成都市政府已积极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旨在促进养老服务的多元化供给和可持续发展，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及社区四方之间的有效协作机制尚未完全成型，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平台建设仍有待加强，这直接关系到政策红利的转化效率与养老服 务生态的健康发展。首先，政府作为政策制定者与监管者，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中扮演着引领角色。然而，政府与社会力量间的合作往往面临协调难度大、响应速度慢等问题，导致政策落地难、资源配置不合理。例如，政府提供的资金补贴、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若缺乏与社会组织、企业的紧密对接，就难以精准投向最需要支持的领域和项目，造成资源的浪费。其次，社会组织作为连接政府与市场的桥梁，在提供专业服务、动员社会资源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但由于信息共享机制的不健全，社会组织往往难以及时获取政策动态、市场需求等关键信息，影响其服务设计与项目的有效实施。最后，社会组织间以及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也因缺乏平台而显得零散，难以形成规模效应。 3．3社会公众参与度不高 　　调研显示，社会公众对目前成都社区居家养老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现状阻碍了新型养老模式的广泛普及。一方面，部分人群仍然固守着“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认为家庭是唯一可靠的养老场所，对社区养老服务的价值认识不足。他们可能担忧社区服务缺乏家庭的温暖与亲情的陪伴，或是误解社区服务为政府福利而非个人权利与责任的体现，从而忽视了社区服务在专业性、便利性和个性化支持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信息传播不畅、宣传力度不足也导致了公众对社区养老服务内容、政策支持、参与方式等方面的了解有限，进一步加剧了认知上的偏差与接受度的不均衡。 　　此外，志愿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也是制约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因素。志愿者是社区养老服务中不可或缺的力量，他们不仅能提供生活照料、情感陪伴等直接服务，还能在促进社区凝聚力、营造尊老爱老氛围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当前志愿服务在招募、培训、管理等方面存在的机制性问题，限制了志愿服务潜能的充分发挥。比如，志愿者招募渠道单一、宣传不足，导致参与度不高；培训体系不完善，缺乏针对老年护理、心理疏导等专业技能的系统培训，影响服务质量和志愿者自我成就感；管理机制缺乏灵活性与持续性，志愿者激励机制不足，难以保持队伍稳定与服务的连贯性。 3．4技术应用及服务模式创新不足 　　调研显示，信息技术的应用，尤其是智慧养老概念的实践，在成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领域虽然有所尝试，但其潜力远未得到充分挖掘。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技术的应用仍处于初级阶段，这导致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程度不高。例如，未能充分利用大数据分析预测老年人健康风险，提前介入健康管理；云 计算技术在资源共享、远程服务中的应用也有限，使得服务响应速度和效率难以达到最优。此外，智能穿戴设备、智能家居系统等物联网技术在监测老年人生活状态、紧急救助等方面的应用不够广泛，限制了服务的即时性和便捷性。因此，如何加速信息技术与养老服务的深度融合，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服务流程、提升服务个性化水平，成为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效能的关键。 　　服务模式创新的缓慢是另一大挑战。随着老年人口结构的变化和需求的多样化，传统的服务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当前的服务模式大多围绕基本生活照料展开，缺乏对老年人精神文化、心理慰藉、持续学习等深层次需求的关注，导致服务同质化严重，难以满足个性化、差异化需求。例如，缺少针对失智症老人的特殊照护服务，或者在文化娱乐活动的设计上未能充分考虑老年人的兴趣爱好和身体条件。服务模式的创新不足，意味着未能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和外部合作机会，为老年人提供更丰富、更有针对性的服务选项，从而限制了养老服务的深度和广度。 4．对策与建议 4．1优化服务供给结构 　　在成都市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中，优化服务供给结构是提升服务质量的关键。随着老年人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传统的生活照料服务已无法满足他们的全面需求。因此，养老服务需要从单一的生活照料向更广泛的健康管理、心理健康维护、康复护理等领域扩展。首先，健康管理服务是老年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面临着各种慢性疾病和健康问题，他们需要定期的健康检查、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专业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与医疗机构建立合作，提供定期的健康咨询、疾病筛查和健康教育，帮助老年人及时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采取预防和治疗措施。其次，心理健康维护同样重要。老年人由于退休、丧偶、子女离家等原因，可能会感到孤独和失落，心理健康问题不容忽视。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提供心理咨询、情感支持和社交活动，帮助老年人建立积极的人际关系，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最后，康复护理服务也是老年人迫切需要的。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可能会遇到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等问题，需要专业的康复训练和护理服务。社区养老服务机构应配备专业的康复护理人员，提供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和护理服务，帮助老年人恢复身体功能，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4．2均衡资源分配 　　均衡资源分配是实现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体系全面覆盖的关键策略，旨在缩小城乡养老服务差距，确保所有老年人都能享受到高质量的养老服务。政府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需要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来引导社会资源向郊区和农村地区流动。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措施，激励私营部门和非营利组织在郊区和农村地区投资养老服务设施。这些优惠政策不仅可以降低投资者的初始成本，还能提高他们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回报率，从而吸引更多的社会资本投入到养老服务领域。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郊区和农村地区的交通等条件，为提供养老服务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此外，良好的基础设施有助于提高服务效率，降低运营成本，使郊区和农村地区的老年人能够更加便捷地享受到养老服务。 　　建立合作机制也是促进资源均衡分配的有效途径。中心城区的养老服务机构通常拥有较为丰富的资源和经验，通过与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机构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可以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例如，中心城区的机构可以提供培训、技术支持和管理模式，帮助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机构提升服务质量和管理水平。 4．3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和社会力量市场作用 　　促进社区居家养老服务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政府的主导作用至关重要。政府应通过财政资金的定向投入，支持社区养老设施建设和高新技术应用。同时，应出台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投资养老服务，并通过土地供应政策调整，保障养老服务设施用地需求，实现服务设施的均衡分布。此外，政府还需加快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服务标准和监督评估机制，建立健全监管体系，确保服务质量和老年人权益。 　　社会力量的市场作用同样不可或缺。政府应开放养老服务市场，降低准入门槛，鼓励社会资本参与，特别是创新型企业和互联网公司。政府购买服务是关键，需明确服务范围和标准，通过绩效考核激励服务商提升服务质量。同时，政府应培育本土养老服务品牌，鼓励创新服务模式，提升行业竞争力。建立健全市场监管体系，制定行业标准，加强监督评估，确保服务安全和质量，保护消费者权益。政府还需重视信息透明度，建立公开平台，发布服务信息，促进资源有效配置，帮助老年人做出明智选择。通过政府和社会力量的共同努力，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将得到优化发展，实现老年人的福祉和社会和谐。 4．4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 提高社会公众参与度是推动成都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重要途径。第 一，是加强宣传引导，通过媒体和社区活动，可以有效提升公众对社区居家养 老价值的认识，从而逐步改变传统的养老观念。 　　这包括利用电视、广播、报纸、网络等多种渠道，广泛宣传社区居家养老的优势，如专业性、便利性和个性化服务，以及它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的作用。同时，社区活动可以增进居民对养老服务的了解，通过组织讲座、座谈会、体验活动等，让居民亲身体验养老服务，增强他们对这一新型养老模式的认同感。第二，建立和完善志愿者招募、培训和管理机制，可以提高志愿者的参与度和服务效果。招募机制应广泛覆盖，通过社区公告、学校合作、企业联动等方式吸引更多志愿者加入。培训机制需要系统化，提供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包括老年人护理知识、心理疏导技巧等，以提升志愿者的专业能力。管理机制则要注重激励和反馈，通过建立志愿者积分制度、表彰优秀志愿者等方式，激发志愿者的服务热情，确保服务的持续性和质量。 4．5加强科研和创新能力，推动技术应用 　　首先，政府应加大对养老科技研发的直接投入，重点支持与社区居家养老密切相关的技术领域，如智能家居、远程健康监测、人工智能辅助照护、大数据分析等。这些技术的应用能够有效提升养老服务的智能化水平，实现对老年人生活状态的实时监控、预警和快速响应。其次，政府应推动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与养老服务企业合作，建立养老科技孵化器和成果转化平台，缩短从实验室到市场的距离。例如可以通过举办、组织技术交流会、成果展示会等活动，促进技术供需双方的信息对接，加速成熟技术在社区居家养老场景中的应用推广。再次，需加强对科技服务人员的专业培训，不仅要提升其技术操作能力，更要强化其服务意识和伦理道德教育。同时，鼓励跨学科交叉培训，如结合医疗知识与信息技术，培养能够有效运用智能设备进行健康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最后，政府还应关注老年人对新兴技术的接受度和适应性，通过社区教育、体验活动等形式，提高老年人对智能养老产品的认识和使用能力，消除数字鸿沟，让老年人在享受科技进步带来便利的同时，感受到尊重和关怀。 5．结语 　　总之，在我国人口老龄化加深这一趋势下，城市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为我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更多可能；而成都市具体实践情况来看，需要在服务供给结构、资源均衡分配、政府与社会力量协同等多方面综合施策，改进提 升服务质量。此外，此次研究亦存在不足之处，例如在技术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上仍有待进一步探索。 党建引领下医联体高质量发展实践探索与思考 深圳罗湖医院集团宫芳芳 　　医联体是指将一定区域内不同级别、类别的医疗机构通过纵向或横向医疗资源整合所形成的医疗机构协作联合体[1-2]。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医疗联合体管理办法（试行）》，将各地成熟的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经验形成制度，促使医联体建设迈入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在医联体建设工作广泛开展的背景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提升党的引领能力，探索在推进医联体建设过程中党建工作的机制创新，将党建工作落实到医联体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已经成为医院管理探索的新热点。深圳罗湖医院集团（以下简称集团）是2015年8月20日成立的紧密型、一体化、统一法定代表人的医联体。多年来集团积极响应政策要求，总结以往经验，积极探索党建引领医联体高质量发展的优化策略，为党建引领医联体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探索路径和经验。 1．实践探索路径 1．1大破大立重组架构 　　加强顶层设计，适应罗湖区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改革和集团发展需求，集团建立了三级党组织架构。集团为一级党委，大型公立医院和集团社管中心作为二级党组织，小型医院、院区、院内科室、社康中心等作为三级党支部，实现集团内党组织全覆盖，推动党建与发展深度融合[3]。 1．2建章立制规范实施 　　集团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根据《关于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2018年10月起，集团内所有二级以上公立医院均实行党委书记和院长分设。通过把党建工作要求写入集团及各医院章程，健全医院党委与行政领导班子议事决策制度，优化完善组织体系，出台党委书记和院长定期沟通制度，确保党委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在医院议事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党对中心工作的领导和引领集团业务发展的力度全面提升。除此之外，集团首创紧密型医联体制度体系，从集团一体化建设角度全面梳理和制定各项工作制度和工作流程，科学提高集团管理效能，并根据运行特点搭建“集团体系文件管理平台”，实现制度管理信息化，适应集团高速发展。 1．3配强干部优化队伍 集团党委班子成员兼任集团行政班子和主要成员单位一把手，确保在研究 解决问题时能一盘棋充分讨论，在执行任务时能第一时间同步贯彻到位，进一步缩减了层层传达的路径和时间差。集团及各成员单位中层以上干部队伍实施交流制度或兼任职务，实现集团内资源和思想大融合，提供多元化干部平台，优化干部队伍梯队，提升干部队伍能力。集团各党支部书记队伍，由科室主任、社康主任党政一肩挑，或与党支部书记搭配发挥“1+1＞2”的作用，医院党委委员兼任部分重点党支部的第一书记，实现基层医疗单位党组织和工作两个“全覆盖”，强化党建工作和业务工作相融合。实施党支部书记“双带头人”培育 和党员骨干“双培养”机制，全面开展“书记沙龙”“书记品牌”“书记项目” “书记课堂”等活动，为基层党支部书记赋权、赋能、赋责。 1．4突出思想引领 　　集团在抓好“第一议题”“三会一课”、理论中心组等常态化学习研讨机制的基础上，创新学习教育方式，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职工感悟思想伟力，筑牢理想信念。创新学习形式，2019年以来在全系统开展“红色书籍天天读”“百年党史天天学”等活动，向各支部发放百本红色书籍“图书漂流”。分层次、多层面、全覆盖组织引导党员干部开展学习交流，掀起“共学共思共践”的热烈氛围。同时，结合医疗行业特点举办特色活动，开展“为了人民健康携手再出发”为主题的情景式党课学习，举办“罗湖医改历程展”等学习教育活动。 1．5强化思想筑牢防线 　　结合日常学习和专题学习推动全集团党员职工的思想政治建设，以“第一议题”为抓手进行常态化学习，以专题学习为契机进行重点学习，双管齐下。此外重点抓医德医风织密防线，“党课廉政课进科室”方式进行全员纪律作风学习。建立常态提醒制度，通过责任主体实现在岗员工全覆盖，通过身边人提醒达到警钟长鸣。完善任前谈话机制，干部选拔任用加入任前谈话环节，将集团党建思想和廉政教育思想在任前教育到位，强化责任意识和廉政意识。建立廉政谈话制度，结合当前突出问题针对性开展谈话提醒。成立医德医风建设领导小组，构建集团医德医风建设监督员架构，统筹医德医风建设和考评工作。制定考评方案，统一考评对象、内容、标准、方法和分数权重。强化考评结果运用，建立考评档案，并将医德医风考核写入集团员工管理考核文件。同时，着力健全监管机制，聘请社会各界代表担任监督员，对集团医德医风建设进行督查。各成员单位成立行风建设领导小组，明确责任部门，定期召开形势分析会。 1．6创新集团党建品牌 　　以创建集团党建品牌为抓手，以基层党支部为落脚点，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各项健康行动深入居民。集团党委开展“班子有作为、支部有方法、党建有品牌、单位有典型”的“四有”工程建设。集团各成员单位党组织开展“书记项目”行动，亲自督办各项重点工程和重大项目，定期督导各项目推进工作。集团不定期开展基层党支部“书记沙龙”活动，掀起党建工作头脑风暴，孵化出一系列党建引领业务发展的“先锋项目”，如紧贴时代发展开展以网络直播为形式，以热门健康话题为内容，以健康科普为目的的集团“书记课堂”系列项目；充分发挥社康中心的网点覆盖面优势，各社康中心支部书记牵头一项千人健康项目，通过优势错位合力推进社康中心各项健康任务覆盖全辖区居民的“百千万”先锋计划等，推动心理健康科普、老年人安全用药、青少年护眼护牙、肺癌、乳腺癌、宫颈癌筛查等各项健康任务做实做细，为居民健康保驾护航。 1．7加强组织共建 　　集团积极寻求与街道、社区共建，打破“条块分割”格局。成员医院中共36个党支部与街道社区开展共建，社区党委与集团社康中心实施党内交叉任职，实现信息、阵地、服务等资源共享。医院党委与社区共建，通过“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党支部接单”模式，开展线上及线下义诊；社康中心融入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打造渔邨、水贝、金岭等3个一体化党群服务中心，为社区居民提供个性化健康教育及健康干预服务。聚焦居民心理健康、妇幼健康、青少年视力等健康管理需求，与妇联、民政、教育、公安等多个部门形成业务共建，最大化拓展健康共建范围，结成健康责任共同体。 2．主要成效 2．1党建引领医院集团升级升维 　　集团党委整合资源、错位发展，各成员单位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共同进步，共谋紧密型医联体高质量发展。集团实现了4个“从无到有”：一是三级甲等医院从无到有，区人民医院、区中医院相继成功晋升三级甲等医院，实现了罗湖区属医院无三级甲等医院的突破；二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和省重点学科从无到有，集团成立至今共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9项、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2项，创建国家重点专科1个、省级重点专科7个，科研立项、科研经费和重点专科创历史新高；三是国家级资质从无到有，首次获批国家级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基地、国家药物临床试验机构资格、中国基层胸痛中 心、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等；四是院士团队从无到有，先后引进13个医疗卫生“三名工程”团队，包括6个院士团队，10家国家基层呼吸疾病规范防治社康中心、1家国家标准代谢性疾病管理中心和1家国家营养示范社康中心。 2．2辖区居民健康获得感显著提升 　　辖区居民健康素养水平由2016年的13.57%提高至2023年的50.89%。居民主要慢性病控制率持续提高，高血压管理人群由2016年的22579人增加至2023年的59763人，血压控制率由2016年的56.74%提高至2023年的70.97%。通过早期干预传染病危险因素，传染病发病率大幅降低，2017—2022年，罗湖区水痘及手足口病发病例数持续降低。重大疾病防控取得显著成效，通过早筛查、早治疗，2016年以来恶性肿瘤死亡率持续下降，平均死亡年龄持续提高，目前已经提高至70.30岁。 2．3党建联盟助力基层医疗改革走深走实 　　集团党委以卫生健康“党建联盟”为平台，深入落实“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对内整合优势资源、对外强化多方联动，有效落地了强基层、分级诊疗等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任务。改革以来，集团社康中心综合能力持续提高，在数量方面，从改革前的23家增至45家，辖区居民步行至社康中心不超过15分钟，有效打造15分钟医疗圈；在服务量方面，社康中心基本诊疗量年均增长率维持在19%以上；在服务内容方面，除国家要求的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服务外，还为慢性病患者设置高血压病保健、糖尿病保健、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保健等签约服务包[4]。通过一体化运营优势，集团为居民提供“基层社康检查、三级甲等医院诊断”的质优、便捷、价廉的检验检查服务；在分级诊疗方面，自主研发双向转诊信息化平台，通过政策宣传、激励机制和信息化平台相结合的手段，打通医院与社康中心双向转诊各环节，提升患者对分级诊疗的体验，2023年集团上转患者35315人次、下转患者82480人次。 3．讨论与建议 3．1抓思想，坚持党建引领医联体高质量发展 　　医联体建设作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要路径，对优化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改善医疗服务供给“碎片化”、建立“整合型”医疗服务体系具有重大意义[5]。坚持党的领导是推动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的根本保证，要精准把握党建工作与医联体建设和发展的内在联系，纵深推进两者深度融合，充分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医联体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协调和整合医联体内各项资源，合力 推进医联体稳步发展[6]。 3．2抓融合，坚持党建与业务紧密相连、互融互促 　　医联体党建与业务工作是紧密相连、互为支撑的两大体系，二者在相互促进、相辅相成中形成了有机统一的关系[7]。党建为业务工作提供思想引领和组织保障，推动业务工作顺利开展；而业务工作则是党建的实践载体和成果体现，为党建提供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成果支撑。要坚决杜绝党建和业务衔接不紧密造成的“就业务抓业务”“内容虚化”等两张皮现象[8]。全面落实围绕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的工作要求，将党建与业务同谋划、同布置、同落实，确保两者目标同步、责任同步、考核同步。实现党建与业务的互融互促、同频共振，为医联体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3．3抓风气，坚持教育促廉与制度固廉双管齐下 　　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建引领下医联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构建起以党委为核心的党风廉政领导体系，在党委的坚强领导下，从教育和制度两个维度同向同时发力，全面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在教育层面，通过外邀专家开展廉政专题培训、内部自行开展廉政教育、树立优秀典型等方式提升医务人员党性修养和廉政意识；在制度方面，要建立起全面有效的廉政考核评价体系，发挥有效的约束和管制作用，坚决杜绝贪污腐败，以强硬的手段和严格的规章制度促使医务人员优化自身行为。 3．4抓品牌，坚持党建引领与品牌创新齐头并进 　　党建品牌是医联体推动党建工作的有力抓手，对医联体党建工作的开展效果和方向有着展示和定位作用。党建品牌的创立要注重党建的引领示范作用和“本土化”创新，有效增进党建品牌影响力，积极探索特色做法，打造富有影响力的特色党建品牌[9]。以品牌标准指导实践，用品牌形象监督落实，打造品牌优势，发挥品牌效应，持续激发医务人员为医联体高质量发展不断奋斗的动力。 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探索以昭通红色文化为例 昭通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王菊 　　红色文化是孕育革命精神的土壤，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所形成的历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蕴含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1]。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用好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2]，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的育人价值和育人功能是当代高校开展思想教育的有效载体和有力抓手。但是当前高校在将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存在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不够深入、融入方式不够丰富、评价方式单一等问题，没有充分发挥红色文化的育人功能和价值。如何立足本地红色文化，抓住地方特色、丰富教学形式，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热情，让思政课堂富有生机和活力是当前高校开展思政教育亟待解决的难题。Z校在其长期的思政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具有特色的思政教育模式。本研究拟对Z校将红色文化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的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以期为高校开展思政教育提供参考借鉴。 1．昭通地方红色文化简介 　　地方红色文化是在吸收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中和革命实践中形成的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包含民族精神和信仰的文化[3]。地方红色文化具有地域性，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以及当时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具有自身内涵的红色文化。昭通是红军长征两次经过的地方，是中央军委认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36个军事家之一的罗炳辉将军的故乡。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昭通各族儿女寻求救亡救国的革命道路上前赴后继，涌现了大批仁人志士，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罗炳辉、刘平楷、李国柱等都是在革命斗争历史上昭通籍英雄模范。除此之外，昭通还有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红军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及红二、红六军团分别于1935年2月和1936年 3月两次转战昭通。中央红军在威信召开了著名的扎西会议。扎西会议是中国革命和长征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新起点，是遵义会议的继续、拓展以及完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不断走向成熟；红二、红六军团在镇雄、彝良开展了千里行军———乌蒙回旋战，在党史军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昭通市现存有红军长征扎西纪念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 鸡鸣三省红军长征水田寨会议会址、扎西红军烈士陵园、乌蒙回旋战指挥部旧址等革命遗址，这些纪念馆、会议遗址和烈士陵园都是昭通具有特色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 2．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实践 　　传承好红色文化，就是要挖掘好红色文化资源，讲好信仰故事，让革命文物“发声”，让历史资料“说话”，让红色故事“铸魂”[1]。Z校作为昭通市地方高等教育院校，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优势，结合地方文化特色开展了一系列思政教育改革的实践探索，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四位一体”育人机制。 2．1挖掘红色文化资源，讲好理论课 　　高校是对广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而当前高校思政课存在内容缺乏系统化、课堂缺乏吸引力等问题。教师如何深入浅出地讲好思政课，使思政课堂具有吸引力，是教师上好思政课必须解决的问题。扎西会议、罗炳辉的英勇事迹等都是开展思政教育的“活教材”，在党史军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扎西会议、乌蒙回旋战都是扎根在这片土地上最好的历史教育素材，充分利用这些极具特色的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使思政课堂内容更丰富。基于此，为上好思政课，Z校针对昭通市红色文化资源现状，成立了扎西红色文化学院。学院聚焦昭通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开设了一系列红色教育特色课程，夯实育人载体。 　　首先，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结合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推动红色文化教育融入课程和教学。了解昭通历史，深入挖掘人民大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建立民主政权的红色文化，挖掘在生与死、家与国、个人安危与革命事业选择中英勇无畏的红色文化[1]。Z校在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开设了一系列特色课程，如红色扎西、昭通红色文化、昭通地名文化等特色课程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之中。其次，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讲好红色故事，让课堂更具吸引力。英烈事迹和精神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历史记忆和宝贵精神财富，是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力量源泉[1]。在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基础上将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之中，为使思政教育更好地在地化，Z校将昭通地方红色文化融入四史教育专题、中国共产党思想教育史、中国大历史专题研讨、讲中国故事悟中华教育思想、形势与政策等思政课程之中，使思政课堂更具体、更富吸引力，在有趣的课堂 教学中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潜移默化地增强学生的文化自信。 2．2用好红色文化资源，激活实践课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途径是社会实践，Z校在充分发挥校内红色实践育人功能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辟红色文化教育基地。 　　首先，开展各类实践活动，发挥校内红色实践育人功能。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一系列实践活动。如“红土地之歌·学党史开新局”“青春践行党的二十大”等演讲比赛、讲故事比赛活动，红色文化舞台剧《赓续扎西魂》，组织学生参加课程思政比赛，成立由师生共同组成的红色文化宣讲团等，通过一系列实践活动，使学生通过讲述身边的红色故事，欣赏扎根于地方的红色艺术，参加专业教学活动，让红色文化润物无声，浸入学生心田。其次，积极利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开辟红色文化教育基地。Z校利用昭通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建立了“红色扎西馆”，作为实践育人平台通过讲解、实践和互动等方式面向广大师生开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在充分利用校内实践平台的同时，也积极开辟校外红色文化教育基地。如以昭通市博物馆、扎西会议遗址、扎西纪念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乌蒙回旋战指挥部旧址等红色文化教育基地为载体开展新生入学教育、思政课实践教育，Z校积极探索以长征史为主线，以昭通市境内红军长征路上的重要会议、重要任务为内容的长征精神教育，形成了“校内+校外”的思政教育实践育人模式，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受红色文化熏陶，传承长征精神。 2．3拓展教育空间，开发网络课堂 　　“只有赢得互联网，才能赢得青年；只有过好网络关，才能过好时代关”[4]。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的逐渐普及，形式各异的知识内容正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入大众视野。高等院校作为意识形态教育的主阵地，也需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三全育人优势，积极拓展教育空间，开发网络课堂。 　　首先，积极利用网络教育资源，拓展教育空间，打造红色文化资源库。如充分利用教育部举办的全国高校师生“同上‘四史’思政大课”，国家网络云平台、“学习强国”开设的党史学习教育和红色文化宣传专栏，昭通市融媒体开设的红色文化专栏等平台对学生开展红色文化教育，拓展了红色文化教育的空间，整合教育资源，建设了具有特色的红色文化资源库，引导学生系统、深入地学习地方红色文化。其次，创新教育载体，开发网络课堂，实现网络育人。 Z校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探索中重视教育平台的搭建，形成了“线上+线下”的思政教育模式。如参与建设“云岭大讲堂”“省耕论坛”等，推动社会各界思政教育名师线上线下讲授思想政治理论课；与此同时，Z校也注重网络育人的价值，积极开发网络课堂。如充分利用校级融媒平台，加强红色文化网站、公众号、易班等平台的建设，开设红色文化专栏，用短视频、“文字+图像”等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将昭通地方红色文化、红色故事、红色精神等推送给学生进行学习，使学习内容更加直观、形象，能更好的引起学生的情感共鸣，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2．4　　赓续红色血脉，走进社会课堂 　　高校用红色文化铸魂育人，就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将思政课堂搬到革命历史现场，让学生真切回顾党的历史，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深化对革命先烈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革命精神的认识，以革命先烈为榜样，弘扬革命传统，继承优良作风，成长为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5]。Z校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充分利用地方红色资源，积极搭建教育平台，鼓励学生走进社会课堂，形成了“党建+团建”的红色研学模式，通过实践切身体验，使其更好地理解理论知识、领悟红色教育的主旨思想。 　　首先，以党建引领学生进行红色文化教育社会实践活动。通过开展主题教育，组织党员、预备党员、入党积极分子到昭通市扎西纪念馆、罗炳辉将军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参观学习、缅怀历史，参观学习结束后以分享心得、撰写研习报告等形式加强学生的思想认识。其次，以团建的形式切实加深学生的体验感。充分利用“三下乡”、社会调研等第二课堂和实践课程，组织学生深入革命老区威信县、彝良县、鲁甸县等地参观红军长征会议遗址、乌蒙回旋战指挥部旧址、龙头山地震纪念馆等，了解革命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重走长征路，沉浸式体验红军长征的艰苦与不易，通过实地参观、学习，领悟红色精神的真正要义。 3．地方红色文化融入高校思政教育的育人机制 3．1　　注重顶层设计，实现三全育人 　　顶层设计是自上而下指导工作顺利开展的保障，为把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真正有效地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学校需打破传统思政教育的局限，注重思政教育的顶层设计，合理规划统筹，积极调动各方力量，充分利用校内外红色文化资源，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政育人功能与价值，将课程学习和第二课 堂实践相结合，构建“理论+实践、课内+课外、线下+线上、校内+校外”融合的育人机制。树立协同创新意识，充分调动校内外力量，构建二级学院、教务处、学工部、对外交流与合作处、后勤处等多部门联合育人的新格局，将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形成教书育人、科研育人、实践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文化育人、组织育人长效机制，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3．2贯穿红色文化主线，“四位一体”协同发力 　　高校开展红色文化育人实践，要按照教育教学规律系统收集、梳理、开发、利用红色文化资源，充分发挥思政课主渠道的作用，其他课程同向同行，在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之中彰显红色文化魅力，让历史发声、让红色资源活起来，在红色文化教育中引导学生牢固坚定“四个自信”、坚守底线意识。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丰富红色教育载体，推动红色资源整合，将红色故事、红色历史、红色人物教育贯穿在理论课、实践课、网络课程以及社会课堂之中，积极调动各环节育人主体，多方位协同发力，开发有创意的红色文化课程，发挥红色文化资源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在潜移默化中坚定青年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引导他们学习历史、创造未来。 3．3多元化考核评价，优化思想政治教育 　　“四位一体”育人机制因其主体的多元化以及跨时空的教育环境，科学的考核和评价方式的完善就显得尤为重要。思想政治教育不同于一般的教育，它具有隐蔽性、长期性等特点，涉及青年学生知、情、意、行多个方面的发展，检验其教育教学效果需从多个维度出发，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才能更科学地对教育效果进行评价。其中，可以充分利用大数据、互联网、电子信息技术等现代数字化手段对学生学习效果进行评价，根据课程性质、教育内容以及教育教学方式，将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自评与他评等结合的方式对学生学习过程、学习效果进行评价，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多元评价体系，不断优化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让思想政治教育路径更多样化、评价体系更科学、效果更显著。 4．结语 　　将红色文化纳入大学生思政教育工作中是高校立德树人的重要一环，红色文化能使思政教育在地化、具象化，能有效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增强文化自信，成长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高校 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建立健全思想政治教育长效机制。学校要主动做好顶层设计与指导保障工作，建立完善的思政教育工作体系，为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搭建平台，积极调动相关教育主体参与，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把思想价值引领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和各环节，使红色文化资源与思想政治教育“三全育人”机制有效融合。另一方面，打造一支优秀的思政教学团队，提升师资队伍综合能力，建设一支业务能力强、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教师要更新教育理念，结合地方实际，充分挖掘思政教育资源，创新思政教育的实践路径和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地方文化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使思想政治教育具体化、在地化。 东北新经济转型路径研究以吉林省重工业企业调研为例 北京市私立汇佳学校郭翰铮 1．吉林省重工业经济发展现状 1．1以资源禀赋为依托的重工业发展态势 　　吉林省的重工业主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金密集型、技术密集型3个产业类型[1]。其中，劳动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冶金工业、石油工业和机械制造业等，最具有代表性的企业是始建于1952年并享有“中国炭素工业摇篮”美誉的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2]。炭素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石墨电极，其压型、焙烧、石墨化、机加等生产过程对劳动力的需求较大，但生产操作的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且石墨电极产品的同质化较为严重，产品价格受市场波动影响较为明显，每吨石墨电极产品的销售价格由2016年的3万元人民币，跌至2023年的6000元人民币。面对市场价格的剧烈波动，很多小型的炭素公司纷纷倒闭，吉林炭素公司依托其规模效益，在降价不减质的市场竞争中得以存活，市场占有率位列行业第二。2019年中泽集团花费3亿元人民币进行了收购与重组，吉林炭素公司由此成为中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转型[3]。 　　吉林省现有的资金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钢铁、石油化工、机械制造等，这些产业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同时对技术和管理的要求也较高。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是以自动化制作中游产品为主的康乃尔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其苯胺产品的年产量可达36万吨，是世界上最大的苯胺制造和销售商之一。康乃尔公司目前已实现高度自动化生产，稀硝酸、液氮、液氧、液氨、浓硝酸等高污染高风险化学产品的生产全部由机器设备完成，员工仅需要在监控中心进行生产监督，因此年产值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生产园区，却仅需生产工人500人，公司通过收购海内外上下游相关企业的产品线，逐步实现了产业链的延伸与全产业的生产[4]。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吉林省的技术密集型产业主要包括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需要较高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吉林省通过加强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吉林省还加强了与国内外科研机构和企业的合作交流，引进先进技术和创新资源，提高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从新材料方面来看，吉林华涂化工有限责任公司作为一个 中小型公司，位于吉林省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国内唯一具备批量供货能力的汽车涂料品牌，在西方技术垄断的情况下，带动了中国公司在汽车涂装领域实现新的突破，华涂化工公司的汽车涂料产品不仅服务于国内市场，其技术和产品还广泛应用于高端汽车品牌，例如比亚迪、一汽的红旗以及北汽的一些车型。 1．2以汽车产业为核心的重工业发展布局 　　长春市作为吉林省的省会城市，是一座响当当的汽车城”[5]，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的发展史可以看作是中国汽车工业自1953年以来70年蓬勃发展的历史缩影[6]。2023年伊始，吉林省启动实施以提升产业链、供应链本地配套率为目标的汽车产业集群上台阶工程，促进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及多个新能源汽车重点配套项目的落地。在关键技术领域实现自主创新突破的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J7智能工厂，累计投资6.9亿元人民币，计划年产量5万台解放品牌汽车，并以汽车产业为龙头，形成产业链和供应链逐步完善的“环长春—四辽—吉松工业走廊”工业布局，特别是发动机、变速箱、车机等核心部件实现自主研发、自主生产，降低了对进口的依赖，并在高度智能化的生产过程中，以数字孪生技术为用户提供安全提醒和数据统计服务，大大提升了驾乘体验。 　　以吉林省长春市为核心，一汽集团在全国都建立了服务站网络，确保了用户的售后服务便利性，并通过优化热门路线统计和物流规划来提高服务站运营效率。在企业内部管理上，采纳了数字化、自动化和规范化的理念，通过SCP系统实现物料、托盘、标定的高效管理，降低了成本，提升了物流效率。同时，企业以绿色生产为重点，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以实现环保和经济双赢为目标，带动了上下游相关产业的数字化升级与绿色低碳化转型。此外，一汽集团大力投入自动化生产线建设，在物流环节实现了大面积自动化，有效降低了人工成本，最新一代解放汽车的零部件配送自动化率已达到100%，装配线自动化比例也已达到55%，并在轮胎装配环节实现了全球首个自动化案例，大规模提高了生产效率。 1．3　　以科技创新为驱动的重工业发展前景 　　依托劳动力资源而发展的吉林炭素有限公司，近年来在航空航天新型材料领域不断开拓创新，取得多项重大发明专利，弥补了市场波动对其主营业务石墨电极产品的冲击和影响，未来更将在基础创新方面加大研发投入，并根据绿色低碳的市场发展方向有序推进石墨电极产品的转型升级。 　　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技术创新来源于从发达国家的行业龙头企业购买成熟的工艺包，应用于制作中级产品，虽然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自主创新能力较弱，同时，合作创新的高校、科研机构或企业相对较少，在产业链转型升级过程中追求一体化方向，在产品创新方面力推多元化战略，虽然目前营收和利润水平较高，但是如不重视科技创新，必将为企业发展带来隐患与风险，从长期发展来看，亟须由资本密集型公司向技术密集型转型。 　　区别于生产工人所占比重较大的传统重工业企业，华涂化工有限公司49%的员工从事着技术开发工作，这些科研人员有着10年以上从事汽车涂料研发的经验，并有多位技术骨干曾在国际知名汽车涂料公司担当相应要职。华涂公司创建之初即对标行业最前沿的研发技术与生产工艺，创建了国内最先进的实验室，采购了顶级的涂装设备及检测仪器设备，目前已获得吉林省专精特新企业称号，并将努力打造成为科技小巨人公司。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经历了从模仿创新向创新引领的弯道超车发展历程，面向世界一流企业的发展目标，在数字化升级和绿色化转型方面走在企业前列，目前已建立独立的庞大的数据库，面向高效智能、卓越品质、低碳环保方向进行绿色制造，整个厂房屋面利用光伏发电技术每年可节约电费开支100多万元，工厂压缩机热能转换率高达85%，可供应全厂淋浴用水，并借助尔水采集系统每年可节省用水上万吨。一汽公司具备多项自研专利，成熟全面的技术、全方位的尖端创新科技与至美精湛完美融合，各品牌系列均向着新能源汽车的方向迈进。在智慧库房管理方面，通过WMS、ERP等系统实现物料信息的自动化管理，采用智能方式管理车架，提高设备效率，实现车架存储的智能化管理。 2．吉林省重工业经济转型困境 2．1　　劳动密集型产业市场波动较大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产品近似于完全竞争市场，即缺少行业门槛壁垒、产品同质化严重、产业附加值较低，其产品需求弹性较大，故而受宏观经济环境和政策影响也较大，企业在市场中的话语权较弱，被动受到上下游市场波及。同时，这类产业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导致其利润空间较小，难以承受市场波动带来的价格冲击。此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和原材料等成本不断上升，也再次加剧了要素市场的价格波动。如吉林炭素有限公司的石墨电极产品，受原材料石油胶价格的上涨，并面临下游钢铁行业的需求萎缩， 导致每年产值波动较大，紧跟整个市场的需求导致盈利或亏损。 2．2资金密集型产业创新能力不足 　　资金密集型产业具有资本投入大、技术门槛高、研发周期长等特点，这些产业往往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用于购买昂贵的设备、建设生产线等，导致企业难以抽出足够的资金用于研发，又由于技术门槛高，产业内的企业往往需要积累丰富的经验和技术，才能进行有效的创新。同时，由于研发周期长，企业需要耐心等待新技术的成熟和市场的反馈，这也限制了企业的创新频率。此外，资金密集型产业往往受到政策和法规的严格监管，企业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应对各种审查和审批。以上这些因素都使资金密集型产业在创新方面相对保守和谨慎，更倾向于保持稳定和可持续地发展。如康乃尔公司综合考虑自主创新与技术采购两种技术创新方式的成本与风险后，更倾向于引进已经成熟的技术工艺包直接应用于化工产品的生产制造。 2．3技术密集型产业自主研发尚弱 　　由于未经历过工业革命时代，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重工业企业在技术密集领域大多面临创新困难，其主要原因在于技术落后、资金不足、人才短缺、产业链不完善和政策环境不完善等方面[7]。这些挑战导致企业难以自主研发出具有竞争力的创新产品，同时也限制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如吉林华涂化工有限公司竞争对手是国际公司，还面临垄断问题，很难从国外技术垄断中发展。而一汽集团虽然已经具备了自动化生产的能力，但没有像宝马公司一样采用全自动化生产线，既考虑到投入产出比，不盲目追求生的全自动化，又兼顾经济效益，又需要担当起央企所需承担的企业社会责任，即考虑民生与就业率，避免像西方外企一样，全部采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生产，造成大量失业等社会问题。同时，自动化技术更适用于标准化无差异的同一产品的生产制造，而一汽集团采用的是不同车型的混线生产，例如灌装玻璃水、润滑油等各类液体时所运用的找孔技术，目前尚达不到自动识别对焦，仍需要人工操作，因此在相关技术的自主研发领域，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从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占有率来看，一汽集团相对蔚来、小鹏、理想汽车等自主品牌，还有很长的一段自主研发之路要走。 3．吉林省重工业经济未来机遇 　　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其原材料价格受市场供需关系、国际贸易政策等多种因素影响，价格波动较大，将对吉林炭素等石墨电极制造商的成本带来很大压力，但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及电弧炉市场的不断扩大，石墨电极行业的市场容 量将保持持续增长。预计未来几年全球石墨电极市场规模将以每年5%~10%的速度增长。随着国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放宽，全球经济陆续恢复，可促进我国石墨电极的出口。在国家“双碳”的背景下[8]，需求空间被打开，助推石墨电极行业保持长期高景气度，预计以后数年电炉炼钢消耗石墨电极复合增速18.48%。未来，石墨电极行业将朝着高能量密度、高功率密度、长循环寿命等方向发展，同时也会加强环保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贡献。 　　对资金密集型产业，可以在现有产品制造工艺的基础上，面向环保方向进行产业升级与产品线延伸，如康乃尔化学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可将一部分经济投入到循环利用水中，将目前排放的符合国家标准的三级水，应用于化学制剂的生产环节，让产业链几乎达到最大限度的循环利用，在尽力达到减排目标的同时，回收余热应用于发电等新能源项目，并将一部分收益投入到新产品的研发中，带动中国新兴化工技术发展。同时，企业可以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和产品升级来提高竞争力，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9]。 　　对后起的技术密集型企业，为了克服西方国家技术垄断的重重困难，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加强技术积累、资金投入、人才培养、产业链完善和政策环境优化等方面的工作，以促进后起的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发展。华涂化工公司正在通过不断创新和提高自身实力，力争在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中，立于最先进的涂装公司之列。一汽集团解放生产线独创自动喷胶技术，对底盘所有部件进行喷漆处理，在提高车辆防腐性能的同时，保证了车辆装配的密封性和质量，减少了因人为错误、自动化喷胶和装配工艺而导致的漏雨问题，使整车寿命延长，顾客满意度远超其他商用车品牌。 　　在面向未来产业的新质生产力，如智能制造方面[10]，通过激光打码可将每一道工艺参数信息通过二维码和RFID技术与机体绑定，建立机体档案，实现质量信息可追溯，并在机器设备故障发生之前，运用预测性维修技术，通过在电机上增加震荡传感器，对设备的震荡曲线进行监测，根据设备的不同工况，对设备是否存在故障风险进行预测分析，对设备的运行状态和维修信息进行提前预测，从而减少计划外停机时间。此外，为实现东北新经济转型升级，迫切需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交通、通信等方面的便利程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更多的投资和企业入驻；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提高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 非公企业党建工作的必要性、问题及对策分析 河北经贸大学万文婕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重要力量，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拉动了经济增长，而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能够使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更加规范、劳资关系更加和谐、创新驱动更加充足。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加强新经济组织党的建设。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建设，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是非公有制企业筑牢坚强战斗壁垒、冲在第一线服务人民群众的需要。 一、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必要性 （一）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发展的初始阶段 　　1978年，我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非公有制企业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建设也伴随着非公有制企业的成长而不断探索推进。1978年至1992年，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发展的初始阶段。1981年，《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广开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提出，个私企业从业者“同样可以按照党章、团章规定，吸收入党入团……根据需要，逐步建立党团组织”。 （二）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发展的形成时期 　　从1992年至2012年，是我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的形成时期。随着我国不断加大改革开放步伐，非公有制企业的合法地位得到正式确认，党的建设也得到了深入发展。 　　1992年，党的十四大正式确立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方针路线。这一时期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占比大大增加。非公有制企业进一步明确了其职责，探索了党组织的隶属关系和架构模式，并进行了具有中国式特色的探索。广大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积极参与到企业生产活动中，同时关爱公司职员，为社会做公益，党建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三）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发展的成熟时期 2012年，党的十八大强调要始终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 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表达了对非公有制企业坚定不移的支持态度。2012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同年3月，中国共产党首次召开全国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标志着新时代非公党建建设的序幕正式拉开。依据《意见》，各地紧抓“两个覆盖”“两个作用”“两支队伍建设”，健全党组织内部领导机构管理体制，扩大党员影响力，推动更多企业开展党建工作，同时进一步细化党员的职责和功能，探索更多方式以充分发挥党员的作用。 1．细化党组织功能，承担更多职责 　　《意见》明确提出了党建工作在非公企业中的定位，即“凝聚人才，服务企业，助推发展”，这12个字高度凝练了当前党组织的中心任务，党组织要集天下英才，在企业中就要围绕企业服务，把这作为工作的中心点，维持企业稳定，推动企业发展。在这一主任务下，各非公企业党组织又对其进行了细分，从个人职能分工上来看，企业主和管理人员要始终把握好企业发展大势，普通职员要各司其职，科干人才要提供好的创新环境。党组织要始终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加强自身建设。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非公企业党组织应积极作为，通过发挥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维护和协调好企业、职工、上下游产业链上相关单位和个人的各方利益，确保经济社会和大局稳定。 2．发挥党员作用，推动企业发展 　　中国共产党始终是社会的先锋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更需要党员冲锋在前，勇担大任。企业为更好地发挥党员的先进性，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实践中，很多企业坚持定期学习，安排每周、每月或者每季度集中学习，通过学习党史、马列主义等，凝聚思想共识，汇聚发展动力。此外，有的企业通过创建先锋岗、流动红旗等激励措施鼓励党员争当先锋，培育党组织骨干，发挥领头羊带头作用。有的企业运用先进的互联网，搭建非公企业党建大数据平台，通过收录基础信息、实时监测、分析数据等方式，打破地区和部门管理的壁垒，以此科学有效地管理党员。通过卓有成效的举措，党员、党务人员、党组织人员的思想政治素养得到了增强、工作能力得到了提高、干部队伍的素质得到了有力提升，从而使党组织和党员在非公有制企业发展中真正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保障了企业的正常运转，为持续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3．扩大党组织的“双覆盖”，扩展党的工作领域 　　“双覆盖”指的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的组织和工作全覆盖，在新时代，非公有制企业基层党组织覆盖面大大增加。201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的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187.7万个非公企业已建立党组织，占非公企业总数的73.1％。除数量增长外，党组织的结构进一步完善，各部门职责明晰，管理更为顺畅。在实践中，很多地方坚持条块结合、分类施策、创新分类等管理方式，统筹规划非公企业党组织发展。非公企业产业庞杂，分区域进行管理能够更加精细，更为有效，例如：在产业园区以及重点商圈楼宇中，更适合建设区域化、各具特色的党组织。 　　实现非公企业的党组织全覆盖，可以更好的发挥党的组织优势、组织功能、组织力量。在实践中，有的地方以党的组织全覆盖推进党的工作全覆盖，在未建立党组织的非公企业中，选派党建指导员一对一指导对接，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有的地方则通过建立联络处、工会或共青团等组织，推动非公企业开启党的建设。有的地方则督促已经健全的非公企业党组织帮助其他企业建立党组织，通过上级党组织人员的精准对接，及时向下传达了党的政策和方针。 4．让党建在新兴行业牢牢扎根 　　随着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一些新兴行业快速崛起，如芯片、半导体、电商、快递等行业发展迅速，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部分。如何在新兴行业建设好党组织，是当下必须要面对的一个命题。以电商行业为例，要建立符合这一行业特色的党组织，鉴于中小电商占据市场很大一部分的实际情况，可以由各街道“两新”工委集中划片管理，避免了小散商户管理难的困境，同时也发挥了示范效应，设立优秀党组织，严督实导，鼓励再设立自己的党组织。 　　电商企业设立党组织，首先要充分利用信息技术的优势，通过APP、网上平台等方式，实现在手机和电脑上实时进行党课学习、参加日常党组织活动的目的，从而显著提升方便性、快捷性。其次，党组织融入电商企业，可以赋能企业的核心业务与其他如智慧信息、文化创意等相关产业开展深度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二、非公有企业党建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一）要充分认识党组织的重要性 　　目前，相当一部分非公企业都顺利开展了党组织建设的探索工作，但少部分企业仍存在对党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足的问题，因此在实际生产生活中，经常会出现将党组织边缘化的情况，在重大决策上不听取党组织意见；党组织 开展的活动流于形式，缺乏深度，也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党员的工作被认 为是闲职，其功能被搁置，或者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挂职，形式大于内容。 　　非公企业应清楚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始终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要求。基层党建的全覆盖是时代的召唤，在非公企业建设党组织，关键是要让非公企业深刻认识到党组织的重要性，通过开展思想教育，培养对党的信仰，坚定对党的信念。 （二）需要选拔高素质党务工作者加入工作行列 　　党员是党的细胞，是党组织联系群众的纽带，是推进党组织融入非公企业、促进企业稳健发展的重要力量。自开启基层党建以来，各非公企业积极作为，凸显党员作用。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部分非公企业党组织内人员以兼职为主，还要肩负其他工作，不能专注于党建工作；一些党员虽然是专职，但人员报酬相对较低，挫伤了其工作的积极性，导致岗位人员的流失率和流动性较高，工作的连贯性下降，两种情况都造成了工作者对职位的归属感不高，不能以一种高度负责的心态来工作。二是党务人员良莠不齐，部分人员的工作经验不足，不能出色地完成任务，影响了工作的完成度。另外，作为党组织人员还应具备极高的思想觉悟和道德素养，才能更好地带领企业走上更高的台阶，然而在这一方面，部分非公企业也缺乏监管，问题常常在出现之后才被察觉。三是非公企业中党组织的领导人是极为重要的角色，代表着企业的前进方向，决定着企业发展大局，而部分非公企业中党组织领导人选拔较为随意，没有经过完全的考验就走马上任，他们中的一些人由于能力不足或出问题，容易给企业和社会都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 （三）积极探索党组织更好发挥作用的路径 　　当前，在非公企业开展党建工作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我们不仅要致力于实现非公企业党组织的全面覆盖，还要积极探索让党组织更好发挥作用的路径。要建立健全党建工作机制，鉴于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成立时间较短，并且在初期多参考了国有企业组织模式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需识别并解决这些组织在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且当前大大小小的非公有制企业的情况复杂多变，存在巨大的差异，因而不能套用一种统一的模式，需要积极探索并创新实践，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模式。 （四）加强对非公企业党组织的保障 当前，非公企业党组织的条件各方面已经有所改善，绝大多数企业都设置 了专门的党组织办公室，成立了相关部门，配备了相关的党务人员，开展党建所需经费也由企业按照预算比例安排。但是，党建工作活动能否顺利开展以及开展到何种程度，受到的制约因素还很多，比如资金保障、企业主的重视程度等。因此，为了确保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获得长效稳定的保障，还需要建立一个稳定的机制，通过各方合力来维护。 三、结语 　　非公有制企业作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的重要力量，它们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并拉动了经济增长，而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成为推动构建企业和谐劳动关系的中坚力量、倡导者和推动者。党组织凝聚非公有制企业力量，发掘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破解企业发展难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作为承担社会责任的政治引领者，不断助推企业健康发展，并在引领和助推过程中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和组织保障。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经济制度，发展非公有制企业经济，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党组织必将在持续平稳推进企业发展和筑牢基层党组织中发挥更大作用、贡献更大力量。 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与推进路径 甘肃农业大学管理学院樊王妮 1．引言 　　2017年至今，中央和国家层面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环境整治、乡风文明建设、乡村治理”等方面，陆续出台《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形成乡村振兴较完备的政策体系和制度框架。在此过程中，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2020年11月，甘肃省顺利完成脱贫攻坚工作，在2021—2025年过渡期内，增强乡村发展自觉与自信，激发乡村发展活力，提升乡村内生发展动力，是全面推进甘肃省乡村振兴的必要举措。 2．理论基础 　　结构功能理论起源于经典社会学家奥古斯特·孔德、赫伯特·斯宾塞等学者。法国社会学者奥古斯特·孔德（AugustComte）将社会学划分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认为“社会动力学”从属于“社会静力学”。“社会静力学”注重研究社会基本秩序和社会结构间的相互关系。“社会动力学”从动态角度分析人类社会发展的变迁和进化。英国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Spencer）在《社会学原理》中提出“社会有机体”的论断，认为社会和生物有机体一样，具有结构性、功能性和相互依赖性，社会进步首先来自社会结构的变化，这些思想对后续结构功能主义的系统论产生重要影响[1]。现代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在《社会系统》中提出，将行动系统分为“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认为四种系统分别具有适应功能（adaptation）、目标获取功能（goalattainment）、整合功能（integration）和模式维持功能（latency），强调从行动系统的内部和各子系统之间的关系论述功能问题。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在《社会的构成》中提出“结构二重性”原理，认为结构一方面是人类行动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人类行动的中介。在社会实践中，结构实现生产和再生产的过程，对个体的行动既是一种制约，同时也具有能动特征[1]。同时，结构功能理论也有诸多不足。孔德、斯宾塞认为社会动力学发展的“规律”总体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忽略了客观环境等引起的社会发展和 变迁。帕森斯的结构功能理论侧重社会和谐和均衡，忽略社会冲突和变迁。吉登斯侧重从个人行动角度，即从微观角度分析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忽略从宏观国家视角和中观地区视角思考社会结构和整合。 　　文章结合甘肃省乡村振兴实践，从社会静力学角度分析，城乡和区域发展不充分、不平衡问题如何解决，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阶段，如何促进甘肃省城乡结构进一步融合、农村发展进一步振兴？从社会动力学角度出发，结合政策变化、文化嬗变等因素，分析甘肃省在乡村振兴中的发展优势和面临的困境，致力于引导甘肃省“十五五”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基础上，促进“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村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贡献理论增量。 3．甘肃省乡村振兴实践现状概述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20字方针，甘肃省近年来不断探索乡村发展道路，激发乡村发展活力，为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贡献西部智慧。 3．1产业兴旺，提质增效 　　“产业兴旺”是解决目前农村诸多问题的重要前提。甘肃省地形及气候差异较大，产业发展禀赋丰富多样。目前，已形成河西走廊灌区、沿黄灌区、泾河流域、渭河流域和“两江一水”流域五大蔬菜优势产区，被农业农村部列入规划的西北内陆出口蔬菜重点生产区域。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甘肃省注重因地制宜，通过发展特色产业实现乡村振兴。一是持续大力发展蔬菜、林果产业，壮大提升马铃薯、中药材产业，推进河西国家玉米制种基地和葡萄产业带建设，注重科技要素对农业生产的驱动，做大做强特色优势产业。二是做好顶层规划，加快产业融合。甘肃省在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因地制宜，采取现代化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加快产业体系构建。三是加大惠农政策落实力度，制定乡村发展特色产业的专项支持政策，完善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提升农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3．2生态屏障，逐步趋稳 　　甘肃省生态环境保护薄弱，对经济发展约束趋紧。2013年开始，甘肃省以国家生态安全屏障综合试验区为平台，加大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力度，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2014年开始，甘肃省继续实施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注重将移民搬迁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有效结合。2015年，甘肃省推进祁连山生 态补偿示范区建设，探索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甘肃省努力将生态振兴与产业振兴有效融合，释放生态建设红利，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双赢”[2]。甘肃省通过持续推进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建设，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追究制度，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和环境隐患排查治理，对各类生态环境违法违规行为实行零容忍，严肃问责追责，坚持绿色发展，以循环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建设为重点，坚持资源循环利用，加强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近年来，甘肃省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成效显著，农民对此评价较高。 3．3乡风文明，成效初现 　　“乡风文明建设”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强调要推动形成良好家风、文明乡风、淳朴民风，加强新时代农村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农民依靠自身落实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以乡风文明带动乡村振兴。甘肃省具有丰富的古丝绸、红色革命、少数民族等文化，在乡村振兴过程中，注重乡风文明建设。通过持续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强化甘肃省乡村精神文明建设，丰富人民群众的精神世界，挖掘农村文化资源，培育农民文化自信，为文明意识扎根奠定良好基础。甘肃省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价格在2019年之后呈现持续上涨趋势；全省和甘肃省城市居民教育文化和娱乐消费价格在2018—2020年呈上涨趋势，在2020—2021年有所下降，之后再次呈现上涨趋势（见图1）。 3．4治理有效，任重道远 　　在城乡社会快速转型过程中，乡村人际关系、社会结构、社会秩序均面临明显变化。农村人际关系日渐疏离和陌生，以血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强关系社会向弱关系社会转变，村庄结构呈现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原子化趋势，农村社会秩序建构难度增加。甘肃省在乡村振兴实践中，牢牢坚持《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的“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原则。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通过培训提升农民开展村民自治的能力；完善驻村干部等制度，加强与农民群体的沟通，有效回应农民合理需求；构建村落意识共同体，建立保障和改善民 生的社会服务体系，维护农村社会公平、公正、良好的发展秩序，提升乡村治 理现代化水平和能力。 3．5生活富裕，众望所归 　　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动力，维护广大农民根本利益、促进广大农民共同富裕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2]。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衔接过渡期内，通过调研得知，甘肃省98%的农民觉得2020年以来家庭平均收入呈增长趋势。在“近三年生活质量满意程度”的评价中，选择“非常满意和比较满意程度”的农民比例合计为58.8%，大多数农民对当地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总体表示满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甘肃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较稳定，为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同时，甘肃省农民对未来家庭收入增幅仍有较多期待，对目前家庭收入增幅表示总体满意的占比达28.1%。 4．统筹视角下甘肃省乡村振兴实践的主要经验 　　社会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有机体特征，从统筹视角总结甘肃省乡村振兴的主要经验，探讨在“十五五”全面推进甘肃省“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和组织”振兴的可行性建议。 4．1区域结构凸显优势，规避劣势 　　区域结构实质是地区资源禀赋差异。甘肃省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和西北干旱区、青藏高寒区、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区域的交会处，山地、高原、沙漠、戈壁等地形占土地面积大。同时，距离全国政治中心、经济中心较远，在全国区域结构中处于发展的不利位置。从省内区域结构分析，甘肃省东西蜿蜒1600多km，大致可分为陇南山地、陇中黄土高原、甘南高原、河西走廊、祁连山脉、河西走廊以北地带六大地形区域，资源禀赋复杂多样。河西是古丝绸要道，物产资源丰富，动植物种类多，拥有许多珍贵的野生动物和中药材。同时，祁连山脉地下水资源丰富，拥有众多绿洲与肥沃耕地，为畜牧业以及灌溉农业的发展提供了优越条件。河中地区主要包括省会兰州市、定西市和白银市等，历史文化积淀丰厚，民俗民风淳朴豪爽，农耕文化影响深远，拥有举世瞩目的文化遗存和丰富的民间艺术、民俗活动。河东地区主要包括庆阳市、平凉市、天水市及陇南市等，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绚丽多彩的人文景观；历史悠久，遗留下众多先民的活动遗迹。甘肃省临夏回族自治州和甘南藏族自治州、天祝藏族自治县等民族地区多处位于西北诸江河的上游或源头， 是西北森林、草原、冰川的主要分布地带，是名副其实的“生态之源”。同时，民族特色浓郁，风俗独特，文物古迹众多，拥有丰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浓郁的民俗风情和丰富的人文景观。 4．2城乡二元结构逐渐融合 　　甘肃省城乡发展大致经过三个阶段：第一，1978年之前，由于生产力低下，城乡差异较小；第二，随着改革开放，尤其是市场经济的确定，城市生产力迅速发展，城乡差距随之扩大，即城乡二元对立阶段；第三，随着社会总体生产力的发展，通过“新农村建设、城乡一体化发展、乡村振兴”等，缩减城乡差距，调整生产关系，实现城乡融合发展[3]。《中华人民共和国202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3年年末，甘肃省常住人口2465.48万人，其中，城镇人口1368.05万人，占常住人口的55.49%；农业人口1097.43万人，占常住人口的44.51%（见图2）。 4．3政策探索，助推乡村发展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始终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发布多个“以‘三农’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随着“西部大开发”、新农村建设、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等推进，城是“城”、乡是“乡”割裂式发展向“城融乡”“乡融城”融合发展趋势更为明显[4]。 　　甘肃省在乡村振兴实践中，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加大落实专项政策支持力度，以高质量、可持续政策助推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认可农民是乡村建设和发展的最主要力量，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发挥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注重福利政策的普惠性，加强和农民群体沟通，加强“守望相助、邻里和谐”等教育，保障地区社会稳定。注重逐步提高农民的医疗保障和养老保障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缩小城乡差距，增强当地农民的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通过政策探索，不断促进农业提质增效、农村基础建设、农民共同富裕和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统筹发展，初步形成“三化一融”协调推进的新格局[5]。 4．4乡村文化结构呈现自觉、自信特征 　　乡村文化建设是加强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甘肃省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红色革命文化影响深远，民间文化博采众长。在乡村振兴过程中，甘肃省注重发挥文化优势，坚持文化强省战略不动摇，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根本要求贯穿始终，通过教育引导、舆论宣传、文化熏陶、道德教化等，结合不同地区旅游特色资源，保持乡村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如完善农村教育体系、大力培育当地新型职业农民、吸引有识之士到乡村发展、加快乡村人才队伍建设等，提升文化软实力，为乡村振兴注入动力源泉。 4．5充分发挥组织结构优势 　　推进农业现代化与新型工业化深度融合与同步协调发展，是世界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新时期我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6]。自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甘肃省各市县（区）高度重视“乡村振兴战略”落地，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通过落实“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责任制，强化组织保证，以县域为统筹，完善工作机制，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有序开展。同时，注重调动民间力量，培育社会组织。甘肃省在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借鉴社会组织发展较好地区的有益经验，大力培育社会组织，让社会组织有效参与乡村环境治理、文化建设等事业，并在此过程中，充分调动民间力量，鼓励和支持慈善组织、志愿者团体、公民个人等参与乡村振兴。提高农民参与乡村振兴的能力和表达话语权，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进一步提高甘肃省乡村地区农民的社会主体参与度。 5．甘肃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实践路径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在此过程中，选择推进路径很重要。甘肃省应科学规划乡村发展蓝图，通过有力政策等支持引导，激发乡村多元文明复兴[7]。以“城乡融合观”打造新乡村，有效拓展乡村发展规划视野[8]，以此提升农村发展动力，实现共同富裕。 5．1加强城乡及区域结构统筹，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1）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离不开城乡融合发展。因 此，要激活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内源动力，通过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在空间格局上实现城乡互促互进，共同发展，打造城乡共同体[9]。同时，发挥县域统筹优势。在区域经济中心辐射效应下，提高县域人口和产业集聚能力，带动乡村地区发展。在农业禀赋资源丰富的乡村，做好农机、气象、测土等农业科技保障。另外，注重一二三产业融合，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和产业融合，提高 市场交易活力[10]。 2）注重区域互惠协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 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指导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等多个指导性文件，要紧抓历史机遇，通过区域协作，加快产业、基础设施、文化等发展，凸显区域优势，全面推进甘肃省乡村振兴。 5．2重视乡村振兴内容统筹，凸显结构组合优势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过程中，产业振兴是基石，人才振兴是关键，文化振兴是灵魂，生态振兴是保障，组织振兴是核心，五者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相互联系、相互促进[11-12]。 1）重视一二三产业融合，延长农业产业链。农业生产在整个社会生产 方式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的地位[13]，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重视一二三产业融合，注重科技创新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发挥农业科研单位在农业科技服务中的重要作用[14]。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让农业经营有效益，成为有奔头、有前途、吸引人的产业[2]。 同时，鼓励和支持农民探索新的振兴路径和发展方式，坚信农民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行动主体[15]。 2）提升乡村人力资本，实现人才振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充分落 实乡村人才振兴的决策部署，通过稳定人力资源资金投入，提升当地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普及成人教育，采取税收优惠、土地政策支持等激励措施，培育新型职业农民，并通过“智志”双扶激发群众内生动力，着力提升当地居民人力资本。同时，积极开展常态表彰奖励，培育并充分调动基层干部探索创新积极性、主动性，壮大乡村治理人才队伍[16]。 3）激活和再造乡村文化，提升文化软实力。文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的底蕴，甘肃省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应重视文化的引领效果，挖掘不同地区的乡风文化潜能，通过“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老人活动室”“村规民约”等，着力于乡土文化资源的激活与再造[17]。同时，依托文化资源，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完善配套设施，提升服务质量，强化文旅融合效应。 4）秉持生态优先，实现生态保护与乡村发展共赢。甘肃省应继续将“坚 持生态优先”的观念牢牢融入实践中。一是注重引导，推动农户生计方式转变。通过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激发农民内生动力，引导农民通过辛勤劳动，持续提升增收能力，夯实农民的物质基础。二是推动绿色经济发展，提升村民的环保意识和理念，高度重视“生态环境是基础，经济发展是支柱”的理念，打造优美的人居环境，积极释放生态红利，实现生态保护和地区发展双赢。 5）加大组织保障统筹力度，助推乡村振兴。一是始终践行“以人民为 中心”的理念，加强和改善党对“三农”工作的领导，推动乡村振兴提质增效[18]，同时发挥村民自治的优势。二是加强毗邻省市间沟通，通过组织统筹，实现合作共赢。甘肃省共有12个地级市，2个自治州，同时与西部六省接壤，在生态保护、跨流域调水、产业发展等方面有重要的联系。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加强宏观调控，树立大局观念，加大组织统筹力度，助推乡村高质量发展。 5．3加强不同群体的利益联结，提升服务统筹能力 　　农民是农业农村发展的根本力量，是乡村振兴的主体。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彰显“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价值理念[19]。充分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农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20]。 1）注重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衔接。甘肃省河中、河东以山地、高原为主， 土地碎片化明显，现代农机等设备使用率低。同时，人口密集，人均耕地面积少。该地区农民以“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为主，即“中老年在农村种地，中青年外出务工”，以最大化节约进城生活成本和最大化地增加家庭收益[21]。留在农村的中老年和妇女，除耕种之外，依然有余力从事其他“工作”。将小农户纳入多元化的适度规模经营体系，提升小农户发展质量和水平[5]。另外，通过公益岗位、土地和牲畜托管等方式，增加小农户财产性收入，实现共同富裕。 2）加强农业经营大户职业教育。甘肃省河西地区农业经营大户较多， 该地区地广人稀，人均耕地面积较多。 该地区农民依托农民合作社等，可以较好地应用现代农业科技并创造较高 的农业收益。针对经营大户，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践中，应着力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加强农民职业教育，提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运用现代农业科技的能力，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完善农业经营大户和小农户的利益联结机制。 3）减少农民工群体的后顾之忧。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阶段，要逐步提升农村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水平，并注重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减少农民工群体的后顾之忧，让“进城的住得舒心，留村的留得安心”。 　　在此过程中，应统筹不同群体的利益，提升服务能力，有效回应不同群体，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有效协调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确保乡村社会和谐有序，推动乡村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继而实现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目标。 高校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陈新新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高校的规模不断扩大，在校师生人数日益增多。大学食堂作为提供饮食服务的重要场所，其食品安全与营养搭配直接影响到师生的生命健康安全[1]。近年来，各级政府和高校自身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高度重视，但食品安全事故在高校中仍时有发生，给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因此，高校应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切实加强食品安全管理，确保师生饮食安全。 1．高校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的重要性 1．1保障师生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食品安全事关师生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高校安全稳定的重要基础与支撑[2]。①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可以确保高校食堂采购的食材新鲜、安全、卫生且富含营养。只有在严格监管下，蔬菜、肉类、谷物等食材才能符合质量标准，为师生提供身体所需的能量和营养成分，维持正常的身体机能和健康状态。②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可以规范食品加工环节，严格要求食堂工作人员遵循卫生标准，防止交叉污染和细菌滋生，能有效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生风险，保障师生身体健康。 1．2维护教育事业和高校稳定发展 　　高校食堂食品安全管理需要与时俱进，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才能保证食品安全，为大学生的健康成长提供坚实保障[3]。高校若缺乏妥善的食品安全管理和责任落实机制，则容易引发家长与学校之间的矛盾冲突。同时，在信息传播迅速的今天，负面消息可能会在网络上快速扩散，影响学校的声誉和形象，进而破坏高校的稳定局面。高校应积极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以确保能够在事故发生时迅速做出反应，采取有效的解决措施，将负面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维护高校的和谐与稳定。 1．3提升高校制度建设和管理水平 　　①食品安全管理是高校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套科学、合理且全面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度，能够填补高校在食品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漏洞。从食品的采购环节开始，责任制明确规定了采购标准，包括对供应商的资质审核、食品原材料的质量把控等。②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是提高管理效率的有力途 径。当责任明确到各个部门和个人时，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可以快速追溯至采购、储存、加工的具体环节。③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有助于促进高校各部门的协同合作。在食品安全管理过程中，涉及多个部门，如后勤部门、保卫部门、学生管理部门等。因此，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不仅有利于完善学校的制度建设，还可以促进高校管理的规范化、科学化，提高高校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 2．当前高校食品安全管理存在的问题 2．1食品安全管理意识淡薄 　　①从学校管理层来看，部分高校领导对食品安全管理的重视程度不足。他们往往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教学科研、校园建设等方面，在制订学校发展规划和资源分配计划时，未将食品安全管理提升到应有的高度，导致食品安全管理在资金、人力等方面的投入相对匮乏。②后勤部门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直接责任部门，在食品安全意识方面也存在严重问题。部分后勤工作人员认为食品安全只是一些基本的操作规范，未深刻理解其背后的重要意义。③对于高校师生而言，往往更关注食品的价格和口感，对食品的安全问题缺乏防范意识。 2．2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不完善 　　尽管部分高校已建立了一些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但这些制度往往不够完善，存在漏洞。①制度内容不全面。在食品采购环节，部分高校的制度未能详细涵盖对新型食品原料、特殊食品的采购标准。②执行与监督机制缺陷。部分制度条款过于原则化，缺乏具体的操作指南，内部监督主体不明确，对食品安全监督的具体职责划分不清。③应急管理体系缺失。很多高校的应急预案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在事故发生时，可能会出现混乱局面，无法迅速有效地采取措施控制事态发展。 2．3食堂从业人员素质不高 　　①专业知识匮乏问题严重。在高校食堂的运营过程中，许多从业人员缺乏基本的食品营养知识，不清楚不同食材的营养成分和合理搭配方式。②从个人卫生习惯来看，部分员工在工作过程中不遵守基本的卫生规范。例如，一些员工不注重手部清洁，在处理食品前后没有正确洗手，手上携带的细菌和病毒可能污染食品。③职业道德素养参差不齐。食堂从业人员职业道德素养的高低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管理的成效。然而，目前高校食堂部分员工缺乏责任心，对食品加工的质量和安全问题不够重视。 ④高校食堂在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机制方面存在诸多漏洞，这在一定 程度上加剧了从业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 2．4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不足 　　①监管体系不完善，主要体现为部门协同混乱和标准执行不统一。高校食品安全监管涉及后勤、保卫、卫生等多个部门，但各部门职责界定模糊。虽然国家和地方有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但高校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统一的规范。②监管人员配备不足，主要体现在专业人员稀缺和人力覆盖不足。随着高校规模的不断扩大和餐饮服务的多样化，监管人员的数量往往无法满足实际需求。③监管方式滞后，主要体现在技术手段落后和整改监督不力。当前，高校食品安全监管大多依赖传统的人工检查方法。对于食品中的有害物质检测，缺乏先进的仪器设备。这导致检测结果的时效性较差，不能及时阻止问题食品的供应和消费。④在发现食品安全问题并要求整改后，一些食堂可能只是表面整改，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但监管部门未能深入检查和持续跟踪，导致同样的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出现，无法从源头上消除隐患。 3．高校积极推行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策略 3．1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意识 　　①加强对高校领导和管理人员的培训，提高他们对食品安全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增强他们的食品安全管理意识。高校管理层应将食品安全管理提升到战略高度，将其作为学校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制订长期发展目标和年度工作计划时，单独列出食品安全管理的目标和任务。同时，要确保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与教学、科研等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考核，从源头上重视食品安全的管理工作。 　　②通过多种途径加强对师生的食品安全教育宣传。可以在校园内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讲座、主题班会等活动，同时利用校园广播、宣传栏、官方网站等渠道，广泛传播食品安全信息。③建立食品安全奖惩机制，对在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中表现突出的部门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违反食品安全规定的部门和个人进行严肃处理。 3．2完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 　　①细化采购标准。在食品采购环节，明确规定各类食品的采购来源，优先选择具有良好信誉、合法资质的供应商。对于食品原材料，除了常规的感官检查要求外，还应规定详细的理化指标和安全指标检测标准。②规范加工流程。 食品加工环节的制度应涵盖从食材准备到烹饪完成的全过程，详细规定食品加工人员的操作规范。③完善储存与留样制度。食品储存制度要根据不同食品的特性，制定适宜的储存条件，详细记录食品的名称、数量、入库时间及保质期等信息，实现食品储存的可追溯性。④强化执行与监督机制。既要明晰执行细则，也要明确监督主体与职责。不仅要将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中的各项规定进一步细化为具体的执行细则，还应建立专门的食品安全监督小组，成员包括后勤管理人员、食品安全专业人员以及师生代表等，并明确各成员在监督过程中的具体职责。 3．3提高食堂从业人员素质 　　提高食堂从业人员素质是落实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的重要环节。①完善岗前培训。对于新入职的食堂员工，建立系统的岗前培训制度。培训内容包括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学校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食品加工操作规范、个人卫生与食品安全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培训结束后，需要进行严格的考核，只有考核合格者才能上岗，保证新员工具备基本的食品安全素质。②持续在职培训。建立定期的在职人员食品安全培训机制，根据食品安全领域的新法规、新技术、新问题，及时更新培训内容。此外，还可以通过内部的食品安全知识竞赛、技能比赛等形式，激发员工学习的积极性，不断提升员工的食品安全管理能力。③加强培训效果考核。建立完善的培训效果考核机制，对员工参加培训后的知识掌握和技能应用情况进行评估。考核方式可以包括理论考试、实际操作考核、日常工作表现评估等[4]。 3．4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①优化部门协同机制。高校应建立以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为核心，后勤、保卫、学生管理等多部门联动的监管体系，明确各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具体职责。各部门间应建立定期的沟通协调机制，通过联席会议、信息共享平台等方式，及时交流食品安全信息，形成监管合力。②统一监管标准与流程。高校应明确食品采购的质量标准、供应商资质审核流程、食品加工过程中的卫生规范、储存条件要求以及食品留样、检测的具体标准等。③建立动态风险评估机制。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对高校食品安全状况进行动态监测和评估。收集食品采购、加工、储存、消费等环节的数据，分析可能存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调整监管重点和策略，对高风险食品和环节实施重点监管，以预防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④强化整改监督与信息公开。在发现 食品安全问题并下达整改通知后，加强对整改过程的监督。监管部门要定期检查整改情况，确保整改措施落实到位。对于整改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一步加重处罚。同时，应建立食品安全信息公开平台，将食品安全检查结果、违规行为处理情况、整改落实情况等信息向师生公开，接受师生的监督[5]。 4．结语 　　高校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的构建与完善是一项系统而长期的工作，关系到高校师生的身体健康、校园稳定以及社会声誉。同时，高校食品安全管理工作为社会整体食品安全水平的提升起到了示范和引领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社会影响。各高校应高度重视食品安全管理责任制的建设，不断探索创新，持续改进完善，为高校师生创造一个安全、健康、和谐的饮食环境。 关于天津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的路径分析 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课题组 　　总书记多次强调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重要意义。2024年以来，国家先后印发《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意见》《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若干措施的通知》《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等文件，全面部署高水平对外开放方针政策，在服务贸易、商务入境、营商环境、投资便利化等方面提出具体措施。 一、天津“都市型”开放总体情况 　　“都市型”开放是全域开放，一般具备高辨识度的世界级商圈、高度发达的服务经济、高密度的全球消费群体、高魅力值的文化软实力和高标准的国际化服务设施等特征，与天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四高”目标高度契合。 （一）开放基础 　　近年来，天津瞄准“改革开放先行区”功能定位，推动“城市+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开放基础。全域开放态势初步形成。2017—2023年，外贸出口总额年均增长3%以上，实际使用外资年均增长6%左右。开放经济稳步发展，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成效初显，“买全球、卖全球”的功能不断增强。开放发展环境全面优化，国际交流合作全面深化，服务国家主场外交“国际会客厅”加快打造，国际友城达99对，鲁班工坊布局全面优化。 （二）比较优势 　　天津是一个领开放之先的城市，拥有丰富的比较优势。面海而生的突出禀赋，作为国际化港口城市、中蒙俄经济走廊主要节点、“一带一路”交汇点、亚欧大陆桥最近的东部起点，区位优势明显。开放包容的城市基因，既承载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展现了现代化都市的活力与魅力，文化优势明显。开放前沿的金字招牌，从经济技术开发区到滨海新区，再到自由贸易试验区，发挥着全国改革开放先行区的作用，政策优势明显。都市风范中西合璧，海河两岸建筑流光溢彩，堪称万国博览，商通四海、物聚九州，形象优势明显。 （三）短板与不足 　　对标先进、对标高质量发展，天津城市国际化水平提升仍任重道远。一是品质化程度不足，优质载体与运营主体规模有待进一步提升，对外吸引力和来 津人流、物流、商流等不足。2022年天津进出口总额位列全国城市第10位，但出口总额位列第17位，外贸依存度为51.8%，低于深圳（113.4%）、上海（93.8%）和北京（87.4%）。二是品牌化程度不足，缺乏以品牌为引领，统筹设计研发、国际营销等高价值环节；国际竞争力不强，进驻天津的世界500强有276家，而北京和上海都在400家以上。三是国际化程度不足，未充分挖掘自身的历史文化资源，未构建能形成强大吸引力的国际旅游消费目的地。目前，在津常住外籍人员不到2万人，远低于上海45万多的水平。四是对外服务的专业化程度不足，涉外服务体系不完善，辐射功能不强，服务质量不高，缺乏资源统筹和中长期战略规划布局。 二、国内外形势分析及先进省市经验做法 （一）国内外形势分析 　　从国际形势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为在全球经济体系中占据更有利地位，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国际大都市正在围绕发展战略、经济能级、城市更新和国际消费等方面加速转型。从国内形势看，一方面，高标准对接国际经贸规则、京津冀协同发展和共建“一带一路”等举措为天津“都市型”开放提供了良好契机和空间；另一方面，全国城市加速国际化进程为天津“都市型”开放既提供了协同动力，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压力。 （二）借鉴先进省市经验做法 　　一是提升文化建设品位，塑造城市软实力。上海通过建设全球影视创制中心、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亚洲演艺之都、全球电竞之都，举办上海国际马拉松赛、F1中国大奖赛等节展赛事，推动海内外优秀文化作品首发、首演、首映、首展，构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二是创新办学“四种模式”。海南陵水通过引进境外顶尖高校独立办学，国内外知名高校新设中外合作办学，现有优秀中外合作办学的示范扩展，国内外知名高校合作实验室、国际学分课程等创新培养。探索“大共享+小学院”创新建设理念，试验区内图书馆、公共教学楼等公共设施共享使用，各高校根据学科特色需要使用专享小学院，并通过大共享平台促进中西互鉴、学科互融、文理互通、学分互认、课程互选、管理共商，形成国际教育创新高地。三是着力打造国际交流合作平台。西安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积极承办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欧亚经济论坛、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丝绸之路旅游部长会议等重大活动，吸引22个 国家在西安设立领事馆和签证中心，设立西安“一带一路”国际商务中心，实施“一带一路”招才引智计划，打造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学生的教育培训基地。 三、天津争创“都市型”开放新优势的路径 （一）聚力融合全球消费资源，打造国际消费时尚之都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标志性商圈。实施金街焕新，推动海河都市段两岸全线商圈贯通，依托意风区—五大道建筑群打造国际消费地标。以智慧商圈、绿色商场、进口商品创新试点为抓手，推进“滨城”商圈提档升级。构建全球消费资源聚集地。大力引进国际贸易品牌企业，用好总部经济。招引国内外投资运营商在津建设商旅文体综合项目。打响本土时尚品牌，重振老字号“津”字招牌，进高端商场、上跨境平台、进免税店，推出更多“天津礼物”。塑造数智时尚新潮消费高地。促进在线医疗、在线文娱等消费新业态发展。支持智能家居、可穿戴设备等新型产品研发应用。深研“Z世代”消费，引领迭变潮酷、健康舒适的消费体验。推进“买手店”等先锋时尚要素聚集。拓展国际消费体验新场景。点亮海河夜景灯光廊道，升级恒基、民园等全时段特色街区，打造“津沽夜宴”。培育环球餐饮美食聚集区和特色市集，做强“津味”品牌。建设东疆邮轮母港旅游度假区，打造北方国际邮轮枢纽港。 （二）聚力培育外贸综合优势，打造全球商品贸易之都 　　打造面向全球的商品贸易港。加快国家级进口贸易创新示范区建设。推动汽车及零部件、海工装备、石油装备等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建设。推动设立石油天然气交易中心，提升钢材、农产品、煤炭等大宗商品交易影响力。打造服务全国的进出口集散地。做强汽车进口口岸，打造北方二手车出口基地。加快生态城中心渔港国家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建设。推进临港粮油产业园建设，巩固提升北方重要粮食进口口岸地位。打造引领未来的商贸创新策源地。增强贸易中转功能，培育具备全球资源配置功能的中转集拼和国际分拨业务。深化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推动物流、平台或贸易企业共建共享海外仓。建设数字服务出口、文化出口等国家级基地。打造协同共享的区域商贸服务高地。积极引进首都高端商贸服务业态，加强与北京商贸类央企、品牌民企的对接。鼓励京津冀各类品牌展会和贸易投资促进活动加强协调，支持京冀企业在津设立总部和功能性机构。 （三）聚力弘扬文韵筑巢引客，打造东西文化融合之都 　　构筑更具国际影响力的文化高地。统筹“近代中国看天津”资源，加强对历史建筑、风貌街区、革命遗址、工业遗迹的保护利用，繁荣演绎演出，擦亮“戏码头”金字招牌，加大非遗文创产品开发，鼓励开拓国际市场。推进打造世界级旅游目的地。提升海河沿岸文化旅游资源品质，构建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城国家文化公园为核心的历史文旅画卷。突出亲海品海旅游特色，打造世界海洋文明体验中心、国家海洋休闲运动中心。全面建成国际会展之都。用好国家会展中心（天津）资源，高水平举办夏季达沃斯论坛、世界智能大会等重大标志性展会。大力发展“会议+展览”模式，线上线下融合发展。支持企业“走出去”举办高质量境外自主品牌展会，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会展集团。建设顶级赛事和演艺活动名城。积极申办国际国内顶级体育赛事，加快建设“运动之都”。培育排球城市文化，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排球名城。布局电竞产业，打造新生代网红打卡地。引育具有国内外高流量、高话题度的品牌活动，联合打造城市群文体消费圈。 （四）聚力拓展海外朋友圈，打造国际交流合作之都 　　提升高水平科技合作创新能力。建设自主算力、人工智能、生物技术、车联网应用示范等国际一流、面向国内外开放的创新试验场，加快建成全链条国际化技术交易服务平台。提升天津教育品牌国际影响力。引进世界一流学校来津办学，加强学分、学历学位、办学标准互认。打造高端国际学术交流平台。推动“鲁班工坊”国家品牌建设。鼓励职业院校建立海外教学基地。打响“留学天津”品牌，发展国际教育。提升卫健领域国际合作能力。依托自贸试验区创新医疗服务模式。支持境外投资者举办高水平医疗机构，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优秀模式。探索来华就医签证制度。筹建内外贸一体的国际医药供应链平台。实施名医堂工程，吸引国际人群医疗康养。推进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建设。提升友城和民间国际交流水平。积极构建以“一带一路”为重点的国际友好城市网络。培育国家会展中心等外交外事场所，打造“海河之邀”国际大讲堂等品牌活动，推进友城间经贸、科教、文旅、环保、城市管理等多层次、宽领域交流合作。深耕民间交流交往，打造“丝路津韵”等特色品牌。 （五）聚力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一流营商环境 　　营造政务服务的“热力场”。完善企业开办“一窗通”网上服务。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建立外商“政务服务管家”，实现极简审批。打造包容创新的“试验场”。优化海外人才创业孵化载体，提供全生命周期闭环服务。 推动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建设，为“海归”创业打造“服务旗舰店”。提升涉外法治水平。推进开放领域地方立法进程，保护外商投资合法权益。完善国际商事诉讼、仲裁与调解一站式纠纷解决机制。加强域外法查明研究，拓展商事法律服务领域。规范涉外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提高涉外法律服务能力。引进优质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和国际医院、康复中心、养老院等，提升三甲医院国际医疗部水平。完善便利化出入境、停居留政策。推出多语种便民服务和双语标识，建设国际化社区。讲好包容开放的城市故事。掌握国际传播规律，创新全球叙事方式，讲好精彩“天津故事”。制订并实施面向国内外的城市形象宣传策略，重视新传媒作用，提炼辨识度高、有内涵品味的城市IP，营造“人人都是精彩故事传播者”的良好氛围。 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研究 刘嘉文 引言 　　高校毕业生就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伴随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广西高校毕业生人数快速增长，就业压力与日俱增。如何提高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缓解就业矛盾，是当前摆在高校、政府和社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因此，本研究旨在深入分析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的现状与问题，探索提高就业质量的有效对策，为政府、高校和社会各界提供参考和建议。 一、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现状分析 （一）总体就业形势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广西高校毕业生人数持续较大增长，就业压力不断加大。据统计，2022年广西各级各类毕业生总人数约29万人，202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到约31万人。整体就业率虽有所提高，但依旧不容乐观。2022年广西高校毕业生总体就业率为83.2%，2023年为84.9%，仍有近5万名毕业生处于未就业状态。从学历层次看，不同层次毕业生的就业率差异较大。2023年，本科及以上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90%左右，而专科生的就业率仅为76.5%，就业形势依然较为严峻。 （二）就业结构分析 近年来，广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行业越来越多元化。 　　传统的政府机关、事业单位、教育行业虽然仍是主要就业去向，但新兴产业和新型就业方式不断增多，给毕业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选择。例如：在新兴产业方面，2022年有超过22%的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于互联网、电子商务、金融等新兴行业，体现出就业的多元化趋势。同时，自主创业、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方式也日益普及，截至2023年底，广西有近8000名高校毕业生选择自主创业。从区域分布看，广西高校毕业生外出就业的比例逐年上升，2023年达到43.7%。珠三角、长三角等经济发达地区仍是主要目的地，但中西部地区的吸引力也在不断增强，就业更加趋于均衡。此外，不同专业领域的毕业生在就业中也表现出较大差异。 （三）就业质量分析 从整体来看，广西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一方面，大量 毕业生集中在一些经济效益较低、环境相对落后的中小企业和基层单位就业，职业发展空间较为有限；另一方面，不少毕业生被迫选择了与自身意愿和专业不太契合的工作岗位。此外，收入水平、社会保障、职业发展前景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高学历人才普遍就业质量较高，而专科生尤其是师范类专科生的就业质量较低，收入待遇、社会地位和职业发展前景都不容乐观。 　　值得注意的是，毕业生对就业质量的评判标准和期望值正在发生转变，单纯的经济回报已不能完全满足他们对高质量就业的向往，职业发展空间、工作环境、个人价值实现等也成为他们主要考虑的因素。 二、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剖析 （一）高校与用人单位需求不匹配 　　高校人才培养与用人单位实际需求不匹配，是导致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困难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方面，高校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和专业设置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仍存在一定脱节。许多传统专业人才供给过剩，而新兴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对人才的需求得不到有效满足；另一方面，高校培养的人才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与企业用人需求也存在差距。高校毕业生理论知识扎实，但往往缺乏实践经验和创新意识，难以完全胜任岗位要求，部分高校在人才培养中过于注重学术化，忽视了学生的就业导向和职业技能培养。 　　此外，高校与企业、政府的沟通联系不够顺畅，缺乏高效的人才需求反馈机制，人才培养计划与实际需求脱节。一些高校对本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动态和人力资源市场变化把握不足，导致培养的人才无法精准对接市场需求。 （二）毕业生就业观念和能力有待提高 　　部分广西高校毕业生存在就业观念模糊、就业能力欠缺的问题，制约了就业质量的提升。首先，许多毕业生对高质量就业内涵认识不足，普遍存在“高薪高位”的就业期望值，对基层单位、中小企业等就业渠道心存偏见，他们对自身的实际能力估计也常有不切实际的高估；其次，广西高校毕业生综合能力有待加强，包括自我认知、职业规划、就业指导、专业技能等多方面存在短板。部分毕业生缺乏合理的职业生涯规划，对就业信息获取和面试技巧掌握不足，不能主动适应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他们专业技能和从业能力参差不齐，难以完全胜任工作岗位；最后，一些毕业生存在就业心理素质不高的问题。面对就业压力，部分人容易产生焦虑、退缩等情绪，缺乏必要的耐心和毅力。社会适应能力差、个人魅力不足等也常常制约求职成功。总的来说，广西高校毕业生 就业观念和就业能力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高校就业指导服务有待完善 　　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服务工作是影响就业质量的重要因素。目前，广西高校在就业指导服务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高校开设的就业指导课程内容单一化、形式化，缺乏针对性和实效性，未能真正帮助学生解决实际就业困惑；其次，高校师资力量整体薄弱，专职就业指导教师数量不足、水平参差不齐，很多任课教师缺乏实践经验，难以对学生提供专业化的职业生涯规划指导，高校与政府、企业的联系机制不够顺畅，很难及时获取用人需求信息，制约了就业指导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此外，广西高校职业发展指导和心理咨询服务较为欠缺，未能从根本上提升学生的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部分高校专业师生比例过高，就业指导教师任务繁重，无法对每位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深入指导。总体而言，广西高校就业指导服务工作仍显单一、滞后，需改革创新。 （四）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约 　　广西作为欠发达地区，其区域经济总量较小、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就业岗位供给有限，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一方面，广西经济发展滞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产业结构仍以第一产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相对滞后，因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有限；另一方面，广西区内企业规模普遍偏小、发展活力不足，吸纳就业的能力有限。即使获得就业，高校毕业生在职业发展通道、薪酬待遇等方面也难以得到理想保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基础更加薄弱，高校毕业生面临的就业困境更为突出。 　　此外，广西对内开放程度不高，市场化程度较低，难以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充足的创业机会和广阔发展空间。近年来，广西经济虽保持平稳增长，但总体上经济发展滞后于全国主要经济大省，发展质量和效益均有待进一步提升，从而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产生了一定制约。 三、提高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的对策 （一）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1．深化产教融合 　　深化产教融合是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一环。高校要加强与企业、行业协会的深度合作，建立多元化的合作平台，拓宽企业在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习实训、技术攻关等方面的参与度。一方面，高校可邀请企业专家参与 人才培养全过程，共同制定培养方案和教学标准，优化知识结构设置，鼓励企业在高校开设定制化课程和工程实践类课程，切实提高课程针对性和实用性；另一方面，高校要积极拓展校外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更多企业实践锻炼机会。 2．加强实践教学 　　实践教学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必由之路。高校要根据不同专业实际需求，围绕认知实践、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关键环节，构建实践教学体系。首先，在教学过程中，高校应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通过案例教学、项目教学等形式，有效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其次，高校应创新实习实训模式，采用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式，以便确保实习质量；最后，高校应加大实践教学硬件投入，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实验室、实训中心和校内外实践基地，充分发挥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大学生科技竞赛等在培养实践能力方面的作用。 （二）完善就业指导服务体系 1．加强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高校应将职业生涯规划教育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发展观和就业观念，开设专门的职业生涯规划课程，系统传授职业规划理论知识和方法技巧，引导学生合理设置职业生涯目标。课程不仅要介绍就业形势分析、职业价值观塑造、职业兴趣测评、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基本内容，而且要结合不同专业领域，传授行业就业特点、发展前景等专门知识，增强针对性和实效性。同时邀请职场导师现身说法，分享亲身经历。 2．建立毕业生就业信息库 　　就业信息是指导和服务的基础。首先，高校应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信息库，及时收集和更新企业用人需求、就业政策法规、行业就业状况等各类信息，为学生提供准确的就业服务和决策支持；其次，高校要加强与政府、企业的联系，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渠道，多渠道获取最新用人需求信息。同时，深度分析区域、行业、企业的人力资源需求，识别人才短缺的专业领域、关键能力要求等，为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提供决策依据；最后，高校要加强内部的就业信息采集和管理[1]，建立毕业生供需对接机制，掌握毕业生的期望就业去向、专业技能等状况，建立就业质量跟踪反馈机制，及时评估用人需求的变化趋势，为优化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3．高校毕业生就业心理调适 　　高校毕业生在就业过程中普遍面临心理压力和调适问题，这不仅影响求职效果，还可能对未来职业发展产生长期影响，因此高校应当重视毕业生的就业心理健康，建立健全就业心理辅导机制。开设系统的就业心理辅导课程，深入浅出地讲授就业心理学知识，帮助学生了解求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焦虑、挫折感、自我怀疑等常见心理问题，并传授科学有效的应对策略，课程设置应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案例分析、角色扮演等互动形式，增强学生的心理调适能力。高校应组建专业的就业心理辅导团队，配备具有心理学背景和丰富咨询经验的心理咨询师，为毕业生提供个性化的心理辅导服务，这些专业人士可以通过一对一咨询、小组辅导等多种形式，帮助学生克服就业心理障碍，树立积极乐观的求职态度，建立朋辈心理互助机制也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高校还应定期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围绕求职压力管理、职场适应、挫折应对等主题，组织形式多样的团体辅导活动，通过集体分享、互动讨论等方式，帮助毕业生提高心理调适能力，增强求职信心。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构建网络心理支持平台也成为必要之举，高校利用新媒体技术，开发在线心理咨询系统、心理测评工具、心理健康小程序等，为毕业生提供便捷的在线心理咨询服务，这不仅可以突破时间和空间限制，满足毕业生随时随地获取心理支持的需求，还能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发现和干预群体性的就业心理问题。 （三）鼓励创业就业 1．完善创业支持政策 　　鼓励和支持高校毕业生自主创业，不仅可以拓宽就业渠道，而且可以充分释放创新创业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因此，广西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创业扶持的政策体系。在财税金融政策层面，要加大对初创企业和创业项目的资金支持力度。具体而言，可设立专项创业基金，通过股权投资、贷款贴息、风险补偿等方式，为创业者提供种子资金支持[2]。同时，适当放宽创业担保贷款条件，简化审批手续，缓解创业者融资难题。在财政支持、税费减免等方面，政府应给予政策倾斜。 2．构建创业孵化平台 　　除了完善政策支持外，广西还需大力构建创业孵化平台，为高校毕业生创业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一方面，要创业孵化园区、青年城、研发中心等机构向高校毕业生开放，提供创业空间和资源[3]；另一方面，政府可整合力量打造若干专业创业孵化平台，为不同创业领域、不同发展阶段的创业者提供定制化 服务。 （四）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 　　提高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需要以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重要支撑。具体而言，只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增强经济实力，才能为高校毕业生提供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一方面，广西要着力优化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等前沿领域，培育一批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高校毕业生拓展更多就业空间。同时，积极吸引高新技术企业在广西落户，形成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集聚效应[4]；另一方面，广西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为高校毕业生营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要求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为毕业生创造更多机遇。同时，应加快“双万双服”等重大开放平台建设，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广西还要推进新型城镇化进程，优化区域布局，缓解区域经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结语 　　新时代高等教育肩负着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使命。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事关百万青年一代的前程命运。当前，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仍面临着严峻挑战，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高质量就业仍是“短板”。为了改善这一现状，高校、政府、用人单位等各方需进一步行动，从人才培养、就业服务、政策扶持、经济发展等方面着手，形成工作合力，不断深化改革、完善机制、创新模式，切实提高广西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 基层县区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与发展贵州平塘县的实践探索 暨南大学湾区国际智慧应急与安全发展研究院卢文刚 0．背景 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一直备受关注。基层是防灾减灾救灾的第一线， 强化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对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7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出台《关于加强基层应急管理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52号）；2024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提出，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2024年9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提出，强化基层应急基础和力量。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委农村工作会议暨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推进会议精神，调研学习总结广州在东西部协作工作中东西部协作、安全生产防灾减灾与应急管理、社会治理、乡村振兴等方面经验做法，进一步赋能推动广东和广州帮扶各项工作，2024年8月27日至8月30日，在广东省粤黔协作工作队平塘小组大力支持协作下，2024年暨南大学大学生志愿者暑期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暨青年大学生“百千万工程”突击队行动校级重点团队“暨南大学‘党建+安全’百千万工程突击队”前往广州市白云区东西部协作帮扶县——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平塘县开展调研考察，受到平塘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2]。8月29日，调研组一行来到平塘县应急管理局开展调研，通过召开座谈会、现场参观交流及与平塘居民广泛交流等多种形式开展调研以深入了解平塘县近年应急管理工作开展的情况、取得的成效、面临的风险挑战，并交流研讨解决之道。 1．创新探索与成效 　　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地处贵州省南部，是广州市白云区东西部协作帮扶县，县域国土面积2806平方千米，下辖9镇1乡1街道、131个行政村（社区），全县总人口33.2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人口近60％[3]。 　　山海连心，携手相依。据悉，自2016年以来，在广州白云区对黔南州平塘县9年的倾情帮扶下，平塘县共获东西部协作资金3.3亿元，实施项目107个，助 力平塘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取得显著成效，为平塘中国 式现代化和安全高质量发展建设注入了强劲动力。 　　近年来，平塘全县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精神和安全生产工作部署要求，以防风险、除隐患、遏事故、保安全为目标，持续健全责任体系，强化隐患排查，狠抓专项整治，全县安全生产工作稳步推进，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1．1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工作责任 　　一是加大管理力度。仅2023年县委、县政府就先后召开16次常务委员会、14次常务委员会及相关专题会，听取和研究安排部署各重点时段工作任务。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率先垂范，各领域分管负责同志主动担当，累计开展安全生产督查检查290次。 　　二是制定制度文件。根据县安全生产形势和行业领域安全特点，2023年以来先后制定《平塘县安全生产委员会年度工作要点》《平塘县委、县政府领导班子成员年度安全生产重点工作任务清单》《平塘县党政部门及中央、省、州在平塘有关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任务分工》等各类安全生产工作相关文件39份，全方位健全工作机制，“纵到底、横到边”全面压紧压实各乡（镇、街道）、各部门安全生产责任。 　　三是建立交办单制度。按要求建立推进安全生产重大风险和突出问题交办单制度。2023年以来，县安委办向各乡（镇、街道）、各有关部门下发督办通知12份、落实领导批示精神5份，对重大风险隐患和督导发现问题隐患进行督促整改，建立隐患台账跟踪督办，确保问题隐患按期认真整改到位。 1．2防范化解安全风险 1．2.1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领域风险 　　围绕17个重点行业领域，全力抓好岁末年初、元旦、春节、全国两会、清明、五一、中秋、国庆等重点时段安全防范工作，并逐月分析研判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风险。如2023年，全县累计检查发现一般隐患2684条，当年即全部整改完毕； 召开安全生产风险分析研判会商会议10次，各行业领域排查重大风险29条， 也已全部落实管控措施。 1．2.2扎实开展重大事故隐患排查 以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和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消防、 燃气、特种设备、工贸、文化旅游等行业领域为重点，全面推动全县重大事故隐患专项排查整治工作。2023年度，全县累计抽查企业791家次，帮扶指导重点企业589家次，行政处罚82家次39.5万元，约谈企业8家，责令停产停业整顿1家，排查重大事故隐患73条，当年已整改69条。 1．3持续开展常态化“打非治违”工作 1．3.1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 　　按照“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要求，常态化抓好全县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有效防范各类生产安全事故，促进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如2023年以来，全县累计查处各类非法违法行为25535家次，立案调查423起，处罚272.34万元，行政（刑事）拘留186人，停业整顿4家次，吊销证照66个，关闭取缔企业（场所）3个。 1．3.2持续推进“打非治违”奖励举报 　　按照《省安委办关于实行安全生产有奖举报公告牌制度的通知》要求，2023年8月份之前已全部完成煤矿、非煤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9个重点行业领域企业的举报奖励公告牌张贴工作。2023年，全县共接到安全生产举报22起（均为12345平台匿名举报），已核实22起（其中属实20起，不属实2起），核查率为100%，因均属于匿名举报，故无法给予奖励。 1．4围绕重点领域开展专项整治 1．4.1紧盯问题隐患强力推进整改 　　紧盯贵州省第七督导组、黔南州领导带队、州安委会督查组、州安委办常态化督导组检查反馈县问题隐患，强力推动问题整改。2023年，上级部门督查检查共反馈平塘县145条一般隐患，均已完成整改，整改率达100%。 1．4.2开展城镇燃气专项整治工作 　　深刻汲取宁夏银川“6·21”燃气爆炸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做好全县城镇燃气安全监管工作。2023年度，县安委办牵头开展联合执法检查6次，发现问题隐患129个（其中，重大安全隐患3个），已全部完成整改，组织3家燃气经营企业开展复工复产教育培训和安全生产培训4次，约谈燃气经营企业2家次。 1．4.3扎实开展消防专项整治 　　深刻汲取黔东南州雷山县西江苗寨“7·10”火灾和黎平县肇兴侗寨“8·18”火灾事故教训，自2023年7月中旬至年底，共组织10个检查组到各乡（镇、街道）和有关单位场所开展消防安全检查257次，发现消防安全隐患253条，全部完成 整改。 1．4.4及时开展煤矿专项排查整治 深刻汲取内蒙古阿拉善左旗“2·22”煤矿坍塌、六盘水市山脚树“9·24” 火灾事故教训，及时组织力量对兴发煤矿、福成煤矿开展检查，共发现问题隐 患31条，全部完成整改。深刻吸取山西吕梁市永聚煤矿一办公楼“11·16”火 灾事故，督促指导煤矿开展自查自改整改。2023年开展救护知识应知应会培训 196人次。 1．5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1．5.1抓好森林防火工作 　　完成11个乡（镇、街道）30人和村级10人以上的综合应急队伍建设，2023年组织160余人开展森林防灭火业务技能培训，2023年10月份在克度镇开展平塘县森林火灾应急演练；同时及时为乡镇补充配发割灌机、防火服和打火机等防火物资，为克度消防救援站2023年新增约135万元的应急物资装备，确保满足防灭火工作所需。 1．5.2抓实防汛度汛安全 　　按照各大防洪区建立一支20人应急抢险队伍和各乡（镇、街道）建立一支30人应急抢险队伍、村级建立15人以上的应急抢险队伍建立综合应急救援队伍，进一步夯实抗洪抢险应急处置能力。同时，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加强与气象、水务和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判，2023年启动防汛Ⅳ级应急响应3次，启动抗低温凝冻Ⅳ级应急响应1次，采取有效防范应对措施，切实抓好特殊天气防灾减灾工作[4]。 1．5.3认真抓好抗旱保障 　　严格落实县委、县政府关于抓好水稻打田栽秧的决策部署，及时会同农业、水务等有关部门到各乡（镇、街道）确定各抽水点，并迅速组织安装应急抽水灌溉设备。高质量完成18个抽水点的设备安装并投入使用，发放抽水机96台，水带11735米、水管4450米、电缆线2240米，有效帮助各乡镇抵抗旱情。 1．5.4认真抓好救灾工作 　　2023年年初放发2022～2023年度冬春救灾资金417万元，救助人口20659人；2023年11月底又发放自然灾害临时救助资金132.05万元，救助受灾群众22008人，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 1．5.5认真抓好物资储备工作 　　县应急管理局高度重视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县应急物资储备中心结合县防汛办、县减灾委、县森防办等工作职责，加强应急物资储备。首先是建立供贷渠道备案制。为应对各种灾难性事故发生时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调运应急物资，与县域内供应应急物资的企业及拥有大型机械企业和个人签订《紧急调运应急物资协议》，确保在发生紧急事故时，能第一时间调运应急物资和大型机械投入到抢险中。其次是建立应急物资储备补充轮换制。为保证应急物资仓库库存达到省、州要求，与县域内应急物资和救灾生活物资供应商签订物资储存协议，把易过期、易损耗的物资存放在对方仓库，对方自行进行物资轮换补充。确保在用时能用上保质期内的物资，从而减少浪费的风险。在政府物资不足时能及时补充入库。 1．6深入开展安全宣传教育活动 　　围绕“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主题，扎实组织开展平塘县“安全生产月”系列活动。如2023年活动期间，共发放宣传资料21052册，制作宣传展板106块，接受咨询人数7432人次，组织出动安全宣传人员289名，组织滚动宣传车辆60辆次，企业组织事故应急演练87场，开展从业人员自救互救技能培训56场，农村村寨、城市社区、学校、家庭开展科普知识宣传和情景模拟、实战推演、逃生演练、自救互救等活动224余场。 2．面临的安全风险挑战 　　在扎实开展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平塘县面临的各种自然和社会以及耦合的不确定风险挑战，目前县应急管理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弱项，需要百尺竿头持续发力改善： 2．1预案编制水平有待持续优化提高 　　个别乡镇及单位对应急预案编制认识不到位，对不同类别、不同层级应急预案缺乏差异化、专业化，对风险隐患和应急资源缺乏系统和科学分析，应急处置措施针对性、专业性和实操性不强，存在“复制与粘贴”，预知性、前瞻性和指导性待提升。 2．2隐患排查力度和专业化水平仍可提升 　　一是隐患排查力度有差距。从督导检查的情况看，一些时段还存在重大事故隐患排查力度有差距、监管执法力度不够等问题和短板。二是隐患整改进度缓慢。如从调度情况看，截至2023年底，全县自主排查发现的73条重大事故隐患中，仍有4条未完成整改，进度较为缓慢。三是隐患闭环不规范。从督查情况 看，个别部门不同程度存在未按《省安委办关于抓好重大事故隐患闭环整改的通知》及县安委办相关要求，按照“企业整改验收—部门检查复核—政府审查确认销号”的程序，收集整改销号资料归档。 2．3森林防火责任还需进一步压紧压实 　　一是个别乡（镇、街道）对森林防灭火严峻形势认识不足，导致火源管控不到位。二是个别护林员巡查值守还存在漏洞和盲区，在公路沿线巡查较多，对边远村寨、田间地头、林区内违规野外用火的巡查巡护力度仍待加强。 2．4一些行业单位安全工作仍待规范加强 　　一是煤矿企业顶板管理工作仍待规范与加强。二是餐饮企业燃气安全管理仍待提高。三是个别企业消防意识淡薄，管理仍不到位。四是养老机构消防风险隐患仍然存在。 3．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持续优化完善的路径建议 　　新时代新征程上，平塘县应急管理工作应善用广州市东西部协作帮扶平塘县便利与优势，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牢固树立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的红线意识，强化安全生产“红线”意识和底线意识，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和责任落实，扎实开展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稳定和无重大灾害事故发生。 3．1以更坚决的态度守住安全红线 　　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的理念，始终牢记“一失万无”的道理，以党政领导责任清单为统领，以部门监管责任清单为纽带，以企业安全责任清单为聚点，举一反三，深入开展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治理，着重在安全理念、安全责任、安全规划、安全法治、安全标准、安全科技、安全工程、安全素质等方面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以更坚决的态度牢牢守住安全底线。 3．2以更有力的措施消除安全风险 　　一是认真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切实把隐患摸清，把风险排查好。对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建立问题隐患和整改责任“两张清单”，推行“销号式”整改、 　　“挂图式”作战。二是持续开展“执法+服务”安全生产执法活动，加大执法检查工作力度，严肃查处各类非法违法违规行为，不断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三是采取“一对一”指导的方式，持续帮助企业提升安全管理水 平，激发企业内在动力，增强其自主开展安全生产工作的能力。 3．3以更广泛的宣传增强公众意识 　　一是创新宣传方式，利用新媒体平台、短视频等现代传播手段，制作贴近群众生活、易于接受的防灾减灾和安全生产宣传内容，提高宣传的覆盖面和影响力。二是深化“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的“五进”活动，特别是针对农村留守老人和儿童，开展有针对性的安全教育和应急演练，增强群众防灾避灾意识和自救能力[5]。 3．4以更完善的机制保障工作落实 　　一是加强部门间协调联动，完善信息共享和应急响应机制，切实形成工作合力，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效率。二是强化社会监督，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工作，建立举报奖励制度，对发现的非法违法行为和安全隐患及时报告，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共同参与的良好氛围。 3．5以更有效的方法夯实基层基础 　　一是依托当前已建成的各类应急救援队伍为基础，进一步完善事故灾难应急队伍及装备建设，进一步提高专业队伍应急处置能力。二是加强干部队伍专业训练和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基层应急单位安全治理水平。三是充分应用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成果和贵州省“三大系统”（应急指挥平台、安全生产监测预警系统、贵州自然灾害风险预警系统），积极推进科技信息在公共安全治理方面的应用，提高监测预警能力[6]。 3．6以更强烈的责任感保护“中国天眼”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护“中国天眼”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像保护眼睛一样”全力保障“中国天眼”周边环境安全。一是压实天眼保护重大政治责任。严格执行省州“一办法一条例”，依法加大执法检查力度，加强电磁波及周边环境管控，扎实开展极端天气预警处置，切实为“中国天眼”安全运行创造良好环境。二是持续健全沟通协作机制。主动与“中国天眼”观测基地沟通合作，持续完善沟通协调机制，强化安全保障工作，全力守护“中国天眼”安全。三是筑牢天眼周边环境安全防线。持续用好克度、塘边消防站救援队伍，依托智能防灭火指挥系统和现有的县、镇、村三级森林防灭火工作体系，采取人防和技防相结合方式，全面构建人工责任防御网，确保“中国天眼”安全运行万无一失。 4．结语 　　新时代新征程上，平塘县应急管理工作将坚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及在贵州视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和国家、省、州、县党委、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坚持“两个至上”，立足“两个大局”，高水平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和管理制度，健全完善安全监管执法体系，持续强化安全生产基础能力建设，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建设，加快推进安全生产与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努力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安全底板、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全县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赋能平塘安全高质量发展。 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四位一体”育人模式实践探索 金英爱 　　在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今天，爱国主义教育作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日益受到重视。爱国主义不仅是民族精神的核心，更是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为了适应新时代对人才的多元需求，教育工作者亟需探索有效的育人模式，以更好地将爱国主义教育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四位一体”育人模式强调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通过将爱国主义教育与学科教学、课外活动、社会实践相结合，形成系统、全面的育人体系。这一模式不仅关注学生知识的传授，更注重情感的培养、价值观的引导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一、基于爱国主义教育“四位一体”育人模式的概念和内涵 　　“四位一体”育人模式聚焦“文化传承、课程开发、课堂创新、实践体验”四大核心策略，既重视各策略在育人进程中的独特价值，又强调彼此间的紧密关联，相互交融，构建起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文化传承”着重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度融入学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助力学生传承并弘扬文化精髓，培育文化自信，筑牢民族认同与归属感根基，为其全面发展夯实深厚文化底蕴。“课程开发”依据教育目标与社会需求，量身定制契合学生发展特质的课程体系，涵盖课程内容规划、教学方法甄选以及评价体系构建等多方面。借助科学合理的课程编排，激发学生学习热忱，提升教学成效。“课堂创新”倡导在教学进程中运用多元教学方法与手段，提升课堂效率与学生参与度。借助创新教学模式，着力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创新意识与实践能力，将课堂打造成学生主动探索求知的前沿阵地。“实践体验”借助社会实践、实验操作、志愿服务等多元形式，让学生于实际操作中学习领悟，促成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通过实践活动，强化学生社会责任感，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与全面成长。“四位一体”育人模式遵循学生“体验-感悟-内化-成长”的认知与发展规律，使学生在爱国主义教育中不仅收获知识，更能达成情感共鸣与行为转化，最终成长为有担当、有理想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 二、基于爱国主义教育“四位一体”育人模式的实施策略 （一）文化传承：筑牢育人模式根基，厚植爱国情怀 1．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植家国信念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家国信念的根基。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思想中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都体现了对国家、社会和家庭的深厚情感。这些思想经过千百年传承，已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基因，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通过学习传统文化经典，了解历史人物事迹，可以深刻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创造力和文化底蕴，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坚定文化自信，自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当然，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要结合时代发展，使传统文化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2．赓续红色血脉，强化家国情怀 　　红色基因，作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构成，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鲜明的时代价值。传承这一基因，对于青少年而言，是树立正确国家观、民族观、历史观、文化观的基石，能够显著增强其国家认同与自豪感，有效培育爱国情怀，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筑牢根基。因此，学校应充分挖掘并利用地域文化中丰富的红色资源，如抗联精神、抗美援朝历史等等珍贵素材，全力打造红色校园文化，将“环境氛围熏陶”与“文化育人”理念深度融合，贯穿于教育全过程，让红色文化润泽青少年的心灵世界，培育契合新时代要求的接班人。 3．建设校园文化，营造育人氛围 　　校园文化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一个具有和谐发展空间、宽松人文环境的校园就像是一部立体的、多彩的、富有吸引力的教科书，它能陶冶情操、美化心灵、启迪智慧，对学生身心发展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学校应致力于营造浓厚的育人氛围，通过精心打造校训、走廊文化、楼梯文化、展板文化等多元校园文化元素，持续推进校园文化的深厚积淀。这不仅能够丰富学校的文化内涵，更能实现以文化认同促进育人的目标，为培育具有高尚品德与全面素养的新时代青少年奠定坚实基础。 （二）课程开发：创新育人模式载体，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课程是育人的核心载体、关键环节。学校依托国家学科课程，根据本校的 实际情况开发校本课程，发挥不同层级课程的育人功能。 1．深挖爱国课程内容，筑牢民族精神根基 　　学校于落实国家与地方课程之际，当着力深挖爱国课程内涵，创新爱国主义教育形式，拓展并延伸其内容，全方位丰富课程的育人价值。如思政课讲授《共同保卫伟大祖国》中“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抵御外来侵略”章节时，可充分 引入杨靖宇、赵一曼等英雄事迹这类红色资源为补充教学素材。借此引导学生深切体悟我国人民往昔奋起反抗、同仇敌忾，赢取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历程中所彰显的伟大民族精神，进而使学生内心深处自然萌发维护祖国统一的信念与情感，为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弘扬奠定坚实基础。 2．研发校本课程精华，形成爱国教育体系 　　校本课程系学校基于自身特色优势，满足学生个性化、多样化需求而自主研发的课程类型。研发校本课程有助于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形成完备的爱国教育课程体系。学校可以依托传统文化和红色基地开发校本课程，编写爱国教育校本课程，丰富完善三级课程体系。比如，依循本土风土人情、学生身心特质开发创意手工课程，令学生领略传统民间手工艺魅力之际，同步提升创新意识和审美素养。亦能革新体育课程，于传统体育游戏融入体能竞技元素，打造兼具趣味、竞技与教育价值的运动项目。校内开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既能强身健体，又能培育学生优良品格，有力推动培养目标达成。 3．融入心理健康课程，培育健全爱国人格 　　心理健康课程能够帮助学生深入了解自我认知、情绪管理与人际关系处理等重要心理维度。当与爱国教育相融合时，学生得以在正确认知自我价值与国家归属感之间建立深刻联系。例如，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在爱国情感表达中的心理状态，使其学会以理性平和且积极向上的心态面对国家大事与挑战，避免盲目冲动或消极懈怠。在培养学生坚韧意志品质的过程中，让他们明白爱国行动往往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与奉献，从而塑造出既充满热情又不失理性、既勇于担当又善于协作的健全爱国人格，为爱国主义教育的深入与持久奠定坚实的个体心理基础。 （三）课堂创新：拓宽育人模式渠道，培养学生创新思维 1．思政课铸魂，价值观立心 　　中小学《道德与法治》课程中相关单元的爱国教育内容，依学生特点有机整合于政治课教学之中，其教材是思政教学与爱国教育的关键依托。教师可深挖教材育人重难点，构建学科育人体系。以人教版九年级下册《走向未来的少年》单元为例，此为三观培育重要内容。教学中，教师可从郑成功收复台湾、岳飞抗金、文天祥拒降等爱国者事迹切入，使学生为英雄而自豪，于潜移默化中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弘扬民族精神，激励青年传承伟大爱国精神，让思政教育真正成为塑造学生灵魂、树立正确价值导向的有力阵地，助力青少年在爱国 精神滋养下走向未来。 2．语文课启慧，墨香韵育德 　　语文教材仿若一座宝藏，诸多文质兼美的爱国篇章熠熠生辉，像《驿路梨花》《谁是最可爱的人》《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等，皆蕴含着浓郁深厚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语文教师若能秉持勇于探索之精神，深度挖掘教材精髓，精准定位语文知识与爱国教育的契合之处，巧妙融合，便能让学生在字里行间、在文学的熏陶与感染中，如沐春风，于潜移默化、“润物细无声”之境接受爱国教育的滋养，使爱国主义情感在学生心间生根发芽、茁壮成长，进而塑造学生高尚的灵魂与品德，为其成长之路点亮爱国精神的灯塔。 3．历史课鉴古，兴亡警后人 　　历史教材犹如一座蕴含无尽宝藏的民族精神教育素材库，其间关于民族精神的鲜活材料俯拾皆是。于历史课堂之上，教师巧妙借助学生对英雄人物天然的崇拜心理，将张骞出使西域时的坚毅无畏、昭君出塞时的深明大义等英雄事迹娓娓道来。这些故事中的人物，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与伟大的奉献精神，如同一盏盏明灯，照亮学生的心灵世界。潜移默化中，学生们内心深处的爱国情怀被悄然点燃，对国家的认同感与归属感不断增强，爱国素养得以逐步提升。 （四）实践体验：搭建多元育人平台，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1．平台协同，多元启智 　　随着时代的发展，学校教育不应再局限于传统课堂的四方天地，而应积极拓展并整合多元平台资源，实现全方位协同育人，学校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与联谊校携手并肩，深度挖掘并开展双线活动、学科交流、劳动实践以及形式多样的社会实践等活动。如此一来，不仅为学生开辟了一片开阔视野、增长阅历的广阔天地，更能在实践过程中有效锤炼学生的自主能力，培育其团队协作精神与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学生的未来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军民共建，多彩润心 　　在爱国主义教育的宏伟蓝图中，军民共建占据着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学校应紧密结合自身实际状况，主动与武警部队、边防检查站等军事单位建立长期稳定且深入的合作关系，共同策划并组织一系列极具教育意义与实践价值的军民共建活动。例如，邀请部队官兵走进校园，开展深入浅出、生动形象的禁毒知识专题讲座与宣传教育活动，精心打造一套系统完善、行之有效的实践育人工作体系，助力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生活实践技能，厚植深沉炽热的爱国 情怀，成长为有担当、有情怀、有抱负的新时代青年。 3．家校联动，齐心育才 　　家校协作共育已然成为当代教育领域大力倡导且行之有效的教育模式与理念。学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应积极主动地凝聚家校教育合力，通过定期、分批组织家长培训活动，搭建独具特色的亲子实践活动平台，如开展生态小农场劳动实践活动，在运动会中巧妙增设亲子游戏项目等，全力开创学校与家庭携手并肩、协同育人的崭新格局，为学生的健康成长营造更加和谐、有利的教育生态环境。 三、育人模式效果分析与未来优化方向 （一）“四位一体”育人模式成效显著 　　由文化传承、课程开发、课堂创新、实践体验四大策略构建而成的“四位一体”育人模式，在实践推行过程中彰显卓越成效，深刻推动学生全面发展。于文化传承维度，此模式大力促进学生文化自信的树立。深度探寻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使学生真切感悟爱国主义精髓，爱国情怀得以滋养培育。课程开发层面，有力推动课程内容走向多元。学生借此接触广袤知识天地，综合素质与创新潜能获得充分挖掘与激发，为其长远发展筑牢根基。课堂教学之中，创新教学模式成效斐然。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热忱，学习动力显著增强，教学质量与效率大幅跃升。实践体验方面，高度注重学生亲身参与实践。学生于实际操作中锤炼多方面能力，社会责任感得以切实增强，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需求。 （二）未来优化方向 　　“四位一体”育人模式虽已收获显著成效，但实际运作仍存部分有待完善之处。课程开发后续应聚焦优质课程遴选，精心架构课程体系，全方位提升课程品质，确保课程内容既丰富多元又精专深入。课堂创新需紧密结合学科特质，深度融合信息技术与积极心理学理念，打造更具活力与高效能的课堂环境，切实促进教学效果优化升级。实践体验环节要大力强化家校、校社、校企多方联动合作，充分整合社会各方资源，积极拓宽学生实践路径与平台，为学生创造更多元、更具深度与广度的实践机遇，助力其在实践中成长成才，以更好地契合未来社会对人才的多元需求与期待。 四、结语 基于爱国主义教育的“四位一体”育人模式，由笔者深入探究与实践摸索 而成，具有切实可操作的育人价值。此模式契合新时代发展趋向，既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施行提供参照，亦为学校发展筑牢根基。展望未来，我们会持续对其优化改进，志在为基础教育的育人事业开辟新思路，助力中小学教育在育人领域实现新跨越，取得新进展。 加快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太原社会科学院课题组 （2025年1月13日） 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乡村产业 体系、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 　　“十四五”期间，我国乡村产业进入了高质量融合发展的新阶段。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优化实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项目，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是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优化乡村产业体系、实现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太原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引领乡村全面振兴，先后出台《太原市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太原市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实施方案》，统筹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工作，实现了太原市乡村产业融合强力推进、乡村建设扎实推进、乡村治理有序推进。 　　乡村产业融合不是简单的“1+2+3”，而是以农业为基础，通过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强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新主体、加强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延伸农业产业链等举措，完善一二三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把一二三产业作为有机统一的整体统筹考虑、系统谋划，从而推动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 一、优化发展环境 　　产业融合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所在。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乡村产业融合发展能促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质量，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乡村振兴提供产业支撑。 　　构建制度扶持和保障体系，构建分级负责、各司其职、执行有力的领导机制，破除“最后一公里”体制机制障碍。搭建农村综合性信息化服务平台，优化农村创业孵化平台，推动城乡基础设施同步建设、要素双向流动、公共资源均衡配置，构建城乡功能衔接互补的公共服务保障体系，补齐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在交通、通信、公共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短板”。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建设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加快培育市场主体，积极引入社会资本。积极推动财税、信贷、保险、投资、土地、科技等政策落地见效，打破要素瓶颈制约，促进优势资源有效集中，激发融合发展活力。创新发展理念，将大数 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充分运用到构建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信息共享、风险预警、监测统计机制中去，实现信息推送、网络预订、网络营销和网上支付等智能化。 二、做强融合主体 新业态的出现是乡村产业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有效途径。 　　应坚持“基在农业、惠在农村、利在农民”原则，聚集更多资源要素，着眼引领做强产业融合新主体，充分发掘、多向彰显乡村产业的多种功能和多元价值，推动“农业+”多业态发展。加大对带动主体的支持力度，通过农业产业项目的实施，整合现有自然和产业资源，持续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以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探索发展符合新发展理念和社会需要的新型业态。强化挂牌服务、“一企一策”等扶持措施，引导和支持企业采用新技术，引进先进设备，实施资产重组和强强联合，打造优质品牌，增强核心竞争力，着力提高产能和市场份额，将企业“做大做强做优”，进而建设大型农企集团。同时，构建推广“龙头企业+基地+农户”模式，鼓励带动主体与脱贫户之间建立互利共赢的稳固利益联结机制，在新型农业主体中要形成一股“想带动、能带动、会带动”的清风正气。加快发展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社会化服务组织、产业化联合体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支持发展“农业+庭院经济+设施农业+旅游+研学”等新业态；鼓励和引导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相互入股、合作重组等方式，发展多形式、多层次、跨领域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着力推进经营主体的规范化建设，引导其走现代化经营、品牌化创建、高质量发展之路；鼓励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入驻现代农业示范园、产业园，走集聚式经营、集群式发展之路。 三、延伸产业链条 　　产业链条短而不全，是乡村产业发展的短板。从发展产品向发展产业转变，不断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方能把充满乡土气息的特色产业做大做优做强。 　　扩大产业园区集聚效应。要加强全过程链条管理，在供应链端，要加强农产品的供应链建设，形成从产品研发、生产加工到营销服务的全链条供应链体系；在创新链端，要紧紧依托山西农大、省农科院等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科研能力，把园区建设成为农产品加工技术集成科研基地、农业食品创新产业园区、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推进园区整体提档升级；在物流链端，要提升农产品产地集散分销能力，积极发展农商直供、预制菜肴、外卖、冷链配送、自营门 店、商超专柜、团餐服务、在线销售、场景销售等多种业态，开发推广“原料基地+中央厨房+物流配送”“中央厨房+餐饮门店”等模式；在需求端，要对接终端市场需求，促进农户生产、企业加工、客户营销和终端消费连成一体、协同运作，实现上下游企业协同采购、协同生产、协同物流，促进大中小企业专业化分工协作。要合理运用现代生物技术、种植技术、信息技术等改造升级传统农业，依托地理地貌、自然山水、田园景色等独特自然地理资源，活化农村古民居、古建筑、古镇等历史遗存和民间习俗、节庆活动、礼仪仪式、传统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围绕多业态聚集、多场景应用，融合旅游、农业、林业、康养、文化、教育、影视等产业，发展兼具生产、消费和观光功能的休闲农业，形成农旅融合、农科教融合、“互联网+农业”、农牧融合、农工贸融合等多种融合发展模式，实现农业功能的多维度发掘和利用。 四、加强科技创新 　　乡村产业融合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农业技术创新升级，不但能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还能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解放劳动力，节约生产成本。 　　要重视农业技术推广，依托山西农大、省农科院等优质的农科教融合资源，加强科研院所与经营主体的紧密联系，合作建设农产品加工技术研发平台，培育开发新品种，形成多种精品产品、网红产品，推动农业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与数字经济紧密结合，通过深入推进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乡村产业链深度融合，培育乡村新产业，如农产品直播、智慧农业、数字大棚农业、精准农业、AI农业等。推动重大新技术、新产品和新装备成果在农业农村领域的应用，拓展乡村新业态的发展空间，催生生物农业、垂直农业、设施农业，赋能现代精品民宿、乡村智慧旅游、户外极限运动等新业态发展。要完善人才引进与培养机制，加强农民专业技术培训，创新培训方式方法，培育专业的农业、林业、水利人才；引进专业技术人才，动员人才回乡就业，打好“乡情牌”和“制度牌”，通过“引进乡贤”“人才下乡”等方式，鼓励青年返乡就业创业，提高薪酬待遇，加大表彰力度，吸引专业人才积极投入到乡村建设中。 　　产业兴则乡村兴。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激发了农村产业发展活力，提高了农村产业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通过产业融合发展，乡村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农民收入得到提高，广大农村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真正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美好愿景。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充分发挥党员作用关于唐县齐家佐镇提升党员队伍建设质 量的调研与思考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研究部李兆杰 　　党的农村基层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中坚力量。农村党员队伍过硬，党的战斗堡垒才能坚不可摧。近年来，保定市唐县齐家佐镇党委紧密结合基层实际，努力在提高党员队伍质量上下功夫，围绕激发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内生活力进行探索，党员队伍结构得到优化，整体素质得到提升，先锋模范作用进一步增强。 一、主要做法 　　齐家佐镇位于唐县县城西北部，总面积116平方公里，户籍人口2.64万人，下辖24个行政村。齐家佐镇党委下设30个党支部，现有党员1305名。党的十八大以来，齐家佐镇党委强化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大力推进党员队伍建设，着力使每名党员都成为一面鲜红的旗帜，每个党支部都成为坚强战斗堡垒。 　　严把党员入口关。政治标准是发展党员的首要标准。齐家佐镇把坚持政治标准放在发展党员首位，将理论学习、道德品质、现实表现等情况进行综合考量和统筹分析，作为重要评定依据。通过党员、群众代表推荐，将年轻致富带头人、热心村内公益事业的先进分子，推荐到党组织中来。严格程序是保障。程序严，才能质量优。齐家佐镇严格落实发展程序，特别是探索出“三培”制度，即由党委书记在确定积极分子、确定发展对象、党员转正三个环节进行培训，党委委员（包片干部）定期对其进行教育，党支部抓好全面培养工作，坚决杜绝“突击发展”“带病提拔”等问题。在兼顾党员年龄、性别、文化程度等比例的同时，注重在非公有制企业生产一线职工、专业技术骨干及经营管理人员等群体中吸收年轻有为、积极上进的优秀人员，不断优化党员队伍结构，拓宽党的工作覆盖面。 　　打通党员出口关。提升党员队伍建设质量，既要坚持标准，严把入口关，也要强化考核监督，打通出口关。齐家佐镇通过党员积分管理和民主评议制度，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健全了党员能进能出机制，使党员队伍更加纯洁。为从严从实加强党员队伍教育管理，齐家佐镇党委印发《关于实行党员分类积分管理的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以量化考评激发党员队伍活力，切实发挥好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办法》明确规定， “年度积分60分以下的，应评为不合格党员，并进行处置”“预备党员年度积分70分以下的，由党组织予以谈话诫勉，并安排专人进行结对帮教，经教育仍无改变的，视情况延期转正或取消预备党员资格”“村‘两委’干部年度积分60分以下的，责令辞职或予以免职”。《办法》还规定，“谋取个人私利在群众中造成影响”等9种行为属于一票否决项，有这9种行为的党员将直接被认定为不合格党员。每年年初，齐家佐镇组织各村召开民主评议会，由村“两委”干部、党员报告上一年度的工作情况，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村“两委”干部、党员进行民主测评。测评结果为“不合格”的村“两委”干部和党员将受到组织处理。 　　抓好党员管理关。党员教育管理是党的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既要坚持标准、严格要求，又要实事求是。在党员管理方面，齐家佐镇在严格实施党员积分管理制度外，还探索出“三联四带”机制、党员干部绩效管理考评制度和村史档案保护利用等特色管理机制。齐家佐镇以“党员包联+网格化管理”为基础，坚持双向选择、定向结对、重点包联的原则，实现党员包联亲属、邻里、好友，带领学习政策理论、带领学习致富技术、带领推进移风易俗、带领化解矛盾纠纷，让1141名有劳动能力的党员在各项重点工作中“有责有为”。为了管理好在职党员，齐家佐镇建立党员干部绩效管理考评制度。按照“守得住底线、做得出成绩、拿得出亮点”要求，建立清单制度，推进权力清单化、履职规范化，做到公开、公平、公正，让权力运行接受监督。同时，将党员带领群众在基层治理中产生重大影响和值得警醒的事件写入村史，推动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政绩观。 二、经验启示 　　坚持把发挥党支部作用作为提升农村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基本路径。党支部是党的基础组织，担负直接教育、管理、监督、服务党员的职责。齐家佐镇将党员队伍建设的责任落实到党支部，由党支部直接负责抓队伍建设，从而带动本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领域工作提质增效。新时代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必须指导推动村党支部守好党建责任田，把做好教育管理的经常性工作扛在肩上，把党员教育管理基本制度落到实处，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精气神。 坚持把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作为提升农村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根本保 证。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齐家佐镇始终坚持“严” 字当头，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党员队伍建设的全过程、各方面，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确保党员队伍的纯洁性，赢得了村民的广泛认可。新时代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必须继续保持彻底的自我革命精神，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把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贯彻到农村党员队伍建设各环节中去，及时清除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更好地为村民服务。 　　坚持把吸纳各方面优秀人才作为提升农村党员队伍建设质量的重要抓手。办好农村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齐家佐镇把各类优秀人才纳入组织视野，注重从返乡大中专毕业生、致富带头人和非公有制企业生产一线职工、专业技术骨干及经营管理人员等群体的优秀人员中培养选拔发展对象，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注入“源头活水”。新时代加强农村党员队伍建设，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放眼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拓宽发展对象覆盖面，源源不断把各方面先进分子特别是优秀青年吸收进来，使农村党员队伍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强大的战斗力。 街道基层统计工作存在问题及对策研究 山东省泰安市泰山区岱庙街道办事处　　刘笑寒 （2025年1月18日） 　　街道基层统计工作作为基层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具体的工作，包括：按照上级统计部门的要求，组织实施本街道的统计调查工作；负责收集、整理、审核、上报本街道的经济、社会、人口等统计数据；建立健全统计台账和统计资料管理制度，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开展统计分析和预测，为街道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决策依据；配合上级统计部门进行统计执法检查和统计普法宣传等工作。 一、街道基层统计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统计数据质量不高 　　在街道基层统计工作中，数据质量是核心，有时候会存在数据准确性问题和数据缺失的情况。数据准确性问题主要表现为数据记录错误、数据逻辑不一致以及数据更新不及时等。数据缺失体现在部分基层单位未能全面、系统地提供所需数据，或因数据收集渠道不畅、数据整理不及时等，导致数据缺失或遗漏，影响统计结果的全面性和代表性。 （二）统计方法与技术落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街道基层统计工作面临信息化水平不高和统计工具更新滞后的问题。信息化水平不高主要体现在数据采集、处理和分析过程中，仍依赖人工操作，缺乏高效的信息处理系统和数据分析工具，导致工作效率低下和数据处理错误率上升。统计工具更新滞后表现在基层统计部门所使用的统计软件或系统版本陈旧上，难以满足新时代统计工作的需求，如大数据处理、云计算应用等，制约统计工作的现代化进程。 （三）统计人员能力与素质不匹配 　　当前基层统计人员普遍面临专业知识匮乏和工作负担过重的问题。专业知识匮乏主要体现在部分统计人员对统计理论、统计方法以及统计法律法规等的掌握不够深入，难以胜任复杂多变的统计工作。工作负担过重是因为基层统计部门人员有限，统计任务却日益繁重，导致统计人员疲于奔命，难以保证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二、提升街道基层统计工作质量的策略 （一）加强数据质量控制 　　在街道基层统计工作中，数据审核机制是确保数据准确性的重要保障。街道基层统计部门通过建立健全数据审核流程，明确审核责任，实行多级审核制度。由统计人员对数据进行初步审核，检查数据的完整性、逻辑性和合理性；由部门负责人或专业审核人员对初步审核后的数据进行复核，确保数据无误；由上级统计部门进行终审，确保数据符合统计标准和要求。通过多级审核，可以层层把关，有效减少数据错误和遗漏，提高数据的准确性。 　　数据源头管理是确保数据真实性和可靠性的关键。街道基层统计部门通过加强对数据源头的管理，确保数据的来源合法、真实、可靠。一方面，要加强对基层单位的数据报送管理，明确数据报送要求和责任，督促基层单位按照统计制度要求及时、准确报送数据；另一方面，要加强对数据源的核查和验证，通过实地调查、抽样检查等方式，对数据源的真实性进行核实，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 （二）推进统计方法与技术创新 　　在街道基层统计工作中，统计方法与技术创新是提升统计效率与质量的重要途径。街道基层统计部门需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构建高效、便捷的统计信息系统，实现统计数据的电子化、网络化管理。完善统计信息网络建设，确保各级统计部门之间的信息畅通无阻，实现数据的即时传输与共享。 　　随着统计科学的不断发展，新的统计工具与技术层出不穷。街道基层统计部门需积极引入这些先进工具与技术，提升统计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例如，可以引入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发现数据背后的规律和趋势；可以引入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实现统计数据的智能处理和预测；还可以引入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实现统计数据的空间分析和可视化展示。 （三）提升统计人员能力与素质 　　统计人员作为统计工作的核心力量，其能力与素质直接关系到统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街道基层统计部门需高度重视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与继续教育，为其提供多样化的学习机会和平台。定期组织内部培训，邀请统计领域的专家学者或经验丰富的统计工作者来授课，传授最新的统计理论、方法和技术。通过内部培训，统计人员可以及时了解统计领域的最新动态，掌握先进的统计工具和技术，提升数据处理和分析能力。鼓励统计人员参加外部培训和学习交流 活动。 三、结语 　　街道基层统计工作在新时代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通过构建严密的数据质量控制体系，确保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与完整；通过积极拥抱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统计方法与技术的革新，提升统计工作的智能化与高效化水平；通过强化统计人员的专业培训与合理配置，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统计队伍，是实现街道基层统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街道基层统计部门需持续探索与实践，不断优化工作流程，提升服务能力，为地方政府的科学决策与社会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贡献力量。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课题组 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风险挑战日益增多的国内国际环境，更要以全面深化改革的办法激发经济活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全面进步，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不竭动力。 （一）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结构转型 1．我国正处在结构转型的关节点 　　——消费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估计到2030年服务消费占比有望超过50%。14亿多人口大国的服务性消费占比若达到50%以上，将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对全球市场来说也是重大利好。 　　——产业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我国第二产业占比为38.3%，第三产业占比为54.6%。预计到2025年，我国第一产业占比将逐步下降，第二产业占比相对稳定，服务业占比有望达到55%以上。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占服务业比重将由2021年的41.5%提升为50%左右。 　　——城乡结构升级正处在重要关节点。2023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6.16%，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8.3%。未来几年，城镇化进程还有相当大的提升空间。预计到203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有望超过70%，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至少还有15个百分点的提升空间。 2．结构转型面临多方面挑战 　　以消费结构为例，2023年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虽然比上年有所提升，但仍未恢复到2019年的水平（45.86%）。我国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与城镇居民相比相对滞后，2023年农村居民服务性消费占消费支出的比重低于城镇居民8个百分点。 （二）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稳定经济增长 1．结构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 从国际经验看，结构转型升级带来的增长潜力往往比单纯的要素投入带来 的增长潜力更大、质量更高、更具可持续性。 　　——消费结构升级蕴藏的消费潜力。到2030年，我国服务性消费占比预计将由2023年的45.2%上升到50%左右。由此，新增服务性消费规模估计达到10万 亿元左右。 　　——产业结构升级蕴藏的投资潜力。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企业大力研发新的核心技术，创造出新的产品，从而更好地满足人们新的需求，形成经济增长源源不断的动力。以数字经济为例，我国数据基础设施每年预计吸引直接投资约4000亿元，将带动未来五年投资规模约2万亿元。 　　——城乡结构升级蕴藏的内需潜力。初步测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拉动新增投资需求6.6万亿元左右。在当前城乡二元结构下，农民工的消费被抑制了约23%。如果加快城市化并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1.8亿外出农民工的消费潜力释放出来，估计每年可产生2万亿元以上的新增消费需求。 2．结构转型升级将支撑未来5—10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 　　——城乡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城镇化率在超过60%之后，每提升1个百分点，将带动同期人均资本存量增长3.5%。对未来10年经济年均增长5%左右形成重要支撑。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推动经济增长。当前，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为4亿多人，到2035年，如果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实现大幅扩大，那么将带来巨大的消费和投资空间。 　　——能源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增长。根据巴黎气候协定，到2050年若要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我国需要投资10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若控制在1.5摄氏度以内，则需要投资138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把它作为一个“发动机”，需要每年3万亿—4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而这项投资将带来新的发展空间。 3．实现结构性改革的重大突破 从短期看，强信心、稳预期在客观上需要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从中长期看， 深化结构性改革更为重要。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落实中的结构性矛盾。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对不利于结构转型的政策予以修改、调整和废止，减少行政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干扰；破解政策与政策不协调的问题，提升政策的一致性水平。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政策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要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 面将党中央一再强调的“两个毫不动摇”破题、落地。 　　——以结构性改革破解体制与体制的结构性矛盾。针对制约要素高效配置的结构性矛盾，需要深化以要素市场化为重点的结构性改革。 （三）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促进创新发展 　　1．科技革命深刻改变经济结构与增长模式，并带动市场体系的深刻变革。例如，我国是全球数字化转型的推动者、贡献者。预计到2035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将达到71.6%，人工智能产业规模有望达1.73万亿元，全球占比从当前的10%提升至30.6%。 2．科技结构升级面临的突出挑战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就是科技结构的转型升级。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研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2.64%，2022年基础研发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6.57%、企业研发支出占研发经费比重达到79.02%。虽然我国研发强度不断提升，但总体上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明显差距。例如，2023年我国研发强度（2.64%）仍低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2.7%的平均水平（迟福林和胡雷，2024）；基础研发强度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 3．适应科技革命大趋势，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市场体系经济结构的数字化、智能化转型不仅会带来生产力的跃升，也需要市场规 则、治理方式等方面的系统性调整。 　　——优化科技创新投入体系，需要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建立支持科技创新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金融服务体系。 　　——释放数据要素价值，需要加快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完善数据要素市场监管体系。 ——促进实体经济与人工智能融合，需要央企国资加大在智能基础设施建 设、基础创新平台打造等方面的投入，并带动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提升人才要素活力，需要破除传统范式中的体制机制与制度障碍，实 现企业、高校、科研机构间创新人才的动态匹配。 二、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强化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保障 　　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以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基本目标，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为重大任务，以促进形成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市场体系为基本要求，加快实现关键性、基础性重大改革的新突破。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 1．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未来10—15年，我国若能保持5%左右的经济增长，不仅将为应对世界冲突、 挑战提供重要基础和关键条件，也将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阶段性目标奠定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发展基础。从现实情况看，我国正处在增长与转型的关键时期，增长与转型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新的要求。第一，市场决定增长，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更有赖于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第二，我国发挥超大内需市场优势，需要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畅通国民经济循环，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第三，我国正由物质型消费向服务型消费升级，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需要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服务业全面开放的大环境。第四，充分激发各类所有制企业的活力，需要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进高质量发展 　　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完善经济体制提出更高要求，要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方式破解诸多难题。第一，以创新驱动产业结构变革，需要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形成激励创新的体制机制。第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需要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形成市场决定要素配置的新格局。第三，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需要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形成碳排放权初始分配和交易制度。第四，实现共享发展，需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城市群、都市圈的带动引领作用。 3．以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释放结构转型蕴藏着的巨大增长潜 力 　　我国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能源结构、贸易结构转型升级潜力的充分释放，是实现5%左右经济增长的重要条件。未来10—20年，我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增长潜力，需要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巨大的转型红利。例如，第一，推动服务业市场开放，估计到2035年，生产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有望由目前的30%左右提升到50%~60%；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有望由43.16%提升到60%左右。第二，推动城乡融合的制度创新，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有望由47.7%提升到65%左右。第三，激活绿色能源大市场，未来30多年，绿色低碳领域投资潜力可达到140万亿元到200万亿元人民币左右。第四，推动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开放转型，预计未来5至10年，我国服务贸易增速将由近几年的5%提升到7%左右。估计到2035年，我国服务贸易额将 达到2.7万亿美元，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有可能达到20%左右。 （二）以市场决定资源配置为目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有 效发挥政府作用成为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首要任务 　　（1）新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现实需求。与10多年前相比，发展与冲突日益成为全球突出矛盾，对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提出新的要求。例如，第一，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因素不断凸显，如何在统筹发展和安全中有效发挥政府作用，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性课题。第二，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并将重塑世界经济格局。如何充分发挥政府在促进科技创新中的重要作用，成为应对科技变革挑战需着力解决的时代性课题。第三，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升级与老龄化加速演进的新趋势，政府加大公共消费在财政支出格局中的比重，有利于为优化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提供重要条件，形成良好发展预期。 　　（2）新阶段有效发挥政府作用的重大任务。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政府作用需要体现在科技创新、居民消费等几大重要领域。例如，适应全球科技竞争与科技变革日趋激烈的新形势，政府需要在创新环境、创新平台、创新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破题发力，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和创新体制机制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适应城乡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政府要加大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财政投入占比，成为公共消费的主要提供者和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促进者，尤其是要采取措施解决好高龄少子的突出矛盾。 　　（3）严格规范政府监管行为，创新发展环境。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必须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需要着力规范政府监管。例如，第一，全面清理地方政府以强化监管为名设置的各种制度障碍和市场壁垒等行为，从法律层面明确规范政府监管行为。第二，全面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实现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平等竞争。第三，强化对民营企业的财产权、创新收益权和经营自主权等公平执法。 2．以做优国有资本为重点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1）新阶段做优国有资本是一篇大文章。总体上，国有资本实现了“做大做强”的重要突破。截至2023年底，全国国资系统监管企业资产总额比2012年底增长3.4倍；2012—2023年国有企业实现的增加值年均增长8.1%（迟福林，2024a）。新阶段充分有效发挥国有资本的重大作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课题，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条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任务。无论从现实 需求还是从发展趋势看，进一步做优国有资本，是中国式现代化对国有资本的战略需求。从现实看，国有资本“大而不优”的问题成为制约国企与民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突出掣肘。 （2）以更好发挥竞争领域部分央企国资的基础性作用为重点做优国有资 本。 　　——要充分发挥央企国资在能源、资源、资金等方面的优势，加大对数据、算力等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投资力度，使其成为以人工智能为重点的重大基础设施的主要建设者。近些年来，我国的算力总规模得到了长足发展，但在性能指标上仍有进步空间。比如，2022年，我国在全球算力规模的份额是33%，仅比美国的34%低1个百分点，但在超级计算综合性能指标方面比美国的47%低22个百分点（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2022）。 　　——要充分发挥央企国资创新平台、人才、资金等方面的优势，使其在补齐我国基础创新短板中发挥主导作用，成为基础创新的重要推动者。 　　——要有效发挥央企国资产业布局优势，促进部分央企国资加大对乡村振兴、城乡融合等领域的投入力度，使其成为缩小城乡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促进者。 　　——要有效发挥央企国资在产业链供应链等方面的优势，推动建立健全与中小企业间的供需匹配、协同创新、成果共享等合作机制，使其成为民营企业的重要带动者。 （3）要以做优国有资本为导向深化国企国资改革。 　　——对央企，尤其是基础领域的央企，从长期战略出发，对其税收与利润指标作出战略性调整。这样，将为发展中小企业创造条件，激发中小企业活力。 　　——选择部分竞争领域央企开展对标CPTPP中的“竞争中性”规则试点，在充分激发试点央企发展活力的同时，增强国内外企业对我国打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的信心。 ——优化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并赋予部分央企在 基础领域的投资布局及带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更大自主权。 3．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为重点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 　　（1）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中统筹效率与公平。市场经济发展中的效率与公平，与要素市场化进程直接相关联。2023年，我国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差距，远高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平均水平。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农村土地要素市场 化配置机制尚未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面临多方面制度性障碍等相关 联。 　　（2）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扩大市场配置要素范围。当前，由于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交易市场面临多方面制度性障碍，由此成为盘活农村土地资源、提高农民财产性收入的重要掣肘。为此建议：在严格土地用途规制和规划限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深化土地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按照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的要求，以加快全面实行城乡统一的居住证制度为重点深化劳动力要素市场化改革，全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真正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3）以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激发经济活力。目前，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和完善的配套能力。释放经济活力、激发经济增长动力，需要在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中扩大市场配置要素范围，充分激发市场活力。建议：第一，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尽快推出一批适应人民群众新期待的改革举措，增强群众对改革的获得感；第二，要以强化反垄断执法为重点规范要素市场交易行为，健全公正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要素市场治理体系；第三，要以扩大制度型开放为重点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市场规则体系，推动贸易投资自由便利，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 三、以高水平开放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竞争力 我国作为新型开放大国，要依托国内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稳步扩大制度 型开放，在全球范围内集聚和配置资源要素，提升中国式现代化的国际竞争力。（一）以高水平开放赢得国际竞争主动 1．以高水平开放应对百年变局加速演进 　　我国加快高水平开放，将对中国式现代化产生全局性重大影响。第一，以高水平开放的确定性化解国际局势带来的不确定性，为中国式现代化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第二，以高水平开放推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更好联通，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第三，以高水平开放抓住人工智能为重点的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历史机遇，推动国内产业通过融入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分工体系实现转型升级，奠定中国式现代化的经济基础。 2．以高水平开放更好融入国际经济大循环 （1）外贸仍是经济复苏的重要动力。2024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 比增长6.1%，其中出口增长6.9%，进口增长5.2%，均高于5%的经济增速。 　　（2）产业结构升级离不开国际经济大循环。例如，电动车、动力电池、光伏产品已成为中国外贸出口的“新三样”。2023年“新三样”出口总额合计达1.06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大关。①我国光伏产品出货量连续16年位居全球首位，多晶硅、硅片、电池片、组件等产量产能的全球占比均达80%以上；申请的动力电池专利占据了全球的74%。 　　（3）以高水平开放集聚中国式现代化新动能。以高水平开放更好融入全球市场，推动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既有利于我国短期的经济平稳回升，又有利于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大动能。 3．2030年：成为新经济全球化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有力引领者 　　（1）我国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1979-2023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24.8%，高于七国集团国家贡献率总和，位居世界首位。①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制造国、第一大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第二大经济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世界经济增速就会提高0.3个百分点（迟福林，2024c）。 　　（2）我国对全球自由贸易进程的影响日益扩大。近年来，我国向160多个国家提供发展援助，同150多个国家和30多个国际组织携手共建“一带一路”，同100多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合作，创设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支持实施150多个项目。②我国已与2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22个自贸协定，成为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 　　（3）我国主动推进单边开放政策。2024年9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幕式上宣布，中方愿主动单方面扩大市场开放，决定给予包括33个非洲国家在内的所有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100%税目产品零关税待遇，成为实施这一举措的首个发展中大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我国超越以往以自由贸易协定为载体的“对等开放”的传统路径，主动探讨同相关国家实施单边开放政策，将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的一个重大突破点。 （二）实现高水平开放的重要突破 1．以向东盟单边开放为重点形成高水平开放新布局 　　（1）东盟在我国开放格局中的战略地位凸显。202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继续增长，规模达6.41万亿元，东盟连续4年保持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我国也连续多年为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③2013-2023年，亚洲经济体贡献了世 界经济增量的57%；其中，中国与东盟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0%左右。预计到2035年，亚洲GDP占世界的比重将由目前的40%左右提升至50%左右，东盟将在2030年前后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迟福林，2024c）。 　　（2）率先实现面向东盟单边开放的重要突破。未来几年，适应中国-东盟经贸互补性日益提升的实际需求，主动推进面向东盟的单边开放，有条件实现中国-东盟贸易额占我国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30%左右，由此实现中国-东盟外贸总额翻番。近期，建议尽快研究制定《向东盟单边开放的行动方案》，实施一批向东盟单边开放的特别之举，例如，实施原产于东盟的商品与服务的扩大进口行动，推出一批分国别、分产业的单边开放项目等。 　　（3）以逐步扩大单边开放对象范围推动共建全球开放型市场。例如，过去5年我国与中东国家货物贸易额年均增长15%。适应我国与中东国家经贸合作快速增长的趋势，率先推动海合会组织在能源项下、制造业项下的单边开放政策，不仅将加速双边经贸合作进程，也将带动形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与中国-海合会区域合作的互动。再如，2023年我国与中亚的贸易额达到894亿美元，较2022年增长了27%，创下历史最高水平。主动推进面向中亚地区的矿产、原材料项下的单边开放，对拉动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维护我国经济安全都将产生重要影响（迟福林，2024c）。 　　（4）打造我国单边开放大通道。例如，根据各自贸试验区承载的重大战略任务和地理区位，实行面向不同区域的基础设施项下、产能项下的单边开放政策；以对标世界最高水平开放形态为基本要求的海南自由贸易港，率先实施《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全面投资协定》（CAI）中的开放政策，并在主动扩大面向东盟的商品服务进口、助力企业开展面向东盟投资中发挥重要枢纽作用，可以成为我国制度型开放新前沿。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高水平开放 　　（1）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自由贸易焦点。2010—2019年，全球服务贸易额由7.8万亿美元增长至11.9万亿美元，年均名义增长4.8%，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倍；服务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比重由20.3%提高至23.8%，提升了2.5个百分点。估计到2040年，全球服务贸易占比将达到50%（迟福林，2020）。 　　（2）我国对外贸易结构正由货物贸易为主向服务贸易为重点转型。据统计，2014—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由37120.9亿元人民币增长至54153亿元人民币；占我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由12.3%提高至14.6%，提高2.3个百分点。2023年，我国 服务贸易总额达到65754.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达到13.6%。①预计到2025年，我国服务贸易规模有可能增长到1万亿美元左右，占外贸总额比重有可能提升到15%以上。 （3）尽快补齐服务贸易发展滞后的突出短板。大力提升服务贸易比重。争 取到2025年，服务贸易占外贸总额比重提高至15%以上；到2030年，提高至20% 以上，明显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4）形成数字贸易国际竞争新优势。争取到2025年，实现知识产权与数字 技术等服务贸易顺差，进一步提升数字相关服务贸易出口比重，由目前的23.5% 提升至30%左右；到2030年，提升至35%左右。 3．打造高水平开放新高地 　　（1）服务贸易成为全球自由贸易发展和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焦点。全球已生效的159个区域自贸协定中，包含服务贸易条款的协定数量占比超过67%（迟福林，2024b）；RCEP、CPTPP等大型区域自贸协定都将服务贸易规则作为重要内容。 　　（2）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目前，我国22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以不到千分之四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占全国约五分之一的外商投资和进出口总额。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制度型开放高地，重头戏是服务贸易开放。 　　（3）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进自由贸易试验区转型升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自由贸易试验区提升战略，鼓励首创性、集成式探索”。2023年6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在有条件的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试点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的若干措施》，率先在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开展试点。要以服务贸易为重点推动制度集成创新，将自由贸易试验区打造为引领区域发展的高水平开放平台。 　　（4）在服务业领域的制度型开放和制度性变革上实现重大突破。一方面，要推进服务贸易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更大程度与国际对接。例如，率先在医疗健康、教育等社会需求较大的服务业领域引入国际先进管理标准；优化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在告知、资格要求、技术标准、透明度、监管一致性等方面形成与国际接轨的服务贸易国内规制。一方面，在制造业全面对外开放的基础上，实质性推动服务业领域市场对内对外开放进程，尽快打破服务业领域的各类市场垄断与行政垄断。由此，既为释放民营企业的强大活 力创造市场条件，又为外资企业拓展更大投资空间。 重振经济发展的三大核心问题 郑永年、杨丽君 重振经济迫切需要解决三大核心问题，即权利、空间和手段。 一、论权利 　　权利指的是经济主体企业家和企业的权利。企业家和企业有诸多权利，但权利的核心便是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这两个权利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古今中外，不管在什么样的体制下，如果这两个权利得不到保障，不仅不可能产生企业家，而且企业家会没有任何的企业发展动机。这两种权利与其说是“权利”，倒不如说是“人性”。人性的本质是趋利避害。如果企业家所创造的财富甚至其生命得不到保障，那么没有任何人会去创办企业，去图发展。如果一个经济体系是从这一人性出发来设计的，那么其经济就可以得到发展；反之，如果一个经济体系的设计不能保障这两种权利，那么经济必然是落后的。这已经为大量的经验证据所证实。 　　在保障这两种权利方面，中国企业家和企业主要面临几个主要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新鲜，需要不断地去解决好。 　　第一是资本的原始积累问题。发展需要资本，而资本的积累可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在任何社会都是如此。马克思对西方原始资本积累的批判到今天仍然不失其有效性。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对待原始积累问题。要看到，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有一定经验。比如，通过立法促成企业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企业家除了用所积累的资本实现企业的永续发展之外，把大量的钱财用于设立基金和慈善，而后者也已经成为社会发展所必须。例如，在美国，最好的私立大学和最好的智库都来自企业和他们所设立的基金。我们对企业的原始积累问题还没有找到一种各方都可以认同的认知，需要进一步探索有效的方法来对待。 　　第二是企业家和官员的关系问题。中国政商关系的特殊性在于这种关系不是只存在于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和企业作为一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还呈现出官员个人和企业家个人之间的关系。中国的经济从来是“两条腿”走路的，地方政府和企业都很重要。尽管两者都迫切希望建立一种“亲清”关系（亲商但清廉），但不知道如何更为有效地确立这种关系。原因很简单，因为这种关系的确立需要政商关系从个人关系转型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而这种转型需 要制度性变革。 　　第三是企业家和企业的关联问题。在世界范围内，对第一代企业家来说，企业便是企业家的企业。但之后就会产生企业家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发达国家，随着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法律法规随着配合这种变化。因此，哪怕企业家出了问题，其所属的企业往往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我们还没有这方面的足够经验。整个社会甚至企业家本人都不太清楚如何有效地对企业和企业家做任何的分离。因此，企业家出现了问题，整个企业就受遭殃；企业出现了问题，企业家也同样受较大影响。这种关联性使得企业运营成本异常得高。这些年，不少企业都是随着企业家的崛起而崛起，随着企业家的倒下而倒下。 　　第四是社会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社会对企业家和企业的认知问题。这个问题在另文已经讨论过（见《重构社会对企业的认知》一文）。简单地说，社会对企业的认知构成了企业生存和发展的文化环境，伟大的认知孕育伟大的企业家和伟大的企业，而平庸的认知孵化平庸的企业家和企业。 二、论空间 　　如果说财产权和生命权关乎企业家“为什么要做企业”的问题，那么空间关乎的是企业家“做什么”的问题。不同国家和不同体制，企业都会有不同程度的空间问题。在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发展空间几乎是无限的。如果说企业面临空间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都是由经济要素例如技术发展水平所决定的。但现代社会没有完全的自由市场。即使像美国那样被视为所谓的自由主义模板的经济体，尽管在企业发展早期很少有其他因素的干预，但等企业成长以来之后，政府也会对企业进行规制。 　　在规制型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空间会受到诸多限制，国家（政府）会限定企业那些被认为不可接受的经济活动，如公众利益、环保、国家安全、伦理等都是被考量的因素。一般而言，这反映在西方从早些时候的“企业的社会责任”（corporatesocialresponsibilities）到今天的“环保、社会与治理”（ESG，environment，social，andgovernance）概念的变化上。今天，地缘政治和经济民族主义等要素对企业运作空间构成了越来越严峻的限制。 　　中国企业的空间更具有特殊的背景。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也在发展规制型市场经济。就发展和监管而言，中美差异鲜明。美国是发展导向型的，相对而言侧重先发展后监管，而中国相对更注重监管。今天的高科技领域就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尽管美国各方一直在呼吁监管，但迄今并未出现有效的监管体系。 相比之下，中国在这个领域已经发展出强监管体系。 　　除了规制型市场经济下企业所面临的空间问题之外，中国企业的制约因素来自混合经济体制本身，即国企和民企的空间分配问题。空间分配是在变化的。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民营企业空间大增。国有企业分布在自然垄断、公共服务和国民经济的支柱领域，也就是说，国企是有行业和领域的，有边界的。近年来，国企从原来的“管行业”演变成“管资本”，国资（尤其是地方国资）承担着稳增长的责任，表现得不得不活跃。相对而言，民企和外资在发展空间上面临一定瓶颈。 　　应当强调的是，就空间而言，外资所面临的问题和民企所面临的问题具有同样的性质，即缺少空间。外资进入中国之后，要不独自发展，要不和民企结合发展，很少和国企合作（除了早期的汽车行业）。因此，民企遇到了困难，外资也同样遇到了困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经验上看，在不能对民资实行更大开放的情况下，对外资的开放会变得更加困难。同样，如果要向外资释放出更大开放的信号，那么首先就要加大对民资开放的幅度，给民资更多的空间。 三、论手段 　　手段问题关乎的是企业家“如何做”的问题，主要指的是金融问题。在美国，金融市场极为发达，各种金融工具共存。在当代，一个重要的变化是供给侧革命，即从前是企业向金融机构融资，而现在是金融机构孵化企业。最典型的是在高科技领域。高科技领域风险大，回报也高。政府不能轻易进入如此高风险领域；传统的银行也很难用存款人的钱进入高风险领域。因此，二战之后，美国发展出了风投业，把社会上愿意进入高风险领域的钱进行高风险投资。今天，越来越多的高科技可以说是金融“砸”出来的。 　　在中国，尽管中央政府一再强调国有银行要为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服务，但尚未完全形成一种有效的动力机制促成国有银行充分有效地为民企服务。民企事实上也较难从国有银行获得好的服务。很多企业只好转向其他途径来融资。经验地看，越是民营企业发达的地方，这些另类“融资”方式就越多，政府很难禁止它们的出现和发展。民营企业得不到有效的融资，民资的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更为充分地发挥，这是中国经济的一种结构性矛盾。 　　除了融资，中国企业的盈利能力和水平也是一个问题，因为这影响到企业的资本积累问题。作为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技术一般都是应用性的，也就是对发达国家技术的应用。西方资本带着其技术进入中国之后，已经压低了中国 企业的利润率。在早期，中国企业还可以用本土廉价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较低的环保要求）寻得较大的利润空间，但随着本土要素价格的上升，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越来越小，很多企业显得较为脆弱，竞争能力不足。 四、论未来 　　权利、空间和手段是中国民营企业所面临的三大困境。权利是大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后两者不会发生；同时，即使有了权利，如果没有后两者，那么企业行为很难产生和发展。对中国来说，唯有改革，尤其是体制层面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概括地说，如下方面的改革是不可或缺的。 　　第一，确立正确的企业责任叙事。企业承担着本身的发展责任，对社会的社会责任，以及国际层面的国家责任。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混合所有制，在法律法规政策等层面，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也做了诸多解释，但迄今并没有系统的、学理和法理上的叙事。一个正确的企业叙事能够帮助全社会对企业有正确的认知，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的社会和文化环境。 　　第二，进一步形成亲清政商关系。从短期来看，要把两个群体区别开来，不能把处理官员的方法简单地适用到处理企业家。从中长期来看，要通过体制改革，把两者之间的关系转化成为两个实体之间的关系，即政府作为一个实体，和企业作为一个实体。在现代信息技术条件下，这个问题已经不难解决。很多经济体例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已经较好解决这个问题，实现了政商之间交往的“无人化”，即几乎不用通过人际交往的方式来完成。 　　第三，实现企业和企业家的分离。企业家一出问题，企业就出问题，反之亦然。这种情况不仅是企业的损失，对社会带来的代价也过大，因为企业不仅仅是企业家个人的事情，更涉及雇员及其家庭的问题。从近期来说，政府在处理两者时，迫切需要把两者分离开来，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尽可能给企业生存的空间。从中长期来说，要通过立法等形式促成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也就是家庭家族企业的转型。实际上，家庭家族企业的问题已经提到很多企业的议事日程上来了，但还没有足够的经验可以总结。这方面，需要虚心向发达国家学习，否则解决不了“富不过三代”的问题。 　　第四，进一步明晰国有企业和国资的边界。国有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因为其重要，国有企业必须限定在重要的领域，如自然垄断行业、基础设施建设、国防军事行业、国民经济支柱行业等等。要重视并深化20世纪90年代国企改革的思路，国企应当“管行业”“管领域”。 　　第五，进一步扩大民企发展空间。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的创新之源，必须拥有巨大的经济空间。一旦民营企业缺乏空间，那么国家经济的创新发展能力就会被弱化。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继续发展，中国必然要发展自身的跨国公司。因为和西方经济关系趋于紧张，国有企业或者国资的国际化会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样的情况下，民营企业必须承担建设跨国公司的责任。但只有在民营企业具有足够竞争力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发展才有可能。在当前，法律法规政策要引导企业向上竞争，而减少甚至避免“内卷”或者向下竞争。 　　第六，发展和监管之间实现平衡。要先容许和鼓励新企业的产生和发展，等其成长一段时间之后，政府再考虑如何有效介入，进行规制评估，建立规制体系。要意识到，对所有国家来说，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尤其在国际层面，国际政治依然盛行“不在餐桌上，便在菜谱上”的达尔文主义原则。企业是国家经济力的最主要工具，更是其他方面竞争力的基础。因此，我们的政策选择应当是“发展之上的规制”，而非“规制之上的发展”。 　　第七，进一步改革金融结构。大型国有银行的结构需要不断改革。中国必须拥有一大批能够服务于中小型民营企业的银行和金融结构，否则中小企业很难得到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政策选择有几个：1.建设一大批地区性的中小型银行和金融机构，专门服务于中小企业，如果是国有的，那么考核标准应当和对大型国有银行区分开来；2.容许发展民营银行和金融机构，以为中小型民营企业提供服务；3.国有和民营中小型金融机构要同时更好地发展。 第八，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获取金融服务方面进一步实现公平。国有银 行对国企和民企的贷款必须公平化，需要有专门的监督机构来监督这一事务。 　　第九，进一步推进金融的供给侧改革。迫切需要建立中国本身的风投体系。一方面需要通过行政体制改革，促成国资的长期主义。另一方面，鼓励和促进民间风投业的成长和发展。要把庞大的闲散民间资本集中起来，投资未来。在数量型经济扩张到了顶点之后，很多经济活动，尤其是科技类经济活动，需要通过金融来孵化。 系统优化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 广东亚太创新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科技自立自强不仅仅是简单地积累了大量的创新资源，还需要对这些资源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布局，以实现科技发展的整体优化。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在科技自立自强中发挥着核心作用。系统谋划能够帮助科技产业合理利用资源，提升科技创新的效率和质量（HsuSharma，2010）。顶层设计指的是对科技政策、法规、机制等进行合理安排和调整，以推动科技创新和发展。顶层设计有助于构建科技创新的战略布局，指导科技发展方向和目标。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往往能够通过顶层设计引领科技创新浪潮（Sharif，1999）。此外，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能够将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资源进行整合和优化配置，形成相互促进、协同发展的局面。 一、强化科技自立自强在国家发展顶层设计中的战略地位 　　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国家层面进行系统谋划和顶层设计方案。科技自立自强旨在指导和推动国家的发展进程，使其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内容。为了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国家层面必须进行全面和系统的规划和设计，以确保科技自立自强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是实际行动的组成部分（张明喜，2023）。陶金元和张玲娜（2023）在其研究中指出，自主创新需要国家进行战略部署和制度设计，以建立起科技创新的良性循环。这意味着国家需要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规章制度来支持科技创新，为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保障。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不仅仅是为了满足国家的实际需求，也是为了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随着全球科技竞争日益激烈，国家间的竞争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济领域，而是转移到了科技领域。数据显示，科技创新能够为国家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力。根据统计，截至2020年，全球知识产权产值超过12万亿美元，其中包括专利、商标和版权等各类知识产权。这些知识产权的形成和增值离不开科技创新的支撑。因此，科技自立自强不仅是国家实现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适应全球科技竞争的必然选择。然而，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并不容易，需要国家从战略层面进行规划和谋划，形成顶层设计方案。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支持和研究（周丽群和陈超凡，2021；周代数等，2022）。这意味着国家需要建立一系列的政策和制度措施，包括科技投入的规划和调整、科技人才培养和引进、 科技成果的评价和转化等方面，以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实现。只有通过系统的谋划和顶层设计，国家才能够更好地发挥科技自立自强的作用，进一步提高国家的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二、科技自立自强要明确科技发展优先方向与重点领域 　　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需要明确国家在不同科技领域的优先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具体来说，国家应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科技发展趋势以及国家战略需求，明确在哪些科技领域给予优先发展。这些优先发展的领域应该与提升国家整体科技实力和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同时，还要明确在优先发展的领域中，哪些子领域是战略性的核心和重点，需要国家进行重点布局。这些重点领域应该与国家安全、民生改善等密切相关，并且需要依靠自主创新来实现突破。在确定优先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时，还需要进行动态调整，以对应科技发展趋势和国家需求的变化。通过科学的顶层设计和规划，明确科技发展的优先顺序和重点布局，可以提高科技资源的使用效率，实现科技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对接，更好地服务国家整体发展战略。如吴贵生（2000）指出，要明确技术路线图，抓住世界科技发展主流方向。根据Darby等（2021）的研究，美国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方面的投资较高，而中国则重点关注人工智能和新能源领域。此外，根据Kumaresan（1999）的数据，日本在机器人和电子技术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这些数据显示了不同国家在科技领域选择上的差异，进一步强调了明确优先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的重要性。根据陶永等（2020）的调查研究，中国的科技政策旨在推动制造业向高端产业升级，包括物联网和智能制造等领域。这一政策的实施可以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并带动相关产业链发展。 三、科技自立自强要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紧密结合 　　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要注重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紧密结合，不能“闭门造车”。必须服务于经济主战场，以市场需求为牵引。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必须聚焦于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不能脱离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顶层设计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领域、制约发展的瓶颈因素等确定科技发展的方向和重点。同时，还要紧紧抓住市场需求这一牵引力，围绕企业和市场的技术需求开展研发和应用，实现科研成果的产业化。不能闭门造车式的自上而下进行科技规划，必须加强产学研用的紧密结合。根据潘教峰和王光辉（2022）的研究，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应该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的实际需求来制定相应的科技政策和计划。他们指出，科技政策和计划如果脱离实际需求，将会导致资源的浪费和效果的不佳。而在科技政策与需求结合的实践中，以中国为例，研究表明中国的科技政策制定部门在制定政策和计划时，充分考虑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使得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了显著的科技成果。另外，顶层设计也要考虑社会发展中涌现的新需求，及时进行调整和优化。通过把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同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求结合起来，能够最大限度释放科技创新的巨大潜力，使之更好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根据Chesbrough（2006）的研究，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必须注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使科技创新能够更好地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经济发展中。他指出，科技创新只有经过应用和产业化，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实现经济社会效益的最大化。 四、科技自立自强顶层设计要注重系统协调与动态调整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系统谋划，既关注当下“卡脖子”技术，也着眼长远基础研究。既要补短板，也要铸长板，统筹抓好关键技术攻关和基础研发。还要构建包括基础研究、重点领域和战略科技在内的创新发展格局。此外，要借鉴国外做法，建立统筹国家安全科技力量，支持企业参与前沿技术创新，形成军民深度融合。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要注重系统性和整体性，既要加大科研投资力度，也要完善体制机制，优化资源配置。不能只看重一个方面。具体而言，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不能仅仅依靠增加科研经费投入这一单一举措，而需系统考虑投入、体制、机制等各个环节的配合与协同。在加大投入力度的同时，还需注重创新科研管理制度，建立有效的评价和激励机制，营造支持自主创新的环境。另一方面，自主创新既需要人才、管理、文化等各个要素的支撑，也需要在资金、人才、管理等方面形成合力。此外，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需要有强大的组织领导体系来进行统筹协调和监督实施。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的体系能够更好地把握顶层设计的全局，统筹协调各相关方的资源和力量，从而确保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得以实现（张明喜，2023）。要建立健全决策和监管机制，避免各部门仅照顾自身，形成政策协同效应。通过制定明确的决策和监管机制，能够确保科技自立自强的顶层设计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得以有效执行，并形成政策协同效应。还需注重灵活性和开放性，及时根据科技发展态势和需求变化进行调整优化。灵活性和开放性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顶层设计的重要保障。一方面，灵活性使得顶层设计能够适应科技和经济社会发展新变化。研究表明，灵活性高的顶层设计可以更快地调整优化，适应新的科 技和经济社会变化的要求，从而更好地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目标的实现。另一方面，开放性为科技自立自强顶层设计提供了更多的合作和交流机会。研究表明，开放性高的顶层设计能够吸引更多国际合作和技术引进，促进科技创新和知识转化（杜鹏和张理茜，2021）。 科技创新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实施路径以河南省调研为例 张祝平 　　河南省是农业大省，肩负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历史使命，河南省始终高度重视农业的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以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同构’提升农业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为抓手建设美丽乡村，加快建设现代农业强省。” 一、实施科技创新助力河南农业高质量是补齐河南“四化同步”短板的必 然要求 　　“四化同步”源于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与“两个加快”“四个自信”“五位一体”共同构成了近十年国内发展的主要目标。“四化同步”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是推动我国现阶段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四化同步”是一个整体系统，关键在于四化的互动，就目前国内的发展现状而言，“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城镇化”，而“信息化”渗透在其他“三化”之中，其中“农业现代化”是“四化同步”最大的短板，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当前我国农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协调。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发展为例，农业产出只占当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的GDP产值是以三分之二的劳动力为基础贡献的；但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和就业冲突再加剧，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剩余的三分之一劳动力仅生产出十分之一的国民生产总值，这种结构性的冲突使得农业劳动力获得的报酬急剧减少，远远低于改革开放初期农业人口可以分享的国民生产总值份额。简单来讲，就是农业现代化程度滞后的负面后果已经严重影响到“四化同步”发展的格局，农业现代化短板愈加突出。 　　河南与国家层面的“四化同步”总体上具有相似性，但作为农业大省，河南又具有自身的特点，其“四化同步”的短板更加突出。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助力农业高质量发展，必须严格控制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发展上的投入，实施科技兴农、创新助农，将剩余农村劳动力转入城镇化的进程中。建设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要将信息化融入全程，以信息化带动农业现代化，加强农业产业体系、农业生产体系、农业经营体系的各个环节“数智” 赋能，以科技创新推动四化协同发展，调适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短板，发展数字农业，完善现代农业发展产业链，进一步推动城乡联动改革、发展城市公共服务制度，保障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居民公共权益。 二、河南省已经初步具备以科技创新助力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条件 （一）农业成果较为丰硕 　　“十三五”期间，河南省在现代农业技术体系中获得了重要成就，小麦、玉米、水稻、花生、甘薯杂粮、肉牛、生猪、中药材、蔬菜共计九个品类产量、推广应用、产业升级实现深度融合。而在十四五开局之初，中原粮仓再创丰收，科技利刃再显奇功，百农207成为河南种植面积最大的小麦品种，也是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在安徽、河北、陕西、山东等多个省份均有推广，累计种植面积超一亿亩，中原粮仓以科技助力，以创新助力，打造出河南小麦的“丰”“优”特色。河南针对“三链同构”和“三产融合”建立了示范精品样板，扩大了花生、蜜瓜、甘薯、芝麻和小麦等农作物的品牌影响力。河南已经先后培养出四位农业院士，四位院士围绕各自的研究成果，实现了产学研的初步转化，奠定了河南农业发展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藏粮于技”在河南得到了全面的落实，2023年全省粮食总产量1324.9亿斤，约占同期全国粮食增产量的10分之一，用占全国16分之一的耕地，生产了全国10分之一的粮食，其中小麦占4分之一。 （二）政策体系逐步完善 　　河南省科技厅、财政厅联合印发《中原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管理办法》，旨在选拔培养河南省中长期规划所需要的科创领军人才队伍，重点攻克制约河南省农业经济发展的重大瓶颈问题以及基础前沿科学，但是该领军人才的培养管理不仅仅局限在农业领域，为河南科技创新领域的人才选拔指明了方向。河南应依据科技改革的深入，适时对创新领军人才的申请条件、申请推荐、评审程序进行修订，以保证该管理办法的制度活力。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河南省支持科技创新发展若干财政政策措施》，支持科技与金融相结合，积极引导社会资本进行创新创业投资，优化和整合金融科技项目，并支持开展科技信贷业务，鼓励给予科技信贷贴息支持，并由省地方金融监管局、财政厅负责开展实施。对于产能较高的优势转化项目，也可以在国家奖励的基础上，商定较为高额的配套资金支持。一系列科技创新政策的出台，从制度上保障了河南农业科技水平的快速提升。 （三）农业机械化水平持续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河南省始终将服务“三农”工作作为全省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大力推动农业机械化的普及与提升，以持续变革农业耕作方式为目标，以全程机械化推进行动为重要抓手，将农业机械化发展作为有效推动河南省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手段，抓好用足农业机械化扶持政策的落实，积极推进国家农机装备创新中心等重点农业科技平台建设，全面推动农业机械装备向全程化、高效率、高端化迈进。2023年河南全省农机总动力已达1.086亿千瓦，位居全国第2位，拖拉机327.5万台、配套农机具723.9万台，均居全国第一。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87.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4个百分点，小麦生产、玉米生产、花生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 三、以科技创新助力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农业技术创新考核机制较为功利 　　适宜的激励机制可以促进农业科技自主创新力量的迸发，僵化的考核机制容易阻碍科技创新的成果转化。目前河南省农业科技创新的项目立项数虽然较往年逐步加大力度，资金投入也逐渐增加，但整体上科技创新技术的成果转化率不高，制约着农业科技创新对生产力的推动。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原因在于现行的科研考核管理机制相对功利，基金主管单位对农业科技创新项目成果的考核机制过于强调先进性，忽视生产的实用性。这一目标导向也致使部分科研人员不以服务生产为目的，而注重成果对于个人职称评定、获奖等方面的作用。功利的考核机制既无法优化农业科技从业人员的收入分配，也无法培养高素质的农业科技创新人才队伍，因而河南农业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需要重视考核激励机制在农业创新环境中的重要作用。 （二）农业标准推广应用尚需普及 　　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要充分发挥创新科技功用，打造绿色农业品牌影响力。绿色农产品的标准推广可以引领农业标准化生产，增加优质农产品供给，增加农业市场占有度。河南省内在农业生产标准的推广应用上有初步成效，但仍然存在以下问题：一是全国性的知名品牌总量不多、品类少，较为知名的双汇、思念、三全等龙头企业主要集中在初加工农产品领域，同类别的小品牌同质化严重、知名度低；二是品牌梯度建设结构混乱，农产品所涉标准推广包括产品品牌、企业品牌、区域性品牌，如焦作铁棍山药虽然紧紧抓住了“产品品牌”和“区域性品牌”两个要素，但是相关联的企业品牌影响度不够；三是产品生产销售开发主体缺乏最基本的品牌意识，对农产品品牌的影响力认知有限， 难以有效形成品牌效应，发掘品牌潜在价值，质量监管等主管部门对品牌推广 认证的引领作用也不够。 （三）中小农业企业发展质量有待改善 　　中小型民营农业企业多以家族式管理为主流，资金支持、人力投入、行业选择都受制于管理者个人的视野和能力。当前，部分市场主体可以借助互联网手段扩大产品宣传，但更多地农村地区小型农业企业主无法实现农产品与市场的有效对接。在农产品的经营选择上，以初级农产品为主要卖点；在农产品的生产投入上，只能以个人家庭资金投入为基础，高额的贷款会加大农业创投风险；在农产品的品牌建设上，缺少专业的品牌规划与设计。而身处农村的中小企业大多数存在着有产品无宣传、有宣传无规模的发展阶段，产业化发展水平尚处在初级水平，无法实现农产品的增值。 （四）农业绿色发展机制有待健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指出现代化农业发展要以绿色发展指标体系为依据，完善循环农业的绿色发展指标，将其融入生态文明建设的大局中。绿色技术是从技术和生态两个层面考虑，通过技术应用过程中给生态环境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否减小，来判定技术的绿色属性，是一种将生态贯穿于绿色技术创新全过程的全新思维方式。［2］就农业资源的节约机制而言，土地、农业用水、农用肥料出现不同程度的浪费，极大降低了绿色农业生产的效率；就环境保护的防控机制而言，化肥、农药等农资的投入使用比较单一，畜禽粪污、秸秆、农膜、农产品加工副产物等资源化利用率较低；就农业绿色发展的修复机制而言，生态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限和生态环境准入清单管理制度方面还存在完善空间。 四、以科技创新助力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一）逐步完善农业科技创新考核机制 　　农业作为一门应用型学科，在发展过程中汲取并融合了数理化生等众多基础前沿领域的重大技术突破成果。［3］农业科技创新既有一般性科技创新的共性特征，也有着农业科技创新独有的特征。首先，农业科技项目从构思、立项、实施到社会实践应用，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以种子育种为例，因农作物的生长时效性，一个种子品种往往要经历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培育周期，才有可能获得一个较为满意的科研成果。其次，农业科研是一个典型的投资大、回报低、回报慢的一个领域，农业科研项目往往需要大额资金的持续支持，社会资 本由于投资主体的经营情况等因素，往往面临着资金投入的压力。同时，农业科研项目也容易受到天气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寒流或者洪水，都可以造成前期的科研基础毁于一旦。最后，农业科技成果是复杂的智力劳动结晶，具有较高的知识属性，但由于科研成果的类型千差万别，表现方式也多种多样，具有育种技术、灌溉技术、农机领域、农药化肥等不同领域，既有种植与养殖之分，又有理论与实践之别，很难统一尺度评判。故此，应建立健全完善的科技创新考核机制，既要注重科创过程，又要注重科创结果，既要注重定性的考核，又要结合定量进行评判，对科创成果的个人绩效与团队贡献有机结合。 （二）加快建设农业标准化体系 　　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有效推进河南省农业经济结构调整，有利于实现农产品从田间到厨房全程质量保障，有效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提升农产品保值增值的重要举措，是实施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效途径。一是逐步完善农业产业全链条体系，逐步推动全省范围内农业标准化体系建设，推动农业产业从生产、加工、仓储、运输等多个环节纳入国家标准体系，改变以往河南标准体系重加工、轻流通等现象；二是充分发挥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规范和推动河南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快速发展，结合河南传统农业优势产业和新兴农业产业，将其标准化能力建设作为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考核标准，并以此作为评定国家级、省级、市级示范性企业的重要指标，进一步发挥骨干企业在标准化建设方面的引领和带动作用；三是健全农业标准化实施制度。从制度上、经费上加大农业标准保障，制定推广实施标准化的方案措施，列出任务清单，强化落实情况的及时反馈，对农业标准的宣传、执行和推广建立科学的考核机制，综合采用税收、信贷、授信和补贴等手段，对农业标准化实施的优秀个人和集体予以精神褒奖和物质激励，从而在全社会形成知晓标准、支持标准、执行标准的良好氛围。 （三）大力培育农业产业化主体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七条措施，强调在推进农业经营体系建设过程中，要强化农业产业化的主体培育，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的发展。农业龙头企业做大做强，对中小型农业企业具有良好的示范作用。新型农业产业化主体是推动河南农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集约化、专业化、组织化和社会化是该类主体 的主要特点。河南农业产业发展中龙头企业占比较低，仅有双汇、思念、三全等几个传统品牌，对其他领域的小型农业企业辐射效应有限。除此之外，农业产业化主体不应局限于龙头企业，更应该以前瞻性的眼光关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示范区和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多渠道保障农民收益，创新产业收益路径。［5］从宏观层面把握农业产业化主体的培育和发展。 （四）进一步完善绿色发展机制 　　在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和资源能源约束不断趋紧的现实面前，绿色化已成为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方向。［6］而绿色技术创新这一概念正是在环境保护遭遇困境，迫切需要调整技术方向的时候出现的。［7］绿色发展理念引导下的农业科技创新，要以农业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为前提，农业产业化发展要以增长产业链、价值链为目标。河南应大力实施农业清洁生产，积极发展生态循环农业，探索农业绿色发展机制，大力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先行区建设。在完善农业绿色发展的进程中，应该从以下四个层面入手：一是完善生态补偿机制，针对农业绿色发展建立区域性的规范立法，确定相关利益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二是完善科技创新机制，要以绿色发展为导向、以节约资源、循环利用为目标；三是更新政府考评机制，以绿色发展理念贯彻GDP生产总值、农业高质量发展的全程，抛却唯GDP论；四是增加多元化宣传机制，将绿色发展理念贯彻落实到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全流程，以科技创新引领农业产业绿色发展。 鲁南地区农业经营现状及对策基于枣庄市D村的调研 袁宗泽 0．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已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议题[1]。随着全球化和城市化的推进，鲁南农村地区农业经营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与日俱增。农业的发展态势会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的高度与深度[2]，因此，针对农业经营现状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D村农业经营现状进行研究，力求在多个维度上呈现出真实、全面的农业农村现状，并对此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优化农村资源配置、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供参考。 1．研究概况 　　本研究致力于在乡村振兴背景下，以鲁南地区的典型村落——枣庄市D村为切入点，针对该村在农业经营领域的现状与特点进行研究，并依据该村农业发展现状提出相应的建议，以点带面，为促进我国鲁南地区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而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层面进行理论思考。 　　本研究综合运用访谈法、文献法和观察法等多种研究方法，以获取全面、深入的农业经营形态信息。在研究初始，笔者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对农业经营相关领域的理论基础进行了梳理，通过阅读与分析文献，对现有研究集中的领域、方向与成果有了一定了解，为开展研究打下了理论基础。研究过程中，笔者在D村通过观察法与访谈法开展调研，并在该村村委会的协助下，顺利推进研究进展，获得了一手及二手材料，进而深入了解了该村农业经营的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揭示了该村农业经营的内在逻辑。 2．D村基本情况 2．1D村概况 　　D村于明代建村，位于枣庄市薛城区沙沟镇，下辖两个自然村（村小组）。该村地理位置紧邻城区，村民出行和运输货物相对便利。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推进，D村部分青年已在城区购置房产，形成了城乡交融的生活模式。 　　D村地势平坦，土地类型以沙土与黄土为主，土壤具有良好的透气性和保水性。土地较为肥沃，土地等级以一等地与二等地为主，适合多种农作物的生长。 D村总面积约为1500亩，其中耕地面积约为500亩，以旱地为主。此外，该村还拥有十余亩的水库和坑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源。尽管该村无河流流经，但依靠该村自身所拥有的水库和坑塘，D村在用水方面并无显著困难。 2．2D村农业经营概要 　　D村主要种植小麦和玉米，所种植的农作物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同时亦可为村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然而，该村个体种植规模有限且很少对产品进行深加工，农产品的附加值较低。 在个体农户中，每户经营的土地面积通常在50亩以下。 　　根据村民口述，平均每人经营的土地面积约为1.5亩。除个体种植以外，D村亦发展了集体规模种植，如蓝莓与梨等经济作物，该村所种植的经济作物具有一定的市场价值，为村庄带来了经济收益。 3．D村农业经营的现状与问题分析 3．1农业经营现状概览 　　D村的农业经营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该村在种植以小麦、玉米等为代表的传统农作物的同时，积极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如规模化种植蓝莓和梨。同时，该村亦零散种植大豆、花生等油料作物，但油料作物的种植目的较少涉及市场交易，而主要是为了满足村民的日常生活需求。 D村的农业经营现状如下。 　　（1）在农业机械运用方面，D村采用喷灌和机械耕种等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扩大种植规模。D村地处平原地区，因此具有便利的条件进行机械化耕种，并由此降低了农业经营的难度，节省了农业经营的人力成本。然而，该村农业生产的部分环节仍主要依靠人力，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进一步提升。 （2）在劳动力使用方面，D村在农忙时节会雇用一些临时工，雇工周期较 短，用工方式灵活，在满足农业生产需求的同时减轻了农业经营者的压力。 　　（3）在农产品加工方面，D村村民对粮食作物的深加工较少，但对集体经营的蓝莓、梨等特色农产品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加工，并通过实施集体规模化经营，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在带动该村经济发展的同时亦提升了自身的农业经营水平。 　　（4）在农业生产用地方面，D村的突出特征是农业生产用地得到了相对有效的利用。该村虽然存在部分农业经营个体户放弃农事生产的情况，但其原本 进行耕种的土地并未荒废，而是在熟人之间进行土地流转，这种基于信任的土 地流转方式有效避免了耕地荒芜的情况，在当下保障了该村的农业经营规模。 　　由此可见，D村的农业经营活动已在原有个体户经营的基础上积极探索新的农业经营模式，并通过运用现代农业机械、探索集约化经营模式，不断推动自身经营水平的提升。 3．2农业经营问题分析 　　D村在农业经营中虽已部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但在施肥、施药等环节仍依靠人力，因此，该村农业经营的现代化水平尚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该村若在农业经营现代化层面持续发力，可进一步摆脱农业经营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推动该村农业经营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从销售渠道而言，D村的农产品销售渠道相对有限，以小麦、玉米为代表的农作物收购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传统商贩，因此如何拓宽农作物的销售渠道成为该村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该村在农业风险管理方面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该村在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方面存在问题，需要提升病虫害监测和防治能力，以便提高农业生产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 　　同样值得关注的是，该村面临着与鲁南地区多数农村在个体农户领域相似的情况，即个体户经营主体多为40～60岁的中老年群体，年轻人的农业经营参与度普遍较低。有学者研究指出，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农村人口持续外流，在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出现农村“空心化”问题[3]，且随着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劳动力流失成为常态[4]。因此，该村虽在现阶段具有一定规模的个体农户，但在未来，现有生产者因年龄退出生产活动，该村农业生产者的数量或将有所下降，将会对农业经营造成影响。 4．D村农业经营对策 4．1激发青年力量，激活农业创新 　　新时代，我国继续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需要补充大量人才，尤其是爱农村、懂农村、有本领的农村青年人才[5]。在D村，土地个体种植多依靠中老年群体完成，青年群体的参与度明显不足。为改善这一现状，可通过资金支持、政策倾斜等方式，鼓励年轻人参与到农业生产活动中，积极进行农业创新和创业，激发年轻人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建立农业人才奖励机制，对在农业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青年群体进行奖励，激发青年群体的参与热情。同时，可加强与科研院所的联系与合作，建立产学研一体化机制，依托D村农业资源开 展农业教育项目，组织农业体验活动、开设农业知识课程，积极鼓励大学生返 乡创业，提升创新能力，为农业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4．2融合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延长农业产业链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2024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为10.9967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78.0%[6]，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提供了巨大可能。另有研究指出，“互联网+”能够显著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的经营绩效[7]。D村村民对互联网产业的热情较高，这为在该村建立“互联网+农业”的产业模式奠定了基础。D村可引入互联网产业，以直播带货的形式直接与互联网受众群体对话，拓宽农产品的销售渠道，推动地方农产品知名度的提升，为农民带来更多的收入，助力地方经济的发展。 　　同时，该村应积极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业链的延长。如果农业不能提升附加值和延伸产业链，农民将难以承担生活所需的成本[8]。对于D村而言，在融合互联网与新媒体技术的同时可以通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依托该村的自然风光和人文特色，开发乡村旅游项目，吸引游客前来体验农村生活和购买农产品，进而增加村民收入，提升村民福祉。 4．3推广现代化技术，加强风险管理 　　农业科技作为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能够为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9]。为了进一步提高D村农业生产的能力，可在生产与加工过程中更加全面地推广现代化技术，如定期举办农业技术培训班，提高村民的专业技能。同时，该村可鼓励村民共享资源和信息，逐步建立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技术支持和咨询服务，帮助农民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问题[10]。 　　在推广现代化技术的同时，也应重视农业生产过程中长期存在的生产条件制约、产品价格波动和自然灾害侵扰等问题[11]。为了降低此类风险对农民的影响，提升该村及时应对自然灾害和市场波动的相关能力，应提供风险管理培训，增强农民的风险意识和应对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应对农业生产中所面临的风险。 4．4因地制宜，实现可持续发展 　　D村拥有相对良好的土壤和气候条件，为发展农业提供了有利条件。该村在确定适合当地条件的特色农作物的基础上，可推动建立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地理标志、有机认证等方式提升产品价值，并在追求农业经济发展的同时，关 注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研究指出，开展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能够有效改善农业生产条件，确保农业生产的稳定性与可持续性[12]。该村可积极推广生态农业和绿色农业技术，减少化肥、农药的使用量，降低农业对环境的污染；加强农村环境整治和垃圾处理，提高农村环境质量，对积极配合生态环境保护的村民给予一定的奖励，促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5．结语 　　本文以鲁南地区D村的农业经营为例进行研究，综合运用访谈法、文献法和观察法等多种研究方法，获取D村农业经营相关信息，对D村农业发展现状与面临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提出了相应措施，以点带面，为鲁南地区农村发展提供了参考。 　　在D村，农业生产者以中老年农户居多，其农业生产活动及其延伸最终可概括出一条粮食供应的逻辑链：农户通过农事活动，生产出一定数量的成熟农作物，随后农户对农作物进行处理，在保留部分农产品供自身使用的基础上，将其余农产品以多种渠道出售给收购商或企业，农产品在经历加工、运输、销售等过程后，最终进入居民家庭。 　　然而，如今这条供应链在生产环节面临一些问题。随着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年轻人逐渐远离农业生产，倾向于选择在城市工作、生活，回归农村从事农业劳动的意愿较低。未来，“谁在种地”将成为社会各界持续关注的现实问题。 　　面对以上问题与挑战，可从多方面入手，如激发青年力量，有效引导青年人参与农业生产活动；运用互联网技术，结合新媒体资源，延长农业产业链与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推广现代化技术，加强科技支撑，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因地制宜，加强农业生态环境保护，推动可持续发展，进而为确保农业生产的长期稳定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通过以上措施，农业经营可以得到进一步优化和提升，不仅能够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还能增强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瑞士银行业全面风险管理启示与借鉴 农发行赴瑞士研修班课题组 　　为有效推动农发行全面风险管理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助力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农发行总行人力资源部举办赴瑞士现代银行与全面风险管理专题研修班。培训给广大学员留下深刻印象，对进一步做好农发行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具有启示和借鉴意义。 一、瑞士银行业基本情况 瑞士金融业以稳健闻名于世，作为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拥有全球35% 的市场份额，管理着全球约1/3的私人财富。瑞士金融业的四大支柱分别是银行业、保险业、证券市场和黄金市场，金融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为10%，保密制度解禁前最高时达15%；现有银行业金融机构235家。瑞士银行业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稳健安全、专业高效、全球影响、注重隐私、底蕴深厚。一是稳健安全。瑞士银行体系历经多个世纪的洗礼，已构建完备的内部控制体系和风险管理机制，为客户提供安全可靠的金融服务。同时瑞士政府也高度重视银行业监管，确保银行机构合规运营和客户资金安全。二是专业高效。瑞士银行业金融机构在金融服务领域具有极高专业素养和高效服务能力，不仅提供传统银行业务，还涉足财富管理、资产管理等多领域，为客户提供全面金融服务，同时非常注重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服务效率和客户体验。三是全球影响。瑞士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是全球最大的离岸金融中心，持有大量全球跨境资产，在全球范围内设有众多分支机构和代表处，能够为客户提供跨境金融服务和全球资产配置方案。四是注重隐私保护。瑞士银行业在隐私保护方面具有很高声誉。瑞士政府制定了严格的隐私保护法规，确保客户的个人信息和交易数据得到充分保护，赢得全球客户信任和信赖。五是注重历史底蕴与文化传承。瑞士银行业发展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百年老店”型的银行机构随处可见，历经风雨和考验，它们不仅传承了瑞士银行业稳健专业的经营传统，还不断创新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客户需求。这种历史底蕴和文化传承使得瑞士银行业在全球金融市场中独树一帜。 二、培训主要内容 　　在总行人力资源部和洛桑大学商学院精心统筹安排下，本次专题研修安排紧凑，内容丰富，实践性和启发性较强。 　　一是教学内容丰富。先后听取洛桑酒店管理商学院教授、银行高管、洛桑大学商学院及金融学院教授、移动支付公司高管、风险管理领域专家、执业律师及注册会计师等关于中国与瑞士金融与经济体系的协同分析、宏观经济角度分析银行危机、瑞士银行业的操作风险、组织中的道德与不道德决策、银行业综合风险管理、企业风险管理、如何在大企业中成功开展激励创新、金融服务数字化、瑞士竞争力与创新力、团队中的决策与领导力、瑞士金融机构的综合风险管理体系、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转型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国存托凭证（GDRS）在瑞士证券交易所上市、利率风险和市场风险的管理与评估、基于SDG指标应用的投资方法分享等15个方面的主题授课。授课内容围绕现代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主题，基本涵盖瑞士银行业风险管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分享了瑞士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基本策略，以及瑞士银行业如何面对数字化转型、人工智能应用及环境气候影响等最新内容，对农发行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二是现场参访生动直观。通过现场参访世界贸易组织，深入了解其在推动世界多边贸易、贯彻非歧视性原则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结合当前逆全球化、脱钩断链的新形势，深刻体会到当前推动多边合作、倡导合作共赢的艰辛，以及利用该机制解决贸易摩擦对我国的重要意义；考察瑞士Tertianum养老集团，了解瑞士社会保障的三大支柱，了解瑞士整体养老方式和当地养老机构的分层运营模式；考察瑞士Genolier医疗科技创新园，了解到当地采取“医疗+科技创新+康养”的方式，将医疗资源、科创资源与生态资源有机融合，有效推进科技可持续创新；参访当地一家已成立140年的地方商业银行——日内瓦州立银行，了解其组织架构及风险管控措施，感受其绩效考核导向的风险文化；考察瑞士当地两家成立已逾百年的特色果酒及葡萄酒产业小微企业，了解其工艺流程和市场销售，感受企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和代代相传的文化传统；参访瑞士一家专注绿色领域的Radicant投资银行，了解该行使用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指标SDG开展投资决策分析的方法；参访尚佩里市政府，了解瑞士山区旅游业全年可持续发展的思路。生动直观的现场教学让学员们亲身感受到了瑞士在社会治理和金融发展方面的稳健态度和务实精神。 　　三是案例特色鲜明。以硅谷银行和瑞信银行倒闭为素材，分析其倒闭外部环境原因，两家银行都处于美联储领衔的全球央行连续加息的背景下，这使得银行持有的金融资产价值下降，同时增加了负债成本；剖析其倒闭内部原因在于风险管理失当以及风险偏好过于激进，未能及时有效处理业务拓展和风险防 范之间的关联，一方面是过度依赖高风险投行业务追逐短期利润，风险和收益失衡；另一方面是风险管理部门独立性不足、监测和报告机制不健全，致使风险信息传导受阻。特色鲜明的实践案例，让学员们深刻领会到应正确把握“稳质量”和“稳增长”的关系，需要培养积极主动应对风险的态度和能力，做到风险分析前瞻化、风险控制系统化、风险管理数智化。 　　四是交流启迪思维。在“团队中的决策与领导力”课程中，学员代表分成小组模拟珠穆朗玛登山活动，在遭遇极端天气、成员身体状况不佳、成员信息不对称等情况下如何通过团队协作、有效沟通和领导决策实现组织目标与个人目标的协调统一；在“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转型银行与金融服务”课程中学员代表分成小组头脑风暴人工智能在农发行的各个具体应用领域，并排出优先级，具体阐述讨论结果。授课期间，广大学员们全心投入、听讲认真、发问积极，展现了农发行人良好的专业素养和精神风貌。 三、主要学习体会 　　第一，强化风险战略的制定与实施至关重要。瑞士银行业虽然给人稳健保守的印象，但它们通过紧密匹配经营战略与风险战略，根据客户、发展时期和业务类型设定差异化的风险偏好，明确客户、行业、地区、产品的风险限额，搭建风险限额模型，并有效运用风险矩阵开展日常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视为价值功能而非控制功能，给学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当前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实体经济发展放缓、息差收窄、监管趋严的大背景下，农发行面临更加严峻的风险防控挑战。我们应明确总体风控目标，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差异化风险战略，形成既统一又各具特色的风险管理格局。 　　第二，风险识别能力需持续提升。瑞士银行业从多个角度识别风险类型：基于风险诱因区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流动性风险及声誉风险等；从直接影响角度划分为源自内部的可预防风险、旨在产生超额回报的战略风险以及源自外部无法控制的外部风险，并针对各类风险的特点、可能产生的财务或非财务后果，运用概率测量不确定性，识别风险来源，分析风险敞口及潜在损失，明确各类风险的责任部门，为各类风险量身定制风险管理方法，最终得到固定风险评分、控制措施扣减分以及残余风险评分。瑞士银行业多维度识别风险的做法，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第三，风险度量技术应用需加强。瑞士银行业普遍采用先进的风险度量模 型，如CreditRisk+、VaR和KMV模型，通过复杂数学和统计学方法，结合大量历 史数据和市场信息，动态反映风险变化，为银行机构提供及时准确的风险预警。在风险度量技术的实际应用中，还注重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深度学习等现代金融技术手段，更深刻理解并捕捉金融风险产生的机理和根源。此外还十分注重风险度量技术的创新和发展，一些金融机构与高校和研究机构合作，共同研发新的风险度量方法和模型，以应对日益复杂和多变的市场环境。农发行也应持续强化风险管理的量化评估，提升风险管理的前瞻性与精细化水平。 　　第四，加强风险文化建设不容忽视。瑞士银行业的风险文化以稳健保守、客户隐私至上、合规经营为核心，强调全员参与风险管理。银行机构在追求利润时，注重风险可控性，严格保护客户信息，遵守法律法规，确保业务合法合规。同时，平衡创新与风险，不断探索新业务模式和技术应用，以适应市场变化。瑞士银行业的风险文化体现了其稳健、谨慎和创新的精神，也为瑞士银行业的长期稳定和发展提供了坚实保障。我们应持续加强农发行特色风险文化建设，将风险控制理论与实践内化为文化自信与行为自觉，推动农发行长期稳健发展。 四、对农发行全面风险管理工作的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风险管理理念 　　一是明确风险管理战略。农发行应制定清晰的风险管理政策，并确定风险偏好框架。不能将风险管理简单视为不良管理或损失管理，而应将其作为价值创造的手段，通过支持风险承担来创造价值，避免仅通过限制规则规避风险。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推进风险管理工作，将风险管理政策纳入全行整体发展战略规划，涵盖所有业务领域，确保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同步进行；同时建立、健全农发行风险偏好框架，强化偏好引领功能，将偏好融入战略经营计划及策略执行中，便于各行在业务决策中权衡风险与收益，将业务发展与风险管理有机融合。二是树立全面性理念，要求全员参与和全流程覆盖。风险管理不仅是风险管理部门的职责，而是全行各层级、各部门、各业务条线的共同责任，每个成员都应承担相关的风险管理责任；风险管理应覆盖所有业务和环节中可能存在的风险，不断完善多元风险监控指标体系，及时覆盖新业态、新产品、新领域带来的新风险隐患，真实反应风险状况。三是提升独立性理念，要做到权责清晰、权威保障。银行内部需要有清晰、权责分明的风险管理“三道防线”；要积极运用数智化系统模型优化决策，减少在风险识别、风险管控、风险处置过程中的人为干涉，坚持实事求是，防止讳疾忌医，提升风险管理工作的独立 性和权威性。四是加强互通性理念，要做到信息共享和跨部门协作。要建立完善的顺畅的信息沟通渠道，以确保风险管理信息及时传递和反馈；要鼓励不同部门之间加强协作和交流，以形成全面的风险管理视角。将风险管理纳入员工和各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激励员工积极参与风险管理工作。五是培养前瞻性理念，便于有效预测未来和持续改进。风险管理应兼顾当前与未来，要能预测未来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升主动性和前瞻性，更好应对潜在风险。比如目前瑞士正在积极推动修订最新版巴塞尔协议，运用ESG等新兴理念，从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等维度评估企业未来经营的可持续性。国内ESG评价体系起步较晚，农发行应当紧跟全球前沿趋势，立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更多探索从共同富裕、环境保护等社会责任相关角度出发评价企业未来可持续发展能力，丰富风险管理内涵。六是注重文化建设，通过培训和教育，持续提高员工的风险管理能力和意识，将“全面、全程、全新、全员”的全面风险管理理念及价值观融入企业文化，加强风险合规文化与业务全面融合，将风险合规要求有效嵌入贷款全流程管理，夯实支撑风险管理的“软实力”。 （二）积极稳妥拓展业务，有效提升抵御信贷风险的能力 　　近年来，农发行紧紧围绕国家战略和“三农”发展需要，主动对接国家部委、积极承担专项任务，大力推进产品创新，横向业务领域大为拓展，业务规模发展迅速，资产规模已逾十万亿，已跻身系统性重要银行之列。面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农发行应坚持“两轮驱动”发展战略，一方面积极探索支持涉农基础设施类项目的新路子，在准确理解“干不了、干不好”的前提下，重点围绕服务粮食安全、农业农村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四大版块，研究探索在政府债务严控背景下如何依法合规支持现金流不足的基础设施类项目，同时主动联系国家部委，继续努力承接诸如“三大工程”“保交房”等专项任务。通过此类项目稳住农发行信贷基本盘，确保不发生大的滑坡，这也是全行持续经营、抵御风险的根本保障。另一方面，稳步探索支持涉农产业发展的转型之路。以支持县域全产业链发展作为农发行的主攻阵地，认真总结过去农发行支持实体产业经历的失败教训，结合国家重大战略、农发行自身风险偏好和转型发展方向，主动研究区域经济特点、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商业模式变化，合理规划县域信贷资源分布格局，提升全行的客户选择和价值创造能力，努力克服“恐民营企业、恐实体产业”的心理，在行业研究、体制机制、人员素质、科技支撑等方面不断积累条件和能力，审慎稳妥尝试，谋 定而后动，逐步打造农发行支持乡村产业振兴的强大品牌。 （三）加强全面风险管控 　　一是加强信用风险管理。持续优化信贷审批全流程管理，在贷前调查审查过程中，突出把握真实性、专业性、审慎性的要求，通过收集内部数据并合法引入外部公共数据，形成企业基础数据库，融合使用客户ESG评价指标得分，构建客户画像模型，努力降低农发行与借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查贷款的真实性，用专业的工具方法审慎评估借款人经营能力和风险防控能力，做实还款来源预测分析与风险防控方案设计，审慎平衡好授权和办贷效率；在贷后管理过程中，完善贷款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健全贷后管理长效机制，运用数字化工具强化贷款实时监控和预警，及时处置风险，最大限度挽回损失。此外，应研究建立办贷管贷主责任人机制，压实经营管理者对业务发展和信用风险防控的双重责任；合理判断履职不到位与风险形成的关联程度，实行科学精准的责任认定，落实尽职免责政策，实现尽职履责和尽职免责清单制管理，提升信用风险管控的主动性和内在动力。二是增强市场风险管理。逐步构建一套完善的市场风险管理体系，实时关注利率、汇率等市场因素的变化趋势，持续优化资产负债管理，积极申请金融衍生产品的交易资格，以有效分散市场风险。落实市场风险应急预案要求并定期进行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以确保在极端市场条件下能够迅速反应并减少损失。三是重视操作风险管理。持续深化内控合规管理体系改革，大力整治制度执行和内部管理“宽、松、软”现象，持续推动“两基”建设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巩固强化，调整完善“靶点”清单和整固措施，持续推进建立系统刚控常态化机制，推进问题根源性治理，操作风险有效管控。 （四）关注新兴风险的出现和管控 　　一是持续提升全行声誉风险管控能力。自媒体时代声誉风险的复杂性和管控难度显著增加，农发行董事会承担声誉风险管理的最终责任，高管层在董事会授权范围内，全面管理全行声誉风险并向董事会负责；总行各部门、各分支机构作为责任单位，应实时收集、分析和研判本单位的声誉风险事件，针对可能发生的声誉风险事件制定预案。可依托金融科技赋能，运用网络监测舆情，建立声誉风险模型，实现舆情监测与影响分析预测同步，分类采取应对措施。二是重视对银行信息科技风险的管控。首先，持续完善科技风险治理架构，明确各相关部门及全体员工在信息科技风险防控中的职责，形成集体防范和控制的局面；其次，深化基础安全领域的风险防控措施，不断优化安全管理与运维 机制，确保科技运行的安全与稳定；同时，加强业务连续性及信息系统应急管理工作，提高应急演练的质量和应急处置能力，不断提升业务连续性管理水平。此外，全面加强自主创新研发能力建设，全面提升信息系统在设计、应用和管理方面的安全可控水平，牢牢掌握核心技术，把握数字化转型的主动权，为农发行提供持续的科技创新动力。三是强化环境气候风险管理。加大绿色产品创新，发展绿色信贷和绿色债券，按照商业化、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支持可再生能源行业企业，扩大对低碳、负碳行业企业信贷投放。有效开展气候环境风险压力测试，评估气候环境风险及有效应对准备程度，以评估本行未来气候环境风险敞口，并根据压力测试结果，实时调整信贷投放决策。 （五）加快推进风险管理数字化转型，不断提升风险识别评估能力 　　农发行应坚持数字化风控方向，推动从流程风控到数字风控、从工具管理到智能管理、从定期触发管控到前瞻性主动管控的转变。一是利用大数据技术整合来自新信贷、新核心、内评等前中后台不同渠道的数据，不断提升源头数据和加工数据的准确性，构建全面数据仓库；基于大数据分析，拓展数字化风控工具应用范围，建立风险指标监测体系，构建一套智能风险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各类风险指标的变化情况；运用大数据算法，对数据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及时发现异常交易行为或风险信号，进行自动预警。二是应用人工智能技术，借助机器学习算法，建立智能信用评估模型，提高信用评估、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运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协助开展文本数据分析，获取更多关于客户和市场的信息，辅助风险评估。三是运用区块链技术，确保银行开展风险评估数据的真实性和透明度，减少数据造假和欺诈的风险；构建智能合约，自动管理贷款、担保等金融业务，降低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四是将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集成到一个智能化风险管理系统中，实现各模块之间的协同工作。将风险识别模块、风险评估模块、风险监控模块、风险应对模块等有机结合，形成一个完整的智能化风险管理流程，实现风险信息的集中管理和跨系统、跨条线快速传递，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五是加大对风险管理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建立专业化的风险管理团队。瑞士银行业非常重视风险管理专业人才，其能力要求和薪资水平明显高于其它专业岗位。农发行风险管理岗位应招聘具有金融、数学、计算机等专业背景的人才，提高风险管理的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同时鼓励员工参加风险管理相关的培训和认证考试，不断提升业务人员数字化风控技能和专业素养。 （六）加强监管沟通与合作 　　一是主动适应监管要求。农发行应密切关注监管机构的政策导向和监管动态，及时调整风险管理策略确保符合最新监管标准；同时加强与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以便及时了解监管要求并采取外规内化的相应措施进行整改和完善，从而降低监管风险并提高合规水平。加强对员工的监管合规培训和教育，使员工能够自觉遵守监管规定并积极参与合规管理工作，从而为银行的稳健运营提供有力保障并提升银行的社会形象和信誉度。二是主动参与行业交流与合作。农发行应与其他金融机构、行业协会加强交流合作，共享风险管理经验，共同提升行业风险管理水平；推动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加强与宏观部门、地方政府的沟通和联络，请及时获取政策动态、市场信息以及企业经营状况信息，更好进行风险评估和管理。 山西电动汽车的现状及其问题与建议的调研分析 韩丽萍 0．引言 　　近年来，我国的电动汽车产业发展迅猛，产销量已连续9年位居全球第一。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新能源汽车产业的成果及部署，披露了其蓬勃发展上升的态势。为更好服务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和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履行央企社会责任，就必须了解山西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加快推进充电设施建设运营和加强充电设施运维管理，为电动汽车发展提供充电保障，助力山西电动汽车产业快速发展。为此，结合实际发展形势，对截至2023年底山西电动汽车发展情况进行了摸底调研，并对相关问题提出对策与建议。 1．概况 1．1电动汽车保有量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山西电动汽车保有量累计达到42.18万辆，相比2022年底的28.75万辆，同比增长46.71%。分地市看，太原18.01万辆，约占全省的42.70%，运城4.68万辆、临汾3.71万辆排第二、三位，占比分别为11.10% 和8.80%（见图1）。 1．2充换电设施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山西建成充换电站6100多座；累计建设充电桩4.26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3.65万台，已实现所有区市县（106个）充电设施全覆盖。 　　分市县看，太原、晋城、运城、晋中、临汾的充电桩数量位列全省前五位。山西电动汽车与充电桩总体比例约为9.9∶1，与公共充电桩比例约为11.5∶1。电动汽车与公共充电桩比例在10∶1以下的地市有晋城、吕梁、晋中和阳泉，其中，晋城为8.1∶1。截至2023年底，山西电力在全省共建成充换电站929座，排在前三位的是：晋城（151座）、临汾（144座）、晋中（111座）（见图2）。 　　929座充换电站占全社会（6163座）的15.07%，各地市充换电站占本地比重较大的是：朔州（36.24%）、临汾（31.65%）、忻州（28.86%）。充换电站容量达25.69万千瓦，其中，太原（9.37万千瓦）、晋中（3.19万千瓦）、临汾（2.80万千瓦）充换电站容量位居前三。 据不完全统计，山西电力累计建成充电桩16088台、公共充电桩15792台， 公共充电桩排在前三位的是：太原（13527台）、晋城（594台）、临汾（394台）。公共充电桩大都建在高速公路服务区、居民社区、旅游景点、企事业单位、农村地区等场地（见图3）。 1．3充电电量方面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山西电动汽车推广量约42万辆，2023年电动汽车充电电量5.94亿千瓦时，其中消纳新能源充电电量1.19亿千瓦时，占全部充电电量的20%。太原（2.57、0.51亿千瓦时）、长治（0.59、0.12亿千瓦时）、临汾（0.56、0.11亿千瓦时）的电动汽车充电电量和消纳新能源充电电量分别排在全省前三位。 1．4充电费用方面 电动汽车充电费用由电价和充电服务费两部分构成。 　　充电桩分为自用（个人用户报装）和公共（含专用）充电桩两大类。其中，自用桩不收取充电服务费，执行居民电价，公共桩按现行电价政策有关规定执行。 　　充电服务费主要用于回收充电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弥补运营成本，是充电桩运营商的核心收入来源。现行政策取消充电服务费标准（见表1）。 据悉，上述电价和服务费可以根据需要任意组合，由此会形成多个充电费 用数据。 2．问题分析 2．1电动汽车保有量有待提高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山西电动汽车保有量约42万辆，全国保有量约2186万辆，全国占比1.9%。除西藏外，全国按30个省市计算，平均每个省市电动汽车保有量为72.87万辆，平均占比为3.33%，山西电动汽车发展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市县看，山西各地电动汽车发展不均衡，如朔州0.84万辆，太原18万余辆；朔州（159.07万人）常住人口比阳泉（131.11万人）多27.96万人，但电动汽车却比阳泉少0.48万辆。 　　据山西统计年鉴（2023）数据显示，2022年山西省常住人口是3481.35万人，按每4人1辆电动汽车计算，山西电动汽车保有量应为870.34万辆，目前只有42万辆，说明还有828.34万辆的增长空间。如果按照2060年达到828.34万辆的发展目标，2024年及以后的35年中每年需平均增加电动汽车约23万辆。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预计，2024年我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1150万辆左右。按全国31个省计 算，平均每个省的销量为37万辆。保守计算，也就是说，2024年山西省电动汽 车保有量将新增30万辆，累计保有量约为72万辆。 2．2充电设施质量有待提升 　　一是充电桩数量严重不足。做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的布局投运是推广电动汽车的前提。根据有关市场调研结果，在私人用户放弃购买电动汽车的诸多原因中，“充电不便利”被排在首位。截至2023年底，山西建成充换电站6100多座；累计建设充电桩4.26万台，其中公共充电桩3.65万台，山西电动汽车与充电桩总体比例约为9.9∶1，与公共充电桩比例约为11.5∶1。与全国电动汽车发展较快省市相比，海南省总体车桩比约为2.5∶1，与公共充电桩比约为7∶1；上海市车桩比为2.1∶1，山西还需加快充电桩体系建设。 　　如果按车桩比2.5∶1、与公共充电桩比7∶1计算，按2024年电动汽车累计保有量72万辆计算，2024年山西需累计建设充电桩约28万台、公共充电桩约10万台。截至2023年底，山西已建成充电桩4.26万台、公共充电桩3.65万台，照此计算，2024年山西需新建设充电桩23万台、公共充电桩6万台，按占社会桩30% 的市场份额估算，山西电力2024年需投资新建充电桩约6万台、公共充电桩1万台。如果充电桩的60%是直流桩，40%为交流桩，不考虑安装费等其他费用，按现行常规直流桩每台价格5万元、容量120千瓦，交流桩每台0.2万元、容量7千瓦计算，2024年山西电力约需投资18亿元在山西建设充电桩、充换电站及配套台区等各类充电设施，新增充电站容量约449万千瓦。 　　二是充电桩布局不均衡。调研数据显示，山西电力实现在阳泉、长治等9个地市高速公路服务区公共充电桩全覆盖，但在农村地区，只有少数地市如阳泉，充电桩建设有所进展；有些地市的绝大多数居民小区、企事业单位，甚至一些风景区尚未安装相关设备；特别在居民小区，大量无固定车位的用户不具备充电桩安装条件，部分有固定车位的用户也面临物业等制约问题，协调与管理难度都很大。三是充电时间较长。充电时间长、充电体验不佳等制约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瓶颈依然存在。据了解，私人纯电动车在家充电，基本上要充一晚上才能充满电。目前我国的换电模式还处在起步阶段，换电站建设成本高、电池标准规格不一、资源共享缺乏基础等问题有待解决。 　　四是充电桩缺少日常维护。不少充电桩虽然建好，却处于无人运维管理的状态。如充电桩大都缺乏遮盖措施，长期风吹日晒，尤其在雨雪状况，影响正常运行；充电桩经常被燃油车占用位置，导致无法充电；部分地区充电桩利用 率偏低，运营水平有待提升。 2．3新能源消纳充电电量严重不足 　　2023年山西电动汽车消纳新能源充电量仅占全部充电电量的20%。国内其他省市为让本地新能源汽车用上新能源电却从山西购电，与山西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形成鲜明对比，如今年年初，上海与山西的平鲁白玉山风电、临汾戎阳光伏、浑源荞麦川风电等新能源发电企业采购新能源电近1.8亿千瓦时，使1526个充电桩成为上海首批“绿色充电桩”；北京也跨省采购3.7亿千瓦时风电和光伏电力，促成近八成电动公交车用上新能源电。 2．4充电电价机制与服务费混乱，有待完善 　　一是电价执行不规范。目前，除居民、农业用电外，所有工商业用户的用电价格均已通过市场化方式形成，不再实行政府定价，对暂未直接从电力市场购电的用户由电网企业代理购电。截至2024年5月份，山西境内大致有300多家充电运营商，不同运营商在不同区域执行的电价各不相同，即使是同一运营商在不同地方执行的电价也有差异，且没有执行电力公司公布的电价。如山西特来电公司、万帮星星充电公司的电价有2到3种，全部不同于公布的电价。县市充电桩运营商的电价也是多种并存，亦不同于公布的电价。 　　据悉，目前充电运营商对外公布的是“综合电费”，即电价和服务费之和，通过改变服务费调节综合电费的高低，造成电价执行的混乱，进而掩盖了真实的电价，容易给用户留下电价抬高的错误印象，影响电力公司的优质服务形象和营商环境营造。 　　二是服务费无序竞争。相较电价波动的季节性和时段性特点，充电服务费则更具地域性特征。 　　目前，全省充电服务费由市场调节，每千瓦时电价格在0.1元到0.6元之间，出现了服务费相互压价、无序竞争现象，缺少相应的管理和监督措施。业内人士认为，充电站的成本包括充电设施的建设成本、经营成本、人工成本、企业税收成本等。充电站生命周期为10年左右，从目前充电站建设及使用效率来分析，按0.35元/千瓦时的充电服务费计算，7年才能收回成本；若按5年收回成本计算，充电服务费则需保持在0.42元/千瓦时以上。 　　山西电力的充电设施在全省大部分地市的服务费低于0.42元/千瓦时，且普遍低于当地运营商的服务费。此外，各地运营商执行电价种类较多，且一般高于公布的电价，而山西电力运营的充电桩严格执行公布电价，再加上服务费也 比当地运营商充电费要低，因此，山西电力的“综合电费”大有提升空间，必 须认清市场，根据测算，加大弥补成本的手段和措施，进而增加本企业利润。 2．5配电网承载能力面临挑战 　　配电网是分布式电源、电动汽车充电桩的接入载体，随着分布式新能源的快速发展，电动汽车规模日益增大，对配电网的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近期发布的《关于新形势下配电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供电能力合理充裕，具备5亿千瓦左右的分布式新能源、 1200万台左右充电桩接入能力。 　　有企业提出“充电一秒钟，续航一公里”，折算每辆车的充电功率为600千瓦左右，这会对配电网造成很大的冲击，意味着一辆电动车快速充电10分钟产生的负荷，会给小区的配电容量带来极大挑战，让变压器产生越限问题。可以想象，今后电网企业要进行上亿辆电动汽车的充电服务难度之大。在一些城镇（特别是老旧小区）和农村地区，配电网的结构还很薄弱，供电可靠性较低，承载大规模电动车接入的运行风险还比较大。 3．建议 　　综上所述，基于山西电动汽车仍有很大发展空间，很有必要结合上述分析认真研究对策，以适应山西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为此，建议如下： 3．1高层设计方面 　　①政府有关部门应借鉴国内先进经验出台相关文件，大力宣传新电动汽车的优越性和必然趋势。可借鉴海南经验，对购买电动商用车并在省内注册登记的，在可提供核算充电量的情况下进行充电费用补贴；海南目前实行的在汽油原价基础上征收“机动车辆通行附加费”，按照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一定比例给予建设补贴，运营阶段按充电电量给予运营补贴，提出了2030年海南全域禁止销售燃油汽车的目标，成为国内首个提出“禁售燃油车”时间表的省份。 　　此外，健全充电设施政府监管平台，拓宽与政府部门数据共享渠道，打造“山西省充换电一张网”，实现充电设施应接尽接。建立地方充电设施利用率监测预警和分区分级管理机制，对于充电设施利用率严重偏低的区域，探索采取暂缓新项目备案等措施，引导社会资本更多聚焦供给不足区域，从源头解决市场无序竞争、充电运营商经营困难等问题，营造良好的充电服务营商环境。 　　②电网企业要注重配电网的规划引领，根据地方政府公共充电桩布局规划，摸排周边配电网承载能力，梳理线路配变重过载、局部线路卡脖子等问题清单， 要适应新能源、电动汽车、储能等产业发展，加强与城乡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同时做好与其他基础设施的统一规划。加大配电网建设改造力度，做好变压器增容和供电线路新建、改造等工作，逐步提升配电网供电可靠性，解决分布式光伏、充电桩全接入的难题。 　　③加强充电峰谷分时电价政策宣传，强化电动车电价的市场监督管理，规范电价执行。大多数人反映，电费采用阶梯电价较为适宜，服务费则为电费的20%较为合适。国家电网要及时查处随意调价、价格欺诈等行为，营造理性竞争环境，维护正常市场价格秩序，保持价格水平基本稳定，带动各类运营者服从央企电价政策，用市场化驱使运营商适应形势，并为其提供必要支撑，从而规范新能源汽车发展，同时为自身发展赢得空间。 3．2充电运营商方面 　　①探索多元化建设运营模式。引入不同经营主体和服务商，形成电动车充电市场充分竞争的态势；规范充换电设施建设标准，细化充电设施质量审核、综合验收、运行监管相关职责，引导其合规经营，消除管理空白，防范安全隐患；鼓励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推动充电桩技术创新和成本降低；加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合作，共同推动充电桩行业发展。 　　②大力推进充电运营行业自律，落实充电运营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充电设施运维管理体系，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桥梁纽带作用，推动充电产业参与单位共建良好的行业秩序。 3．3充电设施建设方面 　　①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充电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包括提供建设用地、简化审批程序、给予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在城市规划中，结合地区建设规划和路网规划，制定科学充电设施建设规划；借鉴海南经验，按照不超过设备投资额的5%给予建设补贴，运营阶段按充电电量给予运营补贴。 ②建立与地方政府协调、联动机制，充分考虑电动汽车覆盖面和电网承载 能力，按照“适度超前、布局均衡”推进各地市充电桩建设，确保车桩比2.5∶ 1、与公共充电桩比7∶1，满足当地电动汽车充电便捷需求。 　　③推进“充电桩进小区”建设。由政府牵头将居民小区的充电桩建设纳入审批规划，作为一项重要基础设施予以配套，与小区其他设施同步建设、同步验收，避免重复施工和降低成本。对老旧小区在电量容积率扩容、建设经费上给予补贴，将充电桩的安装优先纳入改造范围；同时推动小区固定车位充电桩 的通信、消防设施同步改造；按小区规模增加公共充电桩数量，满足没有固定车位用户的充电需要；对地下车库用户自装充电设施应严格把关，在规划、设计和验收等环节加强监督管理，保障消防安全。 　　④推动高速路的扩容和广大农村扩点建设。针对节假日高速公路充电排长队问题，科学制定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设施规划建设标准，将电动汽车充电站与城市建设、交通建设同步规划实施，并建立年度规划动态调整机制，合理布局充电站点，在具备条件的高速服务区、干线公路和旅游公路驿站等场所大力建设充电设施；在公共充电设施覆盖不足的乡镇，可对县域机关单位、乡镇医院等单位停车场进行改造，加建充电桩，并向社会开放。研发更加适宜农村地区的移动式公共充电设备，提高充电设备利用效率。 　　⑤丰富充电设施分布。利用现有加油（气）站，在能力建设允许的前提下，改扩建成充换电站，使充电站和加油站数量比不低于1∶1，确保能加上油的地方就能充上电；在公共区域加大充电设备设施的投入，比如公共停车场等区域增设充电桩；鼓励汽车销售企业、交通运输企业、停车场管理企业、物业服务企业等有关企业结合自身业务，拓展充换电服务。探索大型充换电站与商业地产相结合的发展方式，引导商场、大型超市等人员密集场所利用自有停车场（位）资源配建充电桩并对外提供充电服务；结合学校规模与具体需求情况，在中小学、幼儿园安装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更好地为教职工绿色出行保驾护航。 　　此外，在充电速度及服务上，要明确充电设施的服务质量标准，加强对充电运营企业规范督导；探索引入充电设施的经营备案与年度考核机制，建立僵尸桩和服务质量不达标场站退出机制。 　　同时，简化用电报装程序，为充电设施接电开辟绿色通道；加强对居民小区充电桩管理，解决油车占位、充满占位、不充占位等问题；定期维护和检查充电设施，推行标准化运维作业，及时发现修复充电漏洞或充电设备损毁情况，保障充电设施可靠运行；充电安全不容忽视，对于露天充电桩要搭建简单雨棚，以防充电设施被雨淋，减少安全风险。 　　为了扩大电动汽车绿电交易规模，电网企业应积极向充电运营商及售电公司开展宣贯培训，增进市场主体对充电桩采购绿电的认识，并提供注册绑定、需求申报、入市交易等全流程服务。评估各类充电桩使用绿色电力的可行性，推动产权明晰、独立计量的工商业充电桩参与绿电交易，让更多的新能源汽车用上新能源电。 　　还要加大电动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风光发电存在强随机性和波动性，电动汽车可作为移动储能单元，为电力系统供需平衡提供高效解决方案。努力完善技术及标准体系，进一步健全电价及电力交易机制。 　　总之，电动汽车有便捷、经济和环保的优势，逐渐成为国民代步、出行的工具，我们要适应形势，在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的同时，要多措并举，高度重视其消防安全，降低其消防风险，明确违法违规者的法律责任，真正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 商业银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问题研究 长春大学经济学院董馨阳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科技竞争加剧，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各主要国家都不断推进本国的科技发展水平，并在关键技术领域实施出口技术性贸易壁垒、科技合作限制等，进而对其他国家的科技创新设置障碍。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通过技术赋能效应、组织重塑效应、要素提升效应、补链强链效应、筑基强基效应等不断夯实和优化产业组织体系、产业要素体系、产业功能体系和产业支撑体系，不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建设[1]。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产物，并且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目前，资本市场逐渐成为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主阵地。以A股资本市场为例，截至2024年5月，我国共有5363家上市公司，其中有1834家企业属于战略性新兴行业，主要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节能环保产业、生物产业、数字创意产业、相关服务业、新材料产业、新能源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随着我国资本市场深化改革开放进入加速期，其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将会更加强大。但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多呈碎片化，且处于不同阶段的科技型企业具有不同的金融服务需求，仅依靠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发展来说具有一定难度，因此商业银行作为重要的金融中介机构，在支持新质生产力企业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打破“技术壁垒”“科技封锁”的现实需要，是新时代新征程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推动生产力迭代升级、实现现代化的必然选择。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在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们不仅能够通过信贷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发展，还能够通过同业合作为其推荐合适的证券公司或基金公司提供股权融资，促进新质生产力的未来发展。 二、商业银行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商业银行支持新质生产力的信贷情况 在助推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通过信贷支持相关企业发展。 我国信贷结构也在不断优化，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金融机构贷款投向统计报告显示（见表1），2023年末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共16.18万亿元，其中获得贷款支持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有21.2万家，获贷率346.8%，比上年末高2.1%。科技型中小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2.45万亿元，同比增长21.9%，比上年末低3.8%，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11.8%。获得贷款支持的高新技术企业有421.75万家，获贷率为54.2%，比上年末高0.8%。高新技术企业本外币贷款余额13.64万亿元，同比增长15.3%，比上年末低0.8%，比同期各项贷款增速高5.2%。高新技术企业是新产品、新技术研发的主力军，也是推动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实现经济转型的关键性力量。 　　从各银行发布的2023年度报告中也可以看出，金融机构在积极优化信贷资源配置，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聚焦科技创新与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推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发展。本文选取了13家银行进行分析，包括1家政策性银行、5家国有商业银行、4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及3家城市商业银行（见表2）。从整体上来看，截至2023年，各银行在新质生产力企业的发展过程中都给予了相应的资金支持，其中中国建设银行发放的科技贷款数量居于首位，中国工商银行发放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贷款最多，当然这也与银行的资产规模有很大关系，中国建设银行与中国工商银行的总资产在银行业中位于前列。从贷款主体来看，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积极发挥“领头雁”作用，不断强化对新质生产力企业的信贷支持。除了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外，股份制银行以及城市商业银行也积极将支持新质生产力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二）商业银行支持新质生产力的同业合作情况 　　支持科创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银行贷款等间接融资支持，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来说，差异化、针对性强的金融服务也是必不可少的。商业银行积极与同业相关机构进行合作，为科创型公司提供科技保险与科技租赁等金融业务，打造全生命周期、多元化的金融服务模式。 　　本文选取了7家商业银行，并对其年报中所提及的同业合作具体措施进行了整理（见表3），大部分商业银行都积极联合集团内部子公司为科创型企业提供贷款及服务，如中国银行与中银证券合作，承销全国首支评级AA+孵化类科技创新公司债；兴业银行协同总行投行部成功发行首单科创票据类REITs。除此之外，部分商业银行还积极深化与外部金融机构的合作，例如北京银行与上海银行分 别与中荷人寿、大零号湾创投基金进行合作，并且为科创类企业提供保险服务和融资类金融产品。金融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具体表现在对科技金融领域的探索。商业银行通过建立起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金融服务体系，与相关金融机构进行合作，推动资本市场与信贷市场相互支撑，为科创类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同时，数智化转型、产品以及服务创新对传统金融机构来说也是其转型升级与提高竞争力的关键之处。进一步来说，科技金融生态圈是科技金融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见图2）。商业银行通过联结各金融主体，为科技成果转化和科创企业创新提供全流程的科技金融服务，有助于提升科创企业核心技术的突破，并且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的发展，将资金链、服务链、创新链有机结合在一起[3]，进而促进高质量发展。 （三）商业银行支持新质生产力的机构及队伍建设情况 　　科创企业融资难的主要原因在于对其抵押资产进行评估的难度大，风险高。因此商业银行积极加快数智化转型，深化科技金融专业机构及队伍建设。商业银行金融科技的运用能够有效提高其内部控制水平、改善银企信贷层面信息不对称。对于信贷结构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银行，金融科技运用的技术红利更高，其信贷风险更能得到缓解。 　　目前，不少商业银行都不断加强科技金融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比如，兴业银行积极建设科创金融“六专”管理体系，制定专门的发展规划、构建专营的组织架构、组建专业的经营管理团队、建立专用的风险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明确专项的激励考核机制、实施专属的信贷“新三查”标准。在组织架构上，该银行致力于形成“1+16+N”的总分支、前中后台协同体系，即以总行牵头， 16家重点分行科技金融中心以及无数家科技特色支行和专营团队组成的队伍体系。截至2023年末，兴业银行已经建设了8家科技支行，4家科技特色支行（见表4）。另外还有商业银行针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特点设立服务中心，如中国农业银行设立了19家科技金融服务中心以及200余家科技金融专营机构。由此可见，各家商业银行不断优化科技金融专业机构和队伍建设，设立总行科技金融中心，形成总分支网点四级联动的体系，助力科技企业不断发展。 三、商业银行助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商业银行提供的金融支持不足 当前，我国科技型企业贷款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质效不断提升。但如表1所 示，金融机构对科创企业的贷款余额在全部类别中仍然居于最低的位置，这说 明商业银行对科技型企业的金融支持还不充足。并且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往往要求科创企业具有固定的回报以降低风险，所以资金偏好于投向创业明朗期和成熟期实力雄厚的科创企业，而很少有资金投向种子期和初创期的企业。 　　我国科技金融仍然处于发展阶段，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投入回报期更长、风险更大，因此商业银行在筛选符合贷款条件的科创型企业、评估科创企业资产价值、贷款后的风险评估等方面更加谨慎，也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二）同业合作机制不完善 　　同业合作的核心在于投贷联动机制，这种机制是一种股债结合的创新性金融服务，除了为科技型企业提供银行贷款，更重要的是通过银行内部及外部的股权投资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注入长期稳定的资金流。通过投贷联动可以降低银行科创信贷的风险，实现商业银行、股权投资机构与科创企业的紧密联系。目前商业银行开展同业合作多是与集团内部的相关机构进行合作，而与外部金融机构合作较少。同时现有的投贷联动机制尚不健全，还面临着沟通渠道不通畅、协作成本高昂等问题。 　　对于商业银行内部的股权投资机构来说，由于受到分业监管的限制，在开展内部投贷联动合作时增加了投贷双方协作的成本。而处于银行外部的股权投资机构，其与商业银行经营理念不同，在风险管理、盈利模式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使得沟通协作的成本进一步加大。并且我国股权投资机构发展还不成熟，对于商业银行来说还存在着较大的风险，极大限制了投贷联动业务的发展[6]。 （三）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专业人才不足 　　在科技不断发展的时代，商业银行面临着新技术应用的挑战，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加快数智化转型的步伐。在推进数智化转型的过程中，技术进步提高了商业银行对相关人才素质的要求，尤其是在数据分析、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缺乏相关高素质技术人才。同时商业银行在组建科技金融专业化机构及团队，为科创型企业提供综合性服务时，不仅要求团队成员精通信贷管理和风险投资，还应了解技术研发、资本运作、法律法规等多个领域的相关知识。但大多数银行从业人员缺乏股权投资分析的能力，在评估科技型企业未来发展时存在一定难度。 　　除了在甄别和筛选科技型企业方面需要专业人才，在信贷风险管理时也需要专业技术人员。首先，由于缺乏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和方法，科技型企业的 信贷风险与未来发展潜力难以被正确识别，从而科技型企业的贷款违约率被高估[7]，限制了科创企业的发展，进一步阻碍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其次，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运用，商业银行在经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信息技术风险，这也要求从业人员应具备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不断完善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机制，更高效快捷地为科技型企业提供支持。 四、商业银行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建议 （一）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 　　商业银行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需要完善适应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特点的组织架构和产品服务，构建专业化的风险评估体系，以进一步扩大科技型企业的贷款投放。根据初创型科创企业缺乏抵押物、多以轻资产为主的特点，商业银行可以从贷款期限、抵押担保、风险评估等方面进行创新，开发风险分担与补偿类贷款，提升科创型企业的首贷率。结合成长期企业扩大生产的需要，加大项目贷款投放，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等方式，积极与外部投资机构合作，探索投贷联动的业务模式，引导创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为科技型初创企业提供支持，进而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二）健全同业合作机制，培育投贷联动生态圈 　　健全同业合作机制首先是要促进股权投资机构的发展，投贷联动涉及多个主体的参与，其中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机构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商业银行与股权投资机构之间开展“商行+投行”业务模式还面临着合作模式不成熟和风险收益分配机制设计不合理的问题[9]。由于各机构之间的盈利模式、经营模式、组织架构都存在着差别，所以同业合作的协调成本较大。在外部投贷联动模式下，要建立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商业银行在投贷联动中可以分散信贷风险，同时也要注重新产生的信用风险等。合作各方应定期召开会议关注科技型企业的成果转化、研发进展与财务信息；建立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健全投贷联动风控系统，做好投贷风险隔离。 　　在内部投贷联动模式下，受到分业监管的限制，集团内部也要及时对重大风险项目进行商议，健全利益协调和风险承担的模式，不仅要联合集团内部相关机构为科技型企业提供全周期的服务，也要发挥投贷联合的最大优势，培育投贷联动生态圈，带动外部股权投资机构对科技型企业的资金支持，推动科技型企业的发展。 （三）加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引进高科技人才 　　与一般的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更加注重要素的质量，技术的复杂程度高，因此商业银行在筛选科技型企业时需要专业的复合型技术人才，不仅了解高科技发展趋势，还应熟练掌握企业价值判断、资本运作模式等知识。因此，商业银行可以加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组建专业的高科技人才队伍，一方面加强对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内容应包括与新质生产力紧密相关的知识；另一方面引进外部人才为商业银行的数智化转型提供技术支持，例如在创新金融产品方面，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开发和测试新产品[10]，并对客户的反馈进行追踪，优化针对科技型企业的风险评估机制，确保银行的持续健康发展，同时为新质生产力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而在新质生产力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商业银行也能不断适应时代的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 五、结论 　　新质生产力能够带动生产力、生产资料与生产对象变革调整，使生产力各要素实现协同发展，从而迸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因此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绝大部分银行已经在推动新质生产力方面取得成效，成功为科技型企业注入专项资金，帮助企业上市融资等。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还存在着商业银行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不充分、同业合作机制不完善以及商业银行科技金融型人才不足的问题，还需要不断创新，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因此本文提出了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健全同业合作机制、加强与高校等科研机构合作等建议，为商业银行更好地推动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帮助。 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西北师范大学纪委李亚琴 　　2019年，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安排部署下，全国各省市开始逐步开展高校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全面加强高校纪检监察工作，完善领导体制、健全工作机制，明晰工作格局、明确工作职责，进一步推动各有关责任主体敢于善于监督，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工作体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到2023年，各省市高校已陆续完成了改革，改革后上级监委向高校派驻监察专员，设立监察专员办公室，与学校纪委合署办公，［1］根据学校人员规模情况，每个高校内设2-3个纪检监察室，人员编制普遍增加，纪检监察干部逐步配备到位，队伍建设逐渐加强。上级纪委监委对高校纪委、监察专员办公室的领导和工作指导整体得到了加强，各高校纪检监察机构积极探索新形势下开展政治监督的路径和方法，信访受理、问题线索处置、案件审查调查、日常监督检查、党风廉政建设等各项工作有力有序开展，为推动高校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纪律保障。在此基础上，2024年1月，中纪委三次全会提出要突出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指导各省区市纪委监委开展向省属高校和国有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组试点。［2］新形势提出新要求，持续深化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就必须加强完善内部力量配备，特别是纪检监察队伍的建设。［3］近几年，高校纪检监察队伍无论人数规模还是工作质效上都得到了整体加强，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与党中央、中纪委的要求相比，与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相比，与广大教师学生的期望相比，高校纪检监察队伍在理论修养和政治素养、斗争精神和斗争本领、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等方面还有差距，［4］必须要正视队伍建设的现状和问题，聚焦“政治过硬、本领高强”两大目标，着力强化干部的思想淬炼、政治历练、实践锻炼、专业训练，有力促进干部各项能力的提升，为持续深化改革提供队伍保障。 一、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 （一）干部配备数量和质量均有不足 　　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后，省编办并没有增加省属高校干部编制，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依然占用的是省属高校原有干部编制，普遍存在人员配备不到位情况，特别是高职院校缺口明显，个别高职院校甚至除纪委书记外其余均为其他人员兼职。规模小的省属院校，人员配备基本只能满足日常监督检查 和办公室工作，但进行审查调查工作时人员缺口明显，内部案件监督管理、审查调查、审理等业务工作无法完全做到按内控要求分开，往往一人兼任多岗。而且，纪检监察干部入口单一，多从学校其他行政管理岗或教学岗转岗而来，这些干部业务上是零基础，既不懂信访接访处置、案件管理，又不懂执纪执法审查调查法规程序要求。纪检监察专业能力的提升也不是能一蹴而就的，目前大多数培训是零散的，系统性不够，贴近高校实际的专门业务培训较少。高校中从事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其经济待遇、发展前景与从事教学科研等专业技术岗位人员相比有较大差距，监察官等级虽然已经认定，但并未与个人工资津贴待遇挂钩。部分兼职纪检监察干部，更倾向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科研上，聚焦在纪检监察业务精力自然而然就少了。 （二）履职监督水平还有待提升 　　政治监督、日常监督、专项监督是高校纪检监察监督的“基本面”，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的专业能力要求较高。目前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多为从事党务、学生管理等工作的综合管理干部，专业背景大多不对口，水平参差不齐，缺乏必要的专业技能和纪检监察工作经历，开展监督工作的履职能力有限，监督效果不佳，特别是在对招标采购、基建维修、财务管理等专业性强的工作开展监督时大多只在程序、环节上进行形式监督，很难全面精准掌握其中存在的廉政风险，通过日常监督发现问题线索的能力不强，有些省属高校甚至多年没有立案处分问责过干部。 　　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工作年限短，经验不足，对开展各类监督，方法方式有限，创新不够，精准监督能力不足；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凭经验主义处理问题，学习不及时不上心，用老思想、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新挑战，围绕学校中心工作，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不力。 （三）审查调查工作能力普遍较弱 　　执纪审查、执法调查工作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程序性和专业水平要求较高，在高校纪检监察机构中存在着新人多、熟手少的问题，许多干部甚至从未有过查案办案经历。干部从其他管理岗位转入纪检监察机构从事审查调查工作后，对审查调查业务怎么开展一无所知，流程审批不清楚，制式文书不规范，对案件审理、定性量纪等专业性问题更是力不从心。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在审查调查工作中，“重结果轻程序”，对程序的规范性重视程度不足，有些环节审批不规范甚至缺失。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在量纪定性方面把握不准确，出现 适用法规不准确、量纪畸轻畸重等问题，甚至对审查调查工作安全要求认识不 到位，没有形成全流程、全覆盖的安全保障意识，安全风险很高。 （四）“熟人”环境困扰明显 　　高校人员相对固定，行政干部绝大多数在校内长期任职交流，高校教师更是受学科所限，有些人基本在一个单位不流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校内外流动，行政干部相互之间较为熟悉，很多人在一起共事过，有些人甚至是直接或间接的师生关系，“熟人”环境困扰明显。纪检监察干部在履职时，面对校内“熟人”，存在诸多顾虑。调查取证阶段，容易出现信息泄露，导致工作受阻；问责处置环节，缺乏应有的工作力度和效果，存在不敢监督的情况。［5］而且，高校纪检监察干部监督的多为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特点是学历高、自尊心很强、人员流动性大，对于被批评有很大抵触，特别是西部不发达地区，处理不当，人才就有可能流失。如果纪检监察干部自身理论水平不高或做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不强，开展监督或进行审查调查工作时，当事人往往配合度不高，呈现消极对待状态，办案工作面临的困难和安全风险相对较大，导致部分纪检干部执纪时顾虑较多，特别是年轻干部更易产生畏难情绪，不会谈话或者谈话效果不佳情况比较普遍。 （五）基层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作用发挥不到位 　　部分省属高校在二级党组织设立了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但一般都是基层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或教学人员兼纪检委员。同时承担学院的教学或学生管理工作和纪检工作时，教学任务涉及津贴收入考核评价，学生管理涉及学生成长发展安全底线，而纪检工作更多是软指标，普遍认为务虚较多，效果短期内难以呈现，干部会将更多的精力放在自己负责的教学或学生管理工作上，对纪检工作的精力投入不够，参与度不高，基层监督作用发挥不明显。大多数兼职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缺乏财经、法律等专业知识背景，专业化培训较少，对纪检工作要求流程也不是很熟悉，不会开展工作情况较为普遍。而且他们需要监督的对象往往是身边的领导、同事，参与列席会议时，顾虑较多，不敢过多发表不同意见，更多是形式上的监督。对于听到的一些负面反映，出于对个人与同事关系的考虑，为避免给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阻碍与困扰，鲜少主动向上级纪委报告。基层纪委书记或纪检委员的评优选先、年度考核、职称职务晋升推荐投票等都在基层单位，开展工作思想压力大，监督时畏首畏尾，总害怕关系处理不当，个人发展受到影响，很难达到预期监督要求效果。 二、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一）省属高校对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重视度不够 　　省属高校部分校领导思想上不太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认为纪检监察工作相对于组织人事、教学科研、招生就业等工作来说是属于柔性工作需求，纪检监察工作对学校中心工作推动短期效果不明显。［6］有时甚至希望高校纪委监察机构最好轻处理或者不处理干部教师，以免给学校造成不良影响，认为学校纪委最好低调工作。对纪检监察干部的配备不重视，在学校干部评优评先、职称评定、提拔晋升等方面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关注关心相对较少，导致优秀的行政干部不愿到纪检监察机构工作。 （二）省属高校对纪检监察干部履职定位不准确 　　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纪委根据党章规定、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任务，与时俱进提出的工作要求。“三转”的实质是要求纪检监察机关找准职责定位，明确主责主业。［7］但在省属高校普遍存在落实“三转”不彻底、不平衡的问题，部分学校党委和职能部门对自身主体监督责任认识不到位，一提监督就认为是纪委的事，导致省属高校纪委职能发散有余、聚焦不足，纪检监察干部存在“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情况，纪检监察部门的监督职能无形之中被弱化，工作方式和作风难以适应新形势任务的需要，影响了监督执纪问责的成效。 （三）纪检监察干部自身主动担当意识不强烈 　　有些纪检监察干部对自身职能与责任认识不够，工作缺乏信念感，认为监督是得罪人的事情，在工作中，存在畏难情绪，缺乏斗争精神。既不愿斗争，也不敢斗争，面对问题，总是不愿直接指出责任过失，回避处理相关人员。同时，纪检监察干部不会斗争的情况也较为普遍，纪检监察工作主要是从监督中发现问题，通过问责处分形成震慑、督促建章立制形成长效机制、加强廉洁校园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工作质效的提高，既需要执纪执法专业知识，又需要较高水平的思想政治工作能力，还要有很强的工作创新能力，这些都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要主动去学习、主动去思考、主动去谋划，与高标准高要求相比，部分纪检监察干部主动学习、主动担当意识不足，工作中“等靠要”思想较重，上级安排什么做什么，工作以应对上级检查督查为主，务虚较多，实干不足。 （四）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系统性不够、效果不佳 纪检监察是一项政治性和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学习的要求很高，既要学 习党的创新理论、重要会议精神、重要领导讲话，以提高政治“三力”，才能在工作中把握住正确政治方向；又要跟进学习国家政策法规，需要懂得法律、财务、采购、基建等各个方面的专业知识，以便在重点领域监督工作中把握工作主动，精准监督、有效监督；还要学习办案实践经验，掌握办案流程规范，坚决守牢工作安全底线，高效查办案件，发挥震慑作用。政治学习上，虽然重视程度够，但日常纪检监察干部任务繁重，政治学习碎片化较为严重，整体政治理论水平提升有限。财务、采购、基建专业政策法规的集体培训学习基本很少，全靠个人自学，大多水平有限，很难学以致用。［8］而且纪检监察干部培训相对来说理论培训较多，审查调查程序、谈话技巧、实用心理学等实用培训较少，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参与查办案件机会也少，缺乏学以致用的工作环境，开展审查调查时，执纪执法能力不足，不会审查调查，开展审查调查不规范情况依然存在。 三、加强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的对策 （一）把好干部选拔入口关 　　高度重视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把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选拔到纪检监察干部队伍中来，要从政治表现、工作能力、工作作风等多方面严格选拔纪检干部，既要考虑年龄分布、性别结构，又要考虑专业背景、沟通能力等。纪检监察干部首先要政治上靠得住，政治立场坚定，具有斗争精神，敢于与不正之风做斗争，身上要有正气，做事要有勇气；其次要有法律、财务、审计等专业背景，开展工作或专项监督时事半功倍；同时还要考察干部日常作风，选师生认可度较高的人员，年龄结构上，最好老中青兼顾，男女均有，方便审查调查监督工作开展。把好干部入口关，不仅要选拔出合适的人才，还要注意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后备力量，关注政治素质过硬的中青年干部，日常开展专项监督或督查调研活动时，可适当扩大范围，临时抽调校内其他单位人员参与，既能进行纪检监察工作能力的培训，又能通过工作了解干部，为后续选拔出合适的干部打基础。探索建立纪检监察人才库，分门别类管理不同级别和不同专业备用人才，平时加大对这些人员的关注度，制定人才库管理办法，明确准入条件、选拔程序、培养制度及退出机制等具体内容，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提供人才源。 （二）实施纪检监察干部交流机制 省属高校内部可以在维持队伍稳定性的基础上，完善轮岗制度，让纪检监 察干部在高校内部不同岗位不同处室之间进行更高频次的流动。一是纪检监察各种岗位之间的交流，如综合岗的同志定期到案件管理岗、审查调查岗，审查调查岗同志到审理岗等，通过内部岗位流动，迅速培养现有纪检监察干部，更快更深入熟悉纪检监察各项工作。二是学校党委要更多地关注纪检监察干部的成长，选拔任用干部时多关注纪检监察干部群体，对从事纪检监察工作时间长、表现优秀的干部畅通晋升渠道，对不适合纪检监察工作的干部可以综合考虑推荐到合适的单位，同时选拔各方面表现优秀的同志到纪委来工作，加大干部交流，让一些综合处室的同志也能够到监督执纪执法岗位进行锻炼，提升整体对纪检监察工作的理解支持。 　　在纪检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要推动省属高校之间、纪检监察系统内外干部的交流。要打通高校纪检监察机构之间的干部交流、晋升渠道，每个学校都有各自特点，干部在校与校之间交流，能够破除熟人效应，取长补短锻炼干部，增强工作激情和动力。要推动纪检监察干部在系统内外的交流，给予更多的成长机会，破解在一个岗位时间过长的职业疲劳和职业懈怠，盘活整个队伍，把系统内培养出的优秀干部交流出去，畅通“出口”，力争形成干部能进能出的良性循环模式。 （三）完善纪检监察干部培训体系 　　加强教育培训的政治性。纪检监察机关是党的政治机关，作为纪检监察干部更要坚持党性原则，坚守政治纪律，带头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党的忠诚卫士。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政治理论的教育，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制度，把政治理论学习作为培训首要任务，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宗旨意识的教育，要始终坚持群众路线，时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及时回应校园师生关切的问题，增强高校师生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要加强对纪检监察干部的廉洁自律教育，督促干部切实把好行使权力的“方向盘”，做党风廉政建设的“排头兵”，全面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提升教育培训的专业性。要加大纪律法律知识教育，包括监察法、各类党规党纪、公职人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相关处分法规、执纪执法工作规则规定等，尽快培养熟悉纪律法规的专门人才，做到执纪执法贯通。要加大相关专业知识学习，如增加财务、采购、基建等各方面课程的学习，帮助提升在监督中发现问题的能力。要加强实战能力培养，开展调查取证、谈话技巧、信访处置、案 情甄别等专业技能的培训，可以利用高校实际案例，围绕信访件研判、问题线索初核、违纪违法行为定性量纪、案件撰写文书等重要环节开展“实战式”培训，提高实操能力。 　　提高教育培训的实效性。为提高学习的积极性，达到预期学习效果，还要注意“易学”“乐学”的培训方式。“易学”上，通过制定流程导图，帮助干部快速掌握信访办理、问题线索处置、审查调查、案件审理、措施使用等流程和过程审批。“乐学”上，可以创新培训方式，邀请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的办案能手现身说法分享办案经验；［9］定期开展工作分享交流，围绕工作中的难点、重点问题，每一个人都参与发言讨论，在交流讨论中互相学习，提升业务能力，拓宽工作思路；组织开展岗位能手评选和技能比赛等活动激发大家的学习热情。 （四）优化考核激励制度 　　提升干部积极性和激发工作的主动性还需要优化考核晋升机制。目前省属高校常见部门干部考核方式，包括各部门之间互相打分、现场述职打分、校级领导打分等方式，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承担着监督同级党委和全体行政干部、全体事业编工作人员的任务，纪检监察干部平时的工作多是监督指出各单位工作不足，甚至是通过审查调查给予干部组织处理、纪律处分，也会给部分单位和个人带来负面的感受，由监督对象来评价纪检监察干部的工作，无记名考核打分时通常不会太高。建议省属高校优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考核，体现差异化要求，实行分类考核，确保考核能反映出纪检监察干部的真实工作实绩。可以考虑，二级党组织纪委书记和学校纪检监察干部由校级纪检监察机构来考核，在全校范围综合把握优秀比例。高校纪检监察机构考核一般在省级纪委监委，对上级部门考核结果，高校要给予认可并兑现津贴等待遇，并作为年度评价干部和提拔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 （五）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纪检监察队伍不是“保险箱”和“净土”，干部违规违纪问题也时有发生，省属高校要重视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建设，通过分权控制、健全完善制度、规范业务办理流程和审批权限等方式，科学加强内部控制与监督，规避管理风险，制约保护干部。 　　内部管理要把纪检监察权力进行合理的分解，实行分权控制。实际操作中，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干部数量不多，业务室的设置较少，分权控制主要通过人员岗位职责来实现，不相容岗位一定要分开。如：问题线索审查调查和案件审理 属于不相容岗位，审查调查组人员和案件审理组人员不能交叉，最好由两个业务室分管，才能起到相互制约、彼此监督的作用。另外，信访件受理分办权一般要与审查调查权分离，案件管理权一般要与审查调查权、审理权分离。 　　完善内部制度建设与执行。结合省属高校实际，制定内部执纪、执法、问责的相关制度，明确有关回避制度、保密制度、审查调查安全的要求，明确第一种形态运用的范围流程规范等，制度规定越细，钻空子犯错误的机会越少，主动给纪检监察干部戴上“紧箍咒”。严格执行已有的信访举报受理、问题线索处置、案件审查调查等各项制度规定，依规依纪依法开展工作，严禁私自确定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等处置方式，严禁以权代法、徇私枉法，严禁违反程序办案或越权办案，严禁向案件相关人员泄露线索情况、案件办理情况，严禁私自占有、处置涉案财物等违纪行为，按制度办事，靠制度规范监督约束纪检监察干部执纪执法行为，通过严密的制度不断强化对纪检监察干部的监督管理。 　　规范问题线索、案件办理流程与审批权限。对问题线索受理、处置的流程和权限审批，初步核实的审批、谈话实施审批、措施使用审批，问题线索立案、审查调查、移送审理，案件审理、处分决定、宣布、执行等一系列全流程的工作节点进行梳理，对重要环节审批权限进行明确。具体规范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受理处置、立案、处分关键节点一定要通过会议等形式集体研究决定，重要事项要向上级纪委和同级党委及时报告；审批权限要区分干部级别、教师职称，实行分级审批，被审查调查人是二级党组织、单位负责人的，一定要报告至学校党委主要负责人审批。 　　要自觉接受更严格的监督。把严管严治融入日常、抓在经常，要定期排查廉政风险点，堵塞管理漏洞，健全内控措施，加强对内部权力运行的监督。对纪检监察干部不仅要管思想、管工作，更要管作风、管纪律，要经常性开展纪检监察干部廉洁教育，坚持正面引领和反面警示相结合，既要通过党性教育，筑牢政治忠诚，又要及时通报系统内违规违纪典型案件，以案示警，以案明纪，为纪检监察干部画出红线、底线。同时，对收到的反映纪检监察干部的问题线索要提级管理，不护短、不遮丑，违纪违法问题一经查实，坚决从严处理，决不姑息，坚决维护纪检监察干部的良好形象。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常态化清除害群之马，坚决防治‘灯下黑’，努力做自我革命的表率、遵规守纪的标杆，打造一支让党中央放心、让人民群众满意的纪检监察铁军。” ［10］全面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是推动省属高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也是省属高校全面从严治党形势所需，更是全面加强党的自我革命的时代要求。各省属高校纪检监察机构必须始终牢记政治属性，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坚持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边总结，全面加强队伍建设，着力提升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水平，坚持以师生为中心，营造高校风清气正育人环境，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供坚强纪律保障。 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中国石化江苏油田采油一厂组织室（人力资源室）主任张军 　　近年来，中国石化江苏油田采油一厂（以下简称“采油一厂”）坚持大抓党建大抓基层，在提升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上发力，在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上积极实践探索，持续提升基层党支部工作活力，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发挥更具成效。 一、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重要意义 　　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就是运用标准化的原理方法，发挥其可复制、可推广的优势，秉承其可持续改进的特性，以追求最佳秩序、获取最大效能为目标，通过党建职责清晰化、党建内容规范化、党建操作程序化、党建方法效能化、党建考核精细化等一系列标准化工作，将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细落实。 　　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可以强化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提升组织力。一方面，通过发挥标准化的优势，运用整合、精简、统一、分解、组合、匹配等标准化手段，构建起系统化的党建工作制度、规范化的党建工作程序、高效化的党建工作方法、精细化的党建工作考核机制；另一方面，通过标准提升，不断推动支部工作创新，巩固支部工作成效，提升支部工作科学化规范化水平。 　　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提升政治生活质量的有效途径。运用好标准化建设这个途径，把党的建设各项要求做到具体化、程序化、操作化，防止悬在空中，避免脱离实际形成“两张皮”。 　　通过标准化建设，做到上接理论政策天线，下联基层生产一线，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上做文章、定措施、出规程，以高质量的党建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二、通过标准化建设打造坚强战斗堡垒 　　一是推进政治建设标准化。以提升支部政治建设为统领，把讲政治融入支部工作的各个环节、体现到党员言行上，做到旗帜鲜明讲政治。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引导基层支部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强化党支部在议事决策、“三重一大”等重大事项中的把关定向作用，严格落实支委会、党员大会的议事决策职能，增强基层支部的政治引领能力。各基层党支部根据工作实际和阶段重点工作，制定政治理论学习运行计划表，保障理论武装有计划、有步骤、有程序地得到落实。 　　二是推进组织建设标准化。近年来，采油一厂围绕油公司改革和推进信息化条件下采油厂建设的需要，从组织设置、人员配备、运行机制等方面推进标准化建设。支部与机构设置同步，素质和人员选配协同，雁阵建设一用一备。稳步推进党支部书记、班站经理“一肩挑”模式，落实好“一岗双责”。职责和责任清单配套，工作要求一清二楚，根据班站实际工作特点和要求，结合党委巡查问题整改工作，进一步细化完善党支部书记和支委责任工作清单，更加明确了支委的工作职责和重点工作，指导支部书记规范履行职责，强化支部委员作用发挥。 　　三是推进组织生活标准化。严格按照标准步骤和规定程序落实基本组织生活制度，确保规定动作不走样、关键环节无偏差。充分利用党性教育基地、红色教育基地、支部共建、三方联建等形式，拓展学习教育多样化需求，同时发挥好互联网、新媒体等手段，积极探索线上“主题党日”、红色组织生活等，增强组织生活的吸引力、影响力和号召力。以“看齐创优当先锋”为实践载体，坚持每季度开展“四强四创、双亮双争”评比工作，调动党员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增强党员的主角意识。 　　四是推进基础保障标准化。落实“一切工作到支部”的鲜明导向，进一步完善考核内容、考核方式和考核结果应用，规范降档条件和否决指标，及时将油田工作量考核和采油厂重点工作考核、分类定级融入党建考核，为标准化做好制度保障。实施“四个一”党建工作制度，通过集中学习、互相交流、深度研讨，为基层支部抓好党建工作提供有力支撑。开展“问诊式”验标促标准化质量提升工作，通过实施机关、基层支部常态化党建督导，规范组织生活程序，党委巡察整改工作快速高效推进。坚持问题导向，及时面对面反馈检查出的问题，指出整改方向，点出工作亮点，并纳入党建考核，督促支部整改提高。成立党建质量提升项目组，采取“回头看”巡查复检，参与基层党支部督导帮扶，重点督导问题整改落实情况、上级部署落实情况、议事决策程序规范情况和分类定级制度执行情况。按照“一支部一品牌”推进标准化展示阵地建设，加快建成一批在油田有较强影响力的展示阵地。 三、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实践启示 　　思想统一是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前提。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是具有全局性、基础性的重要工作，对建立科学的党建评价体系、细化党建考核杠杆作用和树立抓党建是最大政治工作具有积极作用；对推动党建工作常态化、制 度化、规范化具有明显促进作用。 　　持续推进是搞好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保障。党支部建设标准化工作是一项循序渐进、与时俱进、综合性强的具体工作，必须把握基本方法，常抓不懈推进。加强对党建标准化建设情况的监督、督导、检查、考核，做到工作推进到哪里，督导就跟进到哪里，对工作进展情况综合评估就开展到那里，确保步子不落、措施到位。 　　全员参与是推进基层党建标准化建设的保证。以党支部为主体、党员为中心，人人参与、持续改进，是做好党建标准化工作的重要保证。深化“四个一”工作向全员延伸，及时组织广大党员学习、讨论和参与推进党建标准化过程的每个步骤，促进大家的思想认识随着党建标准化的推进及时转变、及时提升。深化支部督导向全员延伸，提高全员对标准化建设重要性的认识，强化全员标准化意识，增强日常工作中执行标准化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研究 国家统计局“新时期农民生活质量研究”课题组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民生领域提出了一系列新任务、新要求，强调要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强调，要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改善是重要内容。在现阶段，提高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途径，而如何评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高低则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随着我国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推进，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研究提出科学的指标体系并实际运用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监测和评价，对于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深刻的理论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文献综述 　　生活质量研究逐渐引起各国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等多个学科的关注和探索，形成了一个关系到广大城乡居民日常生活水平和幸福状况的重要研究领域。 （一）国外研究现状 　　目前，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对生活质量指标体系进行了积极探索，从不同的角度建立起用于反映生活质量的综合指数，主要包括：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人类发展指数（HDI）（Crafts，1997）、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数（ISEW）（P.Theofilou，2013）、真实进步指数（GPI）和社会进步指数（ISP）（文毅荣，2009）。 （二）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70年代后期，我国研究机构及学者开始对生活质量进行理论研究。根据我国实际情况，国家统计局在1992年提出小康生活质量量化标准（李强等，2009）。这一指标体系从宏观经济条件、生活质量和生活效果三个方面16个指标提出我国小康标准，涵盖面较之国外指标体系更为全面，标志着国内生活质量研究取得重大突破。林南和卢汉龙（1989）、赵彦云和李静萍（2000）、刘珍（2013）、游芳（2017）、刘定惠等（2024）在吸收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先 后构建了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实证分析。 　　综上所述，生活质量的研究在国内外学术界已有一定深度，研究涉及的层面也比较广泛，但是可以发现：第一，由于不同学者从各自的角度对居民生活质量进行研究，因而形成了不同的生活质量研究理论，但居民生活质量的具体内涵、影响因素等各方面仍然没有统一的标准。第二，评价指标体系中反映经济发展、物质生活水平方面的指标所占比重过大，反映生活环境、社会保障以及精神生活水平方面的指标选取很少。第三，对生活质量的研究成果运用十分有限，特别是针对我国农村地区和农村居民的生活质量评价研究方面还很少。 　　本文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客观结合的组合赋权法对2013—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开展评价研究，可能的贡献有以下三方面。第一，本文在国内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具体内涵、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聚焦客观生活质量的具体内涵，并进一步提出全面客观的生活质量评价内容。第二，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物质、环境、社会、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既选取收入消费、居住出行等最直观的住户收支调查指标，又选取环境设施、健康卫生、教育文化、保障救助等能体现农村居民急难愁盼问题的代表性指标。第三，本文对评价方法选取进行了创新性的尝试。本文采用了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用逐级等权法、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等三种方法计算出的权重均值作为最终权重），方法较为客观可信，又能兼顾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各自的优点，是在评价方法上的一次积极探索。 三、具体内涵和影响因素分析 　　生活质量研究具有非常强的时代特征。特别是作为生活质量基础内涵的客观生活质量，是衡量经济发展程度和社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余颂和陈海梁，2003）。 （一）具体内涵 　　国内外不同的研究角度也有共性的一面，正如马斯洛的需求理论指出，人们普遍追求更高的收入水平、更舒适的消费方式和更大的自我实现的空间（风笑天，2007），因此，本文聚焦“客观生活质量”的研究，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在一定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农村居民生活状况的客观条件，既包括其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况，又包括所处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水平。 （二）影响因素 　　构建客观科学的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重要前提是深入分析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因素。本文认为全面客观的生活质量评价应包含物质生活、生活环境、社会保障和精神生活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中物质生活作为人们生活的基础，是形成和评价生活水平的客观前提，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基本内核；生活环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是提升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社会保障反映社会公平和农村居民对生活质量的共享程度，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要保障；精神生活体现农村居民生存和发展的更高层次要求，是提升生活质量的重点方向。 四、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方法选取 　　本文从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具体内涵及影响因素出发，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从物质、环境、社会、精神等方面进行综合评价。 （一）指标体系构建 　　综上所述，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选取收入消费、居住出行等最直观的住户收支调查指标，还要选取环境设施、健康卫生、教育文化、保障救助等各个方面能体现农村居民急难愁盼问题的代表性指标。因此，本文采用定性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杨宇，2006），建立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 （二）测算方法选取 　　在确定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后，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完整性和一致性，需要对个别指标历史年份数据进行缺失值补齐处理，以保证其系统性；由于各指标数据的单位量纲不同，难以进行直接比较，需要进行标准化处理；同时，还要确定指数合成方法，进行指数测算。 1．数据来源。 　　本文收集了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标体系中2013—2023年统计数据。多数指标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教育部、民政部、生态环境部、文化和旅游部、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年鉴和公报；少数指标如农村居民住房达标率、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等，为国家统计局调查或测算数据。 2．数据插补处理方法。 　　受统计调查频次、调查指标调整等因素影响，部分统计指标存在个别年份数据缺失。为确保指数计算的科学性，防止测算指数大幅波动，对缺失统计年 份数据进行插补。具体方法如下。 　　2013—2023年测算期间内，若是两端年份数据缺失，则用相邻年份数据替代。如“平均预期寿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缺失2013年、2014年数据，则缺失年份数据用相邻的2015年数据替代；若是中间年份数据缺失，则采用前后加权均值法插补数据。如“通自来水的村占比”指标缺失2016年数据，则用前后相邻年份2015年和2017年数据均值替代。 3．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方法。 由于构成指标数据量级、单位等方面差异，各指标不能直接进行度量、比较、汇总，因此要进行无量纲化处理（詹敏等，2016）。结合数据特征和评价目的，本文中的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构成指标数据标准化采用定基法（初值化），以t0年为基期（2013年为基期，基期年份指数值为100），根据统计指标属性（正向指标和逆向指标）分别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具体公式如下。 正向指标： 4．赋权方法。 　　在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各指标统计权重的设定会直接影响到综合评价的结果。因此，需要根据各个指标的作用、地位和影响力不同而赋予不同权重，以确保评价结果和实证结论科学、合理。 （1）相关性检验。 　　根据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原则，通过对主流的主客观赋权方法进行比较，本文最终选取逐级等权法、熵权法、主成分分析法分别测算权重，并对各赋权方法进行异质性检验。 　　对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选取的三种赋权评价方法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逐级等权法与主成分分析法相关系数为0.9998996，伴随概率为0.000；熵权法与逐级等权法相关系数为0.99991372，伴随概率为0.000；主成分分析法与熵权法相关系数为0.9996977，伴随概率为0.000。三者之间的相关系数均接近1，且伴随概率均小于0.01，说明在99%的置信水平下能够拒绝原假设，即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的三种赋权评价方法存在显著且高度的正相关性。 （2）差异性检验。 　　对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选取的三种赋权评价方法进行Kruskal-Wallis检验，该检验用于判断多个数据集是否具有显著性差异。由输出结果可知，检验统计量=0.147，渐进显著性=0.929。由于0.929>0.01，说明 在99%的置信水平下不能拒绝原假设，即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的三种赋权 评价方法不存在显著差异。 　　综合相关性检验和差异性检验的结果可以发现，使用不同赋权评价方法得到的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既高度相关又不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可认为该指数具有较强的稳健性，评价结果较为客观可信。又综合考虑到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各自的优缺点，单一方法确定的权重容易导致指数测算结果与实际观感存在一定的偏差。同时，从实践应用看，国际组织、国家统计局在构建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时也通常采用组合赋权法确定权重。例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监测、中国创新指数、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全球竞争力指数等。为了尽可能降低测度偏差，并结合实践经验，本文采用了组合赋权法确定指标权重（用三种赋权方法计算出的权重均值作为最终权重）。 5．指数测算方法。 　　在确定农村居民生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确定构成指标权重和指标无量纲化基础上，需要建立综合评价模型，对构成指标的评价值进行合成，得到对相关研究主题的整体性评价，即计算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指数和分领域指数。 采用加法合成法测算指数，即将指标标准化值乘以对应权重，然后加总得 到综合生活质量指数和各领域指数。 （1）分领域指数。 （2）生活质量指数 　　综上所述，主要依据政府部门统计数据，按照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相结合的组合权重，以2013年为基期进行统计指标数据标准化，采用加法合成法测算编制2013—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为评估衡量农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提供统计支撑。 五、实证分析 　　根据2013—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有关指标数据，对完成标准化处理的基础指标进行加权平均后得到分领域指数结果，最终汇总计算出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 （一）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指数分析 　　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指数上升至182.8，呈现持续上升态势（见图1）；比2013年增长82.8%，年均增长6.2%，快于同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按不变价格计算）0.6个百分点。表明当前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消费水平及结构明显优化，人居及生态环境显著改善，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和均等化水平进一步提高，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在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实现历史性跨越，生活质量取得全方位跃升。 1．物质生活指数和社会保障指数呈现高速增长态势。 　　从指数构成上看，一是2023年物质生活指数上升至211.3；与2013年相比，年均增长7.8%，年均增速比总指数快1.6个百分点。表明我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显著，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逐渐落地见效，农村居民收入大幅增长，消费水平持续提高，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满足，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明显改善。二是2023年社会保障指数上升至194.9。与2013年相比，年均增长6.9%，年均增速比总指数快0.7个百分点。表明我国惠及全体农村居民的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和救助服务不断完善，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保障有力，带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2．生活环境指数和精神生活指数实现较快增长。 　　从指数构成上看，一是2023年生活环境指数上升至160.5；与2013年相比，年均增长4.8%。表明当前宜业宜居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发生显著变化，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和农村生态系统保护有力，为改善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供了有力保障。二是2023年精神生活指数上升至154.9；与2013年相比，年均增长4.5%。表明随着日常休闲时间的增加，农村居民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也在不断增长，文化体育休闲娱乐日渐丰富，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有所改善。 （二）物质生活指数分析 　　经济收入水平及其消费支出是衡量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从总体看，2013—2023年物质生活指数呈现逐年快速上升趋势（见图2），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各地区各部门持续加大就业优先政策实施力度，使农村居民分享到更多经济社会发展红利，带动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消费水平大幅提高。 　　从反映农村居民物质生活的具体指标看，一是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两项二级指数显著高于物质生活指数，对物质生活指数提升的正拉动作用十分明显。2023年末农村居民平均每百户拥有家用汽车 40辆，与2013年末相比，年均增长15.0%，十年来增长超过3倍；2023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1691元，比2013年增加12261元，增长130%，年均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93.4%，年均实际增长6.8%。二是住房条件持续改善，农村居民衣着消费实现较快增长。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921元，比2013年增长102.9%，年均增长7.3%，十年来观念转变拉动服装消费强势增长；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住房达标率比2013年大幅提高15个百分点，居住条件得到明显改善。三是恩格尔系数逐步下降，食品消费结构不断改善。十年来，农村居民食品烟酒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由2013年的34.1%下降至2023年的32.4%；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肉蛋奶消费量合计达64．4公斤，比2013年增加29.3公斤，年均增长6.3%，饮食结构正逐步迈向追求营养健康的消费升级新阶段①。 （三）生活环境指数分析 　　环境质量与人们生活密不可分，保障生态安全是人民生活质量提高的根本条件。从总体看，2013—2023年生活环境指数呈现逐年快速上升趋势（见图3），表明我国始终坚持农业农村绿色发展，持续加大涉农投入，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农业面源污染和农村生态系统保护有力推进，人居环境整治成效显著，带动农村生产生活更加方便舒适，农村居民生活品质稳步提高。 　　从反映农村居民生活环境的具体指标看，一是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的村占比、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村占比等两项二级指数显著高于生活环境指数，对生活环境指数提升的正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十年来，我国乡村建设行动取得阶段性成效，乡村面貌不断改善，农村居民人居环境大幅提升。2023年末，全国87.1%的村生活垃圾集中处理，比2013年末大幅提高37个百分点。67.1%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或部分集中处理；其中，39.1%的村生活污水集中处理，比2013年末大幅提高27.6个百分点。二是农村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建设稳步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持续推进，环境提升工程进一步提质，农村生产生活更加方便便捷。2023年末，全国95.4%的村通自来水，比2013年末大幅提高19.4个百分点；84.7%的村通公共交通，比2013年大幅提高22.7个百分点。2023年，全国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5.5%，比2013年大幅提高25个百分点②。 （四）社会保障指数分析 社会保障的健全程度及居民自身的健康状况是体现农村居民生活品质高低 的重要表现。从总体看，2013—2023年社会保障指数呈现逐年上升趋势（见图4）， 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农村卫生条件和居民健康水平进一步提升，带动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 　　从反映农村居民社会保障的具体指标看，一是农村居民最低生活标准指数显著高于社会保障指数，对社会保障指数提升的正拉动作用十分明显。2023年，全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提高到621.3元/年，比2013年增长206.3%，年均增长11.8%，十年来对孤寡残病等失去劳动能力的低收入人群和独居老人加强救助帮扶，“老有所养”“弱有所扶”取得新成效。二是卫生技术人才提供有力支撑。2023年末，全国农村每万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年均增长超过6.0%，农村居民能够享有的医疗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高，“病有所医”取得新进展。三是平均预期寿命稳步提升。2023年我国居民平均预期寿命指数上升至102.5，十年来预期寿命提高了近2岁①。 （五）精神生活指数分析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精神文化建设是关键。从总体看，2013—2023年除个别年份数值有所回落外，精神生活指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见图5）。当前，随着农村居民精神文化多样化需求的不断增长，文化兴农正为乡村振兴持续增添新活力，带动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有所改善。 　　从反映农村居民精神生活的具体指标看，一是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指数显著高于精神生活指数，对精神生活指数提升的正拉动作用十分明显。近年来，随着生活理念的改变，农村居民越来越会“享受生活”，更加注重精神生活的需要，对休闲娱乐消费的需求日盛。202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1951元，比2013年增长158.5%，年均增长10%；快于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年均增速1.2个百分点，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10.7%。二是农村文化设施建设和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2023年，全国平均每个乡镇拥有文化站1.1个，比2013年增长8.2%；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数上升至106.8，十年来受教育年限提高了近1年①。 （六）发展短板分析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统筹推进，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已实现质的飞跃，但也要看到，现阶段我国农村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还比较突出，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改善存在诸多现实问题，同时通过本文实证结果也反映出一些领域的短板和不足。 1．乡村教育文化建设的短板还比较多。 　　根据测算结果，2013—2023年精神生活指数年均增长仅4.6%，低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指数平均增速1.6个百分点，发展速度在分领域指数中是最为缓慢的。其中，受新冠疫情（以下简称“疫情”）影响，2020年精神生活指数（126.8）比2019年回落6.6，虽然在2021—2023年指数迅速回升，但精神生活指数整体发展速度仍受到负向影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源于反映精神生活指数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慢变量”，需要长期的积累和培育，短期内变化不显著。二是2013年起平均每个乡镇都已拥有一个文化站，乡镇文化站建设在这十年呈现相对饱和状态。 　　三是聚集性、接触性文化娱乐消费受疫情的影响较大，导致2020年教育文化娱乐支出较上年有所回落，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 2．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污染治理还不够到位。 　　根据测算结果，2013—2023年生活环境指数年均增长4.8%，低于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总指数平均增速1.4个百分点，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其中，2014—2016年、2019—2023年生活环境指数平均分别上升7.6、5.9，然而2017—2018年生活环境指数仅平均上升4.0，对生活环境指数整体发展速度有一定拖累。主要原因在于，反映生活环境指数的多数指标近年来虽呈现稳步增长态势，并且一直稳定在较高水平，但发展速度相对较慢，在如何进一步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污染治理上遇到一些瓶颈。 　　此外，农村居民肉蛋奶、服装等升级类消费在2020年受到疫情的冲击较大，受限于同期收入的缓慢增长，农村居民一定程度存在不敢消费、不愿消费现象，导致当年对应指数增长有所波动，一定程度也对农村居民生活质量提升起到负向影响。 六、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利用2013—2023年我国农村居民有关统计数据资料，本文构建指标体系并开展监测和评价。测算结果表明，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农村生活条件显著改善，农村居民生活实现历史性跨越，生活质量跃升新台阶。同时也要看到，现阶段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持续改善仍存在乡村教育文化建设有短板、基础设施建设和生态污染治理不到位等问题。因此，本文尝试提出建议，以进一步提升我国农村居民生活质量，实现共同富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第一，进一步夯实物质基础。深入推进乡村 产业融合发展，想方设法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更好落实扩大内需战略，发挥消费基础性作用。第二，持续加强生活环境建设。推动农业农村绿色低碳发展，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提升行动；持续夯实乡村信息化基础，不断优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第三，坚持以民生为中心健全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和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第四，尽快补齐精神文化建设短板弱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强国；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广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更好地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满足人民基本文化需求。 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面临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威海蓝创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孙琳 1．引言 　　对企业而言，对外投资是企业占据市场份额、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重要方式。县区级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随着市场经济体系逐步完善，县区级国有企业要积极响应上级政府部门政策，结合企业实际发展状况做好对外投资问题梳理分析工作。县区级国有企业既要从宏观角度入手分析整体投资环境，又要从微观角度着手探究对外投资细节问题，以此为基础制定对应的解决对策，持续提升企业的对外投资效益。 2．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部门一直鼓励企业对外投资，也制定了相应的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我国企业的对外投资规模持续扩张。国有企业转型发展背景下，政府部门也纷纷出台政策鼓励和引导地方国有企业做好对外投资工作，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经验逐步累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中央企业共计完成投资6.2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包括房地产投资额已达到5.1万亿元，和2022年对比累计增长6.9％，高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8.4个百分点；中央企业境外投资额有所增长，增幅为15.5％。此外，通过分析其他数据，国有企业在重点行业的投资效果明显。大型国有企业如中石化、国家电网以及冶金产业等领域投资额高达3.3万亿元，增长9.3个百分点，占国有企业全部投资额比重的53.2％，对稳定我国经济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目前，我国政府部门结合产业创新改革需求，合理调整产业结构布局，通过实施战略性新兴布局完成投资2.2万亿元，增长率为32.1％。但是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过程中，依然面临客户需求供给不足、行业产能过剩以及投资风险居高不下等问题。 3．县区级国有企业做好对外投资问题管理工作的意义 3．1有利于国有企业掌握正确的投资方向 　　国有企业改革背景下，县区级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工作中，不仅符合上级部门政策要求，也可以帮助国有企业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基于此，国有企业做好对外投资问题处理工作，能掌握正确的对外投资方向。当前，我国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项目集中在交通、公共基础、能源设施建设以及矿 产资源开发等领域。受政府部门政策、内部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国有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较大。做好对外投资管理工作，可以及时发现企业投资方向是否偏离正向轨道，有助于国有企业管理层结合外部市场变化趋势调整对外投资策略，在降低投资收益风险的同时确保对外投资方向符合政府部门政策设计要求［2］。 3．2有利于规范对外投资流程 　　县区级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的过程中，必须严格按照《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中的相关内容开展并做好相关工作［2］。通过及时处理对外投资问题，需要做好投资审计监督工作规范投资流程。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存在显著差异，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按照国内制度进行投资，也要构建适应当前市场发展趋势的投资准则。在此背景下，国有企业必须正视投资环节存在的问题，梳理投资风险点，杜绝盲目投资行为，降低国有资产流失风险。 3．3有利于国有企业规避融资风险 　　县区级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时，要审慎对待投资环节潜在的融资风险。在实际的对外投资活动中，首先，国有企业势必会和社会资本产生关联。国有企业和市场博弈的过程中，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做好投资风险审计监督工作，遏制投资腐败问题。其次，国有企业不仅要认真审视可能存在的投资风险，还可以通过资质审查、关联担保等方式发现潜在的投资风险，结合风险，对投资问题所制订应对的方案，以此维护国有资本安全。 4．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4．1宏观层面问题 4．1.1制定的对外投资战略方案不够突出 　　截至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制定的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战略体系仍然不完善。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正处于体制改革“深水期”，上级政策方针会直接影响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部分县区级政府部门没有结合当地经济发展需求和地方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需求制定相关的扶持政策，也没有深入实地进行调查分析。部分地方政府在制订投资战略方案时缺乏创新性，没有秉承因地制宜原则合理调整对外投资战略方针，不能为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提供政策支持。 4．1.2对外投资协助机制待优化 地方政府部门不能结合当前市场发展环境改进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机制，不 能做国有企业投资坚实的后盾。例如，地方政府部门未能及时和国有企业开展 沟通交流，不能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融资、政策宣传提供帮助和指导。 　　县区级国有企业和大型国有企业不同，对国家产业政策研究能力有限。但是地方政府部门却没有及时为企业提供帮助，协助企业管理层改进投资决策方针。此外，部分地方政府部门没有发挥自身的职能，积极同大型金融机构展开沟通交流，没有构建符合县区级国有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扶持政策，阻碍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活动有序推进和开展。 4．2微观层面问题 4．2.1财务管理意识淡薄 　　第一，部分县区级国有企业针对对外投资项目进行管理时，缺乏战略思维。企业部分管理层依然抱有“重短期利益，忽略长远发展”的心态。很多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工作重心集中在产品生产和业务管理层面，不重视财务管理工作。 　　第二，部分县区级国有企业负责开展对外投资的工作人员素质良莠不齐，专业能力不足，不能充分满足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需求。很多工作人员财务管理意识淡薄，缺乏业财数据分析能力，致使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工作长期处于“被动态势”。举例来说，某县区级国有企业过分看重短期的对外投资效益，在选择对外投资项目时不够慎重，没有深入投资地进行实地调研，该企业部分投资项目收益率较低。经过专家综合评估后发现，导致该问题出现的主要原因在于，该国有企业管理层不重视对外投资项目财务管理工作，在企业日常经营管理工作中甚至出现了财务信息披露不及时、财务分析报告内容不完整等问题，为国有企业稳定发展埋下隐患。 4．2.2财务管理目标不明确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管理工作时，均存在投资过于随意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具有一定的综合性和复杂性，要求国有企业必须设置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依托财务管理目标规范对外投资行为。但是结合部分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现状来看，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第一，部分县区级国有企业不重视投资规划制定工作，企业的投资方向、规模不明。 　　第二，部分国有企业没有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科学的对外投资方针。例如，部分县区级国有企业在制定对外投资规划时没有引入专家评估机制，导致企业制定的对外投资规划缺乏理论知识，实操性较差，加剧了国有企业对外投 资风险。例如，某国有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活动时缺乏自主权，投资规划全然由企业高层和当地政府机构主导，该企业未能结合当前市场发展环境和企业实际情况设置明确的财务管理目标，该企业在设置投资项目时过于盲目，增加了企业的偿债压力。 4．2.3企业财务投资决策机制和风险控制机制待完善 　　结合大量的案例可知，部分国有企业实施对外投资时容易陷入两个极端，个别国有企业高层一味地控制对外投资风险，不能结合市场发展需求对投资项目进行优化调整，导致投资项目利润率持续下降。有部分国有企业管理层在制订对外投资决策方案时，没有认真借鉴专家学者和财务人员给出的建议，增加了企业的投资风险。 　　此外，有部分国有企业没有结合国内外经济发展态势和自身发展需求完善项目投资决策机制，企业现有的投资管理体系不完善。上述种种问题均对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工作开展带来不利影响［6］。 4．2.4财务核算规范性不足 　　第一，县区级国有企业在实施对外投资战略的过程中，依然存在投资项目财务核算不规范的问题。虽然投资项目失败和市场经济大环境有关，但是核心原因在于国有企业自身。在实际的财务核算工作中，国有企业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完善财务核算标准，仍沿用统一的核算方式开展相关工作。 　　第二，部分国有企业内部财务人员没有严格按照相关制度开展财务核算工作。在实际的财务核算工作中，存在核算准确率不足、耗时较长以及财务核算流于形式等问题。 　　第三，国有企业没有合理应用信息化工具开展财务核算工作，在实际的财务核算工作中，依然沿用传统手工记账方式，不仅增加了财务人员工作压力，也难以保障财务核算数据准确率，不符合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需求，对国有企业管理层优化投资决策带来阻碍。 4．2.5金融融资模式待完善 　　第一，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活动需要有大量的资金支持，县区级国有企业不比大型国有企业，受自身综合实力、经营规模等因素影响，部分县区级国有企业在融资过程中经常出现融资困难、融资方式落后、资金周转率不足等问题，不仅限制了县区级国有企业融资，也导致部分企业错失了对外投资机会，无形之中制约了国有企业发展。 　　第二，我国金融服务体系待优化。截至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出台的融资服务管理体系待完善，不能较好地满足县区级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需求。落后的金融服务体系让县区级国有企业成为“难为无米之炊”的巧妇。和大型国有企业相较，县区级国有企业存在对外担保权和对外融资权不足的问题，制约了自身高质量发展。 5．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问题解决对策 5．1宏观问题解决对策 5．1.1政府部门设置财税资助和税收优惠政策 　　第一，政府部门要深刻意识到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工作的重要价值，将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工作纳入地方战略发展规划之中，必要时可以给予地方国有企业一定的财税资助。例如，地方政府可直接划拨专项财政资金鼓励和扶持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与此同时，政府部门还可以出台对应的税收优惠政策，对开展对外投资的国有企业给予对应的税收豁免、延付以及税收损失结转等优惠政策。此外，政府部门还可以协同投资地政府等机构给予其一定的减免与优待政策。例如，如果县区级国有企业开展的对外投资活动和天然资源勘探开发加工、政府认定技术转移等项目有关，可给予该地方国有企业1年到4年不等的增值税减免政策，借此来激发地方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二，政府部门还可以通过构建多渠道融资平台来支持国有企业开展对外 投资活动，强化县区级国有企业的风险抵抗能力。 5．1.2制定多样化金融扶持政策 　　为进一步调动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地方政府部门可以和大型国有银行展开合作，设置专门面向对外投资企业的特色金融机构。政府部门可积极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的经验，通过设置各类援助机构来扶持地方国有企业参与对外直接或间接投资活动。 　　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做法是企业只需出资占投资金额总额10％的资金，剩余资金可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向银行融资或从银行申请贷款。如果地方国有企业规模较小，政府部门要做好融资渠道协调工作，确保企业得到相应的外汇贷款支持。 5．1.3建立健全对外投资损失储备金制度 县区级国有企业在实施对外投资活动时，面临的风险较高。为帮助国有企 业有效规避对外投资风险，政府部门可制定对外投资损失储备金制度，借此来帮助国有企业有效抵御对外投资风险，为国有企业消除后顾之忧。需要注意的是，在构建损失储备金制度的过程中，为维护政府部门利益，可让国有企业抵押一部分资产用以偿还损失。 5．2微观问题解决对策 5．2.1深化国有企业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 为进一步提升县区级国有企业对外投资工作水平，帮助国有企业抵御对外 投资风险，国有企业要从意识层面着手，深化企业人员的财务管理意识。 　　第一，国有企业负责对外投资项目管理的财务人员必须深刻意识到财务管理工作的重要价值，认真分析国有企业在对外投资环节存在的问题，为国有企业对外投资活动顺利推进筑牢基础。 　　第二，县区级国有企业必须做好财务人员培训教育工作。例如，在实际的对外投资活动中，国有企业要立足自身，结合对外投资项目开展情况、收益率等因素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国有企业财务人员要认真分析企业对外投资项目存在的问题和企业经营管理状况。国有企业要定期组织安排财务人员深入投资项目所在地进行考察，有条件的国有企业还可以安排财务人员进驻大型企业进行深造学习，集他人之长补己之短，在提高财务人员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同时为国有企业稳定发展保驾护航。 　　第三，县区级国有企业可定期安排投资专家进驻企业内部，向企业高层宣传有关对外投资的理论知识，指导企业财务人员优化投资决策方案，充分满足国有企业的对外投资需求。 5．2.2健全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制度 　　完善的制度是县区级国有企业开展对外投资活动的基础框架，国有企业要结合自身发展需求持续完善对外投资程序和制度，为各类投资活动顺利落地推广提供保障。 　　第一，县区级国有企业要不断完善对外投资项目审批立项程序。负责对外投资项目立项审批的人员必须结合现有对外投资法律法规政策，从细节入手做好相关工作，避免国有企业盲目投资和随意投资。国有企业还可以设置专门的对外投资项目风控机构，在第三方专家的帮助下，综合论证评估对外投资项目法律、政策、金融以及运营风险，重点对对外投资项目的收益率和未来发展走向展开评估，持续提升国有企业经济收益。 　　第二，国有企业需要在对外投资项目立项论证的基础上完善审批制度，将贪腐风险扼杀在摇篮内。国有企业可引入投资项目闭环审批机制，从项目立项到落地推进，必须安排专人跟进监督管理。需要注意的是，国有企业要避免陷入极端，不能只为了控制风险而因循守旧，既要将对外投资项目风险控制在合理范围内，还要兼顾项目经济效益。县区级国有企业要灵活调整项目审批指标和流程，根据国有企业综合实力确定投资规模，持续提升国有企业的经济收益。 　　第三，县区级国有企业要定期跟踪评估对外投资项目经济收益。如果国有企业在项目投资收益分析环节发现项目收益率和利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国有企业可基于此对自身经济结构布局进行优化调整，借此来提升国有企业对外投资的资本利用率。 5．2.3深入投资市场做好调研分析 　　为明确对外投资目标，国有企业要深入国内外市场做好调研分析工作。国有企业可从内部抽调精英人士对当前国际市场经济发展形势、外部环境发展趋势进行分析，结合项目投资地区发展现状、社会稳定性等因素灵活调整投资目标，明确投资范围。 　　例如，对于长期亏损且不能及时回收的对外项目，相关人员要认真剖析投资项目亏损的原因，及时同企业高层和项目负责人进行沟通，结合问题制定对应的投资优化措施，降低国有资产流失率，帮助国有企业有效抵御投资风险。而针对已经回本的对外投资针对投资项目经济成本和利润率进行分析，为国有企业管理层调整经营方案提供参考。 5．2.4持续优化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 健全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不仅可以提升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还可以帮助 国有企业有效控制对外投资项目风险。 　　第一，县区级国有企业管理层要引入现代化法人治理机制，明确对外投资活动中企业董事会、监事会以及高层人员的职责和义务，在企业内部形成良好的制衡机制。例如，国有企业董事会在制定对外投资计划时，必须召开董事会，采用投票表决的方式决定是否实施投资项目。 第二，国有企业监事会要充分履行个体职责，做好对外投资项目规划、执 行监督管理工作，以此来帮助国有企业规避投资风险。 6．结语 综上所述，县区级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做好对外 投资管理工作对提升国有企业经营质效至关重要。面对持续变化的外部市场环境，县区级国有企业可基于宏观和微观视角分析企业在对外投资活动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如政策体系待完善、融资困难以及管理体制不健全等，然后结合国有企业的实际情况制订相应的问题整改方案，避免国有企业盲目投资，为对外投资项目顺利落地实施保驾护航。与此同时，国有企业一定要高度重视对外投资财务管理工作，深化相关工作人员管理意识，为国有企业高质量稳健发展筑牢基础。 现代国有企业绩效管理问题研究以Ｌ公司为例 河北省煤田地质局第四地质队谢菊 1．引言 　　由于现代经济迅猛发展，全球经济趋于一体化，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导致企业竞争力急剧增强，其中企业绩效管理的先进性和系统性是企业竞争力提升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目前我国国民经济主要还是以国有企业为重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多数国有企业的绩效管理措施较为落后，导致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国有企业濒临破产或倒闭。绩效管理，作为影响企业发展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人作为市场经济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源之一，在企业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绩效管理办法主要是针对人制定的，督促员工倾尽全力为企业的发展做出贡献，所以绩效管理办法的引入是势在必行的。然而，绩效管理办法主要是从国外引进的，因为中国国情具有自己的特点，国外的很多案例和理论在中国可能不能起到很好的作用，所以怎样才能够使绩效管理办法在中国的企业中发挥其应有的效力是文章主要讨论的问题。笔者针对Ｌ公司的绩效问题，对其进行分析总结，从而根据当下经济环境寻求国有企业发展的道路。 2．Ｌ公司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Ｌ公司存在的问题 Ｌ公司的员工关系较为复杂。现在该公司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如下四点。 2．1.1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缺乏科学性 　　该公司在开展绩效考核工作时，主要对员工采取综合指标评价，没有根据公司各部门职能和公司的长远规划、年度规划、季度规划等制定与之相适应的绩效考核指标，而是针对主业部门职工制定了考核目标，这就造成了“干活的、创造效益的部门和人被考核，而那些管理部门制定考核标准”的乱象，这是不科学的，也是不公平的。不同岗位上的员工有着不同的绩效目标和不同的任职资格，并且各个员工有着不同的任务，所以在绩效考核过程中，不能用统一的标准（综合指标）对所有员工进行评价。所以，Ｌ公司的绩效考核不能取得好的效果。 2．1.2缺乏绩效记录的过程 Ｌ公司的绩效考核周期为一年，不能根据公司业务临时变化或政策变化进 行机动性调整，缺乏机动性和科学性。该公司绩效考核工作，主要由人力资源部门、行政办公室、党委综合办公室等部门制定标准，并主导考核。采用由人力资源部门主导，部门互评、领导评价、员工评价等形式进行绩效考核评分。人力资源部门对员工进行考核，该部门对公司整体发展和工作的重要性等缺乏客观认识；机关领导主要是凭印象对员工进行打分，谁在领导面前出现的频率高，谁能吹自己的工作，谁就能评高分，这种形式主观性较强，不具有客观性；部门互评时，主要是由部门领导对其他部门领导的人际关系好坏进行打分，缺乏客观性，并且给员工“干活不重要，人际关系很重要”的错误认识，长此以往企业内部助长了拉帮结派、搞小圈子的不良风气；员工进行评价时，其会考虑到人事部门人员会将评价信息泄露给被评价人，害怕被“穿小鞋”，所以只是往好处评，不具有客观性。所以这种绩效考核只是形式主义，没有代表性。管理者应该在平时的工作中就对绩效进行记录、总结，了解员工日常工作状态，才能在一个周期末对员工进行客观正确的评价。 2．1.3缺乏绩效管理的相关培训 　　Ｌ公司由于成立时间较久远，成员老龄化严重，适应新事务的能力较差，并且文化水平不高，对先进的企业管理知识匮乏，对绩效管理更是不懂，所以在绩效管理上，管理者苦恼，员工更是不知所云，导致绩效管理很难得到有效的实施。公司很少举办绩效管理相关知识讲座，没有对所有员工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各员工在不懂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绩效管理，很难让他们真正地参与进来，更别说完成绩效目标了，如此一来只能是走走形式罢了。 2．1.4考核结果没有有效的运用 　　人力资源部每年都进行绩效考核，但是考核结果却只是每年越积越高，没有对考核结果进行分析，没有与员工年终奖励挂钩，也没有以此作为契机与员工进行沟通，只是单纯的走个形式。没有对员工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处理，也没有对做得好的员工进行嘉奖，这直接导致员工个人问题会带到下一个工作周期当中，做得好的员工会在下一个工作周期中失去积极的工作态度，最终使公司业绩越来越差，严重的可能导致破产。绩效考核只停留在走形式，没有在绩效管理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2．2问题原因分析 　　由于Ｌ公司是国有企业，具有悠久的历史并且其中员工多为老职工或老职工子弟等，这些老国有企业的独有特性导致绩效管理问题凸显，现将具体原因 总结归纳为如下四点。 2．2.1基础管理薄弱 　　Ｌ公司管理人员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匮乏，管理体制过于陈旧，管理水平不高。该公司高层领导大部分是工人出身，一般都是从生产一线选拔出来的，具有较高的技术，但是缺乏先进的管理知识，管理水平不高，知识储备低下，对新事物接受的较慢，缺乏战略眼光，不能够在管理层面上进行创新。公司被央企收购后，上层机关只对总经理和副总经理进行了调换，对其他岗位领导均没有进行调换，所以管理体制仍然不完善。人力资源的领导是从车间中提拔上来的，并且公司没有让其参加管理知识培训且其本人也没有好好地自修管理知识，所以整个管理体制存在着较大的漏洞。综上，公司不管是基层领导还是高层领导，都缺乏人力资源管理知识，只是凭经验，靠这种民间经验很难使这种大型企业的管理制度完善，当中存在着很多问题。 2．2.2缺乏绩效管理的企业文化氛围 　　企业文化在企业绩效管理中特别重要，是指促使企业成员在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等方面达成统一的理念和潜移默化的原则，犹如“道德”一样约束员工行为、激励员工创效的一种信念。企业文化会随着其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是一个团体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始终为了企业发展和个人价值实现而遵循的一种价值观。从根源上说，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的发展风向标，是企业在社会存在而产生的理念，是这个集体集中反映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意识，能够直接地反映出该企业的社会责任和经营理念。企业绩效，主要包括管理绩效和经济绩效，是企业在一定的时间内完成预期目标的直接体现，企业文化和企业绩效关系密切，相濡以沫、相互促进。所以，一个企业如果没有良好的企业文化，那么其绩效也不会很好，会直接影响企业的高效发展。然而，Ｌ公司从成立至今没有对绩效管理体系进行过科学的建设，都是不管员工干好干坏奖金一律平等，没有根据员工的工作业绩的好坏做出合理的分配，致使公司上下出现“吃大锅饭”的不良现象。由于绩效管理体系的缺失，公司中没有良好的绩效理念，致使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人心涣散，更别提怎么提高绩效了，最终使公司的发展受限。 2．2.3缺乏关键领导的大力支持 　　领导和管理者是企业发展的舵手，是企业文化的引导者，一个企业发展的好坏，与关键领导和管理者的关系非常密切，领导的眼界开阔，接受新事物的 速度快，善于统筹管理、团结群众，这个企业的发展就不会错。反之，这个企业的未来就很渺茫。在绩效管理问题上也是如此，领导和管理者是单位绩效考核制度的制定者和主要审核人、主持人。该企业制定绩效管理措施时经过了应有的流程和程序，但是其内容包括实施力度都取决于领导，领导和管理者在考核绩效管理相关制度的实施和落实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绩效考核制度颁布后，企业领导能否按照相关要求积极推进；领导对绩效考核制度是否公允，内容是否全面，是否符合本企业实际要求应承担主要责任；在绩效考核制度实施过程中，是否能够公平公正的督导和监察；企业绩效管理体系能否对员工起到激励、引导和控制的作用，都是领导和管理者应该系统性考虑和落实的问题。 　　然而文章中的Ｌ公司就是缺乏公司高层领导者的强力支持和持续关注，致使Ｌ公司绩效管理体系不能正常的运转。Ｌ公司在绩效管理制度建立时，领导不关注、不考虑，或者只是考虑其小团体部门或者员工的利益，不能做到公正；在绩效管理体系运行时，不按照体系要求，利用领导权限肆意作为，根据个人喜好、关系远近进行评价，造成干得差的被表扬、干得好的被批评，致使员工对企业绩效管理体系缺乏信任。还有就是在公司生产任务量较低的时候公司领导层会注意到提升绩效管理水平，但是当工作任务量大、工作繁忙的时候就会把管理制度放在一边，总体说来就是不能够将绩效管理持续地推行下去。单位高层没有持续的支持并且关注绩效管理制度的实施，直接导致公司人力资源部门见风使舵，绩效管理水平停滞。 2．2.4只是管理而没有制度 　　企业绩效管理制度，是人力资源管理的重中之重，是企业用人、约束人、激励人的规范标准。一个好的绩效管理制度是一个企业实现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绩效管理的基石，是激励员工创业干事的行为准则，是一个企业长远发展的风向标，更是一个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的关键因素。一个完善的绩效管理制度，能够为企业营造公平、公正、人性、标准的良好氛围，能够激励员工依据制度良性竞争，推进企业绩效目标的如期实现。绩效管理制度是企业众多管理制度中的重要组成，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保障。例如，Ｌ公司没有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只是单纯地管理，缺乏制度支撑，致使公司绩效目标难以实现，从而使公司节节落后，缺乏市场竞争力。 　　同时，该公司没有将不完善的绩效管理制度纳入其管理手册之中，并且在平时工作过程当中没有将绩效管理贯穿其中。绩效管理没有一个明了的制度很 难使企业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所以绩效管理制度必须纳入企业的管理手册之中。制定了绩效管理制度，还需要公司各部门各员工认真地去遵守、执行，不能将制度束之高阁，必须将其融入日常的管理工作当中。综上，缺乏制度也是Ｌ公司绩效管理没有成效的原因之一。 3．完善国有企业绩效管理体系的建议 　　绩效管理模式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只是有与企业是否相适应之分。与企业相适应的绩效管理模式能够促使企业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反之，则会阻碍企业的发展。ＰＤＣＡ指的是绩效管理，而且它是一个闭合的循环，企业只有建立了绩效管理体系，才能使企业绩效管理循环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实现绩效管理循环健康发展，应该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内容入手。 3．1绩效考评指标体系的建立 　　在绩效考核指标制定过程中，考核的指标不能过于单一，必须根据不同部门、不同职能、不同职务、不同岗位以及不同考核目的等内容来制定考核指标，考核指标的权重也有不同。所以选什么样的考核指标在生产管理上是一项很难解决的难题之一。作为国有企业的Ｌ公司，一线生产工人可以产品的次品率、生产速率、出勤情况和工作天数等作为绩效考核指标；管理者可以管理能力、组织协调能力、业务能力、决策能力、主管部门生产指标和指导工作的能力等作为绩效考核指标。 3．2建立沟通辅导体系 　　领导、管理者和普通职工的沟通在绩效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有效、高效的沟通能够使管理者了解员工的思想动态，有助于员工抒发自己内心的想法和感情，能够较好地把握职工工作方向，能够及时缓解员工所产生的不良情绪，使其怀着饱满的精神状态投入到紧张的工作当中。企业可以应用的沟通形式多种多样，下面是几种最常见的沟通渠道。 3．2.1定期会议 　　可以通过定期工作推进会的形式与职工进行有效沟通。在工作推进会上，领导要鼓励员工畅所欲言，反映自己在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对公司绩效管理的认识和绩效管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对公司绩效管理的建议。同时，领导者在会上要热情真诚地听取员工所提问题，并对员工所提问题给予解释。 3．2.2工作记录 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必须对工作过程中的绩效完成情况进行记录，绩效记录 必须贯穿整个绩效管理周期，这样的绩效记录才能够为绩效管理考核提供重要的依据，防止绩效考核时出现“不认账”现象。同时，绩效管理记录能够及时地发现日常工作中员工出现的问题，以便及时地将问题扼杀在摇篮里。 3．2.3设置总经理信箱 　　总经理信箱，是连通公司高层管理者与普通员工的桥梁，公司任何员工都可以直接通过总经理信箱反映绩效管理中出现的问题，避免员工有话不敢说的现象。通过这种途径，使每个员工参与到公司绩效管理当中来，提升其主人翁意识，提升其工作的积极性。绩效考核面对面谈话，是绩效考核后的一个重要环节，能使被考核对象感受到公司的重视、信赖和期望，被考核员工与考核者对其绩效评估结果进行讨论，并且达成共识后在绩效考核结果表上分别签字。绩效面谈主要是为了双方就评估结果达成一致；表扬员工绩效优秀的地方，鼓励其继续发扬优点，积极地工作；对绩效评估结果较差的员工，对其工作中的问题进行纠正，以使其在未来的工作中及时高质量地完成绩效目标；并且讨论、协商下一步的工作计划和绩效目标。 3．3绩效管理的组织保障 　　建立由公司总经理为组长的绩效管理领导小组，只有领导真正担起责任、风险，绩效管理工作才能高效运行，才能使公司建立起来的绩效管理体系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添砖加瓦。只有领导支持绩效管理制度的执行，其才能起到积极的作用。 3．4创造绩效文化的氛围 　　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精神食粮，一个企业如果不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就等于没有灵魂的“行尸”一般，不会有创新，也不会实现企业的腾飞。企业只有具有良好的企业文化，才能够使所有员工认识到绩效管理的好处，真正理解绩效管理的真谛，才能够以积极的工作态度投入到工作中去，并积极参与到绩效管理当中，努力提升自身的绩效水平，营造一种拼实力、比创新、比绩效的良好局面，最终各员工通过实现自己的绩效目标，促使企业绩效目标的达成。综上，只有创造良好的绩效文化氛围才有利于绩效管理体系高效的运行。 3．5提高人力资源人员的专业素质 　　人力资源部门管理者的专业水平、知识储备和管理能力，直接影响着公司绩效管理体系是否能正常运行。人力资源管理者在企业绩效管理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建立绩效管理体系并且监督绩效管理办法是否按计划实施。企 业应该完善培训规划，企业本身就要重视培训，不能将培训看成可有可无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企业不仅要考虑本身发展中对员工的培训需求，还要考虑各个部门及员工自身的培训需求，培训管理者本身也要收集对培训有用的案例，最好结合自己身边真实的状况，对不同的培训内容进行归纳整理，这样可以有效地明确培训的重点和培训的效果。对于那些管理知识不健全的管理者，应当督促其参加培训会或者以全日制大学生的形式去学习人力资源管理相应的知识，提高其在工作中的管理才能。 　　文章通过对Ｌ公司绩效管理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实施现状进行综合分析，发现其绩效管理体系中存在很多问题：公司中大多数员工对绩效管理理念的理解不透彻、没有建立起良好的绩效管理氛围、高层领导对绩效管理工作不重视且缺少监管等。 4．结语 　　我国国有企业在绩效管理过程中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主要以Ｌ公司为例具体阐述了存在的问题。Ｌ公司绩效考核中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如何在不确定的市场环境下进行准确的公司绩效考核，是国有企业关心的问题。特别是对Ｌ公司管理者的绩效考核，仅仅从政绩指标去衡量，而对于其管理能力没有设定考核指标，只是通过全体员工的民意测评来衡量，考核指标没有量化，可操作性不强，并人为扩大了人情关系因素的干扰。绩效指标中，在任务绩效方面仅仅从经营指标去衡量，指标过于单一化，很多因素没有囊括进去。所以，提高公司的绩效考评能力是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的关键，也是提高公司综合竞争力的重中之重。 　　对此，Ｌ公司必须特别注意考核结构的运用，要将Ｌ公司的考核结果与奖惩、辞退、培训及职务、级别和工资的调整紧密结合起来，使考评结构为激励和惩戒的导向依据。并逐步加大奖惩力度，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培养、发掘优秀人才，惩戒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充分发挥考核结果运用的激励作用，为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良好的机制，推动公务员绩效考核工作的规范化、科学化、法制化。并希望通过文章对Ｌ公司的研究分析，对着力打造全面人力资源管理体系、提高绩效考核能力和水平有一定的帮助。 新时代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实践探索 杨海利 一、深刻认识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的重大意义 （一）国有企业基层党建的独特优势 　　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支柱，其基层党建工作不仅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更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国有企业基层党建工作的独特优势体现在其坚守党的领导核心，持续强化党的建设，以保证企业能在正确的政治方向上稳步发展。这一优势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国有企业基层党建能够充分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是推动企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发挥着领导和导向的关键作用，通过科学决策、民主管理、有效监督等方式，保障企业各项业务的顺畅执行和高效推进。党组织的领导作用体现在企业战略规划、重大决策、经营管理等各个环节，确保企业始终沿着正确的发展轨迹稳步前行。 　　其次，国有企业基层党建能够激发党员和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党建工作通过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党员素质、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等方式，激发党员和群众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这种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对于国有企业的和谐发展、任务的圆满完成以及目标的顺利实现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国有企业基层党建能够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党建工作通过加强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等方式，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与战斗力，助力国有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稳固优势，促进其持续健康发展。 （二）提升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 　　国企党建与生产深度融合，是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首先，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确保企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确保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党建工作通过加强思想引领、政治教育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确保企业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其次，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提供明确的目标引领。在国有企业中，党组织是企业的领导核心，通过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明确企业发展目标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这种明确的目标引领，使得企业能够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清晰的思路，做出正确的决策。 　　最后，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在国有企业中，党建工作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激发员工工作热情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这种精神动力的提升，使得员工在工作中能够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为企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 　　国有企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其高质量发展对国家经济繁荣稳定至关重要。而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正是推动国有企业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与关键所在。 　　首先，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提供正确的思想指导。这种思想引领，使得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避免走弯路、犯错误。 　　其次，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在国有企业中，党建工作通过加强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式，激发员工的工作积极性。这种动力支持，使得企业能够在发展中保持强大的竞争力，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和进步。 　　最后，党建工作能够为企业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在国有企业中，通过加强组织建设、干部队伍建设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坚实的组织保障。这种组织保障，使得企业能够在发展中始终保持稳定的发展态势，不断实现新的跨越和发展。 二、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面临的挑战 （一）思想认识不足 　　当前，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融合面临的一个重要挑战是思想认识不足。一些领导干部和党员对于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认为党建工作是“虚功”，不如业务工作来得实在。这种思想认识上的偏差，导致党建工作在国有企业中的地位和作用被弱化，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解决此问题，需强化思想引领，提升党员干部对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的认知，促进其深度融合。通过加强学习、宣传和教育等方式，引导党员干部深刻认识党建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增强参与党建工作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同时，还需要加强考核评估，将党建工作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确保党建工作的落实和效果。 （二）工作机制不健全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融合还面临工作机制不健全的问题。一 些企业虽然建立了党建工作责任制，但在实际工作中缺乏具体的措施和抓手， 导致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脱节。此外，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的考核机 制也不完善，难以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建立健全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分工，加强考核评估。一方面，要建立完善的党建工作制度，明确党建工作的职责和任务，确保党建工作的落实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加强考核评估机制的建设，将党建工作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通过定期考核和评估，推动党建工作的落实和效果的提升。同时，还需要加强监督和问责机制的建设，对于工作不力的党员干部要进行问责和惩处。 （三）载体建设不实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融合还面临载体建设不实的问题。一些基层党组织在执行党建工作时思路不够清晰，方法单一，甚至流于口号化，缺乏创新。这种载体建设不实的问题，导致党建工作难以深入基层、深入人心，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创新工作方法，摒弃形式主义，确保党建工作落到实处。一方面，要强化基层党组织构建，增强其组织力与战斗力。通过加强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等方式，提高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建工作的落实和效果。另一方面，要创新工作方法，采用多种形式和手段开展党建工作。通过利用互联网、新媒体等现代科技手段，提高党建工作的吸引力和影响力；通过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比赛等方式，激发员工的参与热情和工作积极性。 （四）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融合还面临人才队伍建设滞后的问题。一些企业党建工作人才短缺，党务干部兼职化、老龄化现象严重，缺乏专业的党建工作和生产经营工作经验。同时，企业对党建工作人才的培养和选拔机制也不完善，导致党建工作人才队伍建设滞后。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强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党务干部及党员的整体素质与能力。一方面，要加强党务干部的培养和选拔。通过加强培训、选拔和任用等方式，提高党务干部的专业素质和工作能力；同时，要注重从基层一线选拔优秀的党务干部，增强党务干部队伍的活力和战斗力。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员队伍的建设和管理。通过强化党员的教育、培养与管理，提升整体素质和能力；同时，注重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激发其积极性与创造力。 　　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具有重要意义，但也面临一些挑战。为了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需要加强思想引导、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的努力。实施上述举措，能够有效促进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进而为企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推动企业稳健前行。 三、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工作深度融合的路径实践 （一）健全体制机制，推动深度融合 　　1．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国有企业应将党建工作融入公司章程，清晰界定党组织职责权限，并设立专门机构，确立高效运行机制。确保党组织全面参与企业决策、执行及监督环节，成为法人治理结构中的关键一环，强化党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公司章程的明确规定，确保党组织在企业中的法定地位和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2．建立健全党建工作责任制和考核评价机制。国有企业应建立健全党建责任制，实施考核评价，确保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同部署、同考核、同奖惩。明确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在党建工作中的责任和任务，加强考核评估，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责任制的落实和考核机制的完善，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和相互促进。 　　3．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国有企业应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明确党委、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层的权责边界，确保运行机制高效。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董事会定战略、做决策、防风险，经理层谋经营、抓落实、强管理，各方各司其职，共促高质量发展。 （二）创新工作方法，提升融合效果 　　1．开展“党建+”活动。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应创新工作方法，将党建工作融入企业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如“党建+安全”“党建+质量”“党建+市场”等。通过“党建+”活动的开展，形成具有特色的党建品牌，推动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工作的深度融合。 　　2．建立党员责任区和党员先锋队。国有企业应建立党员责任区和党员先锋队等载体，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党员在生产经营中创先争优。通过设立党员责任区，明确党员在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市场开拓等方面的责任和任务，加强考核评估，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同时，建立党员先锋队，组织党员参与企业重大任务、重点项目和急难险重任务的攻坚克难工作，发挥 党员的示范引领作用。 　　3．加强党建信息化建设。国有企业的党建信息化建设是现代信息技术与党建工作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构建党建信息化平台，实现了在线管理、在线学习和在线交流的功能，这不仅提高了党建工作的效率，还增强了党员之间的互动和交流。利用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国有企业能够对党建工作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和预测，从而实现科学决策。这种深度融合的思路，使得党建工作方法更加创新，突破了传统党建的局限，为国有企业的党建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通过这种方式，国有企业能够确保党建工作与生产经营紧密结合，实现党建工作的深度融合，推动企业的高质量发展。 　　4．开展主题教育和学习培训活动。国有企业应通过开展主题教育和学习培训活动，提高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通过组织党员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历史和优良传统等内容，增强党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结合企业实际和党员需求，开展有针对性的学习培训活动，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 　　5．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国有企业应开展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丰富员工的业余生活和精神文化生活。通过组织文艺演出、体育比赛、志愿服务等活动形式，增强员工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将党建元素融入文体活动中，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员工的党建意识和政治素质。 （三）强化人才培养，提升融合能力 　　1．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国有企业应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选拔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工作经验丰富的党员干部担任党务干部。通过加强培训和实践锻炼等方式提高党务干部的整体素质和能力水平。同时，建立健全党务干部的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加强党务干部队伍建设，为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2．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国有企业应加强党员队伍建设，通过开展党员教育培训、实践锻炼等活动提高党员的综合素质和业务能力。同时，建立健全党员的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机制，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加强党员队伍建设，激发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党建与生产经营深度融合。 　　3．引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国有企业应引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既懂党建又懂生产经营的人才。通过加强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复合型人才队伍。同时，建立健全复合型人才的选拔任用和考核评价机制， 形成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通过引进和培养复合型人才，为党建与生产经营 深度融合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四、结论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具体体现。通过健全体制机制、创新工作方法、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强化人才培养等多方面的努力，国有企业可以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激发组织活力，推动企业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未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国有企业基层党建与生产经营的深度融合将更加注重实效性和创新性，为企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提供更加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 新形势下医院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广州市胸科医院何菲岚 　　医院档案是医院在医疗、科研、教学、管理等活动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各种文字、图表、声像等不同形式的历史记录。医院档案管理工作是医院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高医院管理水平、促进医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医疗事业不断创新和转型的背景下，医院管理全方位的现代化建设与发展迎来了更严峻的挑战，在当今信息化时代，传统的医院档案管理模式已不能满足医院发展的需求，实现医院档案管理现代化成为当务之急。 1．新形势下医院档案管理现代化存在的主要问题 　　1．1医院内部各部门之间的档案管理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和协调，导致档案资源分散，难以实现整合和共享医院内部不同科室和部门往往各自负责自己的档案管理工作，缺乏统一的领导和协调机制。例如，医疗科室重点关注病历档案，行政部门则侧重于文书档案、科技档案、人事档案、会计档案等，彼此之间独立运作，使得档案资源分散在各个角落。 　　各部门在档案管理的标准和流程上存在差异。有的部门可能对档案的分类、编号较为随意，而有的部门则相对严格，这导致在整合时难以统一规范，增加了整合的难度。 1．2传统档案管理模式的惯性影响，信息化建设滞后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档案信息化建设已成为档案管理工作的必然趋势。然而，目前许多医院的档案信息化建设滞后，仍然采用传统的纸质档案管理方式，档案的存储、检索和利用效率低下。 　　长期以来，医院档案管理主要采用纸质档案存储和人工管理的方式。这种传统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固定的工作流程和习惯，相关工作人员对新的信息化管理方式可能存在抵触情绪或不适应。同时，医院档案管理软件的开发和应用也存在不足，不能满足档案管理工作的实际需求，传统管理模式下的档案管理工作相对独立，与医院其他业务系统的整合度较低，难以实现信息的共享和流通。档案信息化建设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和基础设施支持，包括计算机设备、网络环境、存储设备、档案管理软件等。部分医院可能由于资金紧张、技术水平落后等原因，无法满足档案信息化建设的硬件和软件要求。例如，一些老旧医院的网络基础设施不完善，计算机设备老化，难以支持大规模的档案 数字化和信息化管理。 　　在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伴随着档案管理工作内容的细化，档案管理的文本数量呈快速增长的态势，如果继续采用传统的档案管理方式，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趋势。①增加了档案管理部门的工作量；②不利于提升档案管理的效率，严重的甚至会延误整个医院的工作效率。所以，医院的档案管理方式不能因循守旧，需要创新管理方式，跟随时代发展趋势实现档案管理的网络化与信息化，利用计算机现代设备为档案管理提供便利，适时采用便捷、高效的档案管理手段。 1．3档案管理意识淡薄，认识水平有待提高 　　档案管理意识的淡薄和认识水平的不足，是当前许多医院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在实际工作中，医院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医疗业务的拓展、医疗技术的提升以及医院的经济效益等方面，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认为档案管理只是一项基础性、辅助性的工作，不能直接为医院带来经济效益，因此在资源分配、人员配备和政策支持等方面给予的关注较少；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相对较为枯燥、单调，缺乏挑战性和创新性，难以吸引高素质的人才；另外医护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等一线工作人员通常对档案管理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可能会认为档案管理是档案部门的事情，与自己的工作关系不大，在日常工作中，往往不注重档案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导致档案资料的不完整和丢失。所以，医院往往在档案管理工作过程中出现懈怠的情况，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在思想上不够重视，不能充分认识到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是需要引起高度重视的问题。 1．4档案管理专业人员紧缺，人员素质有待提高 　　随着医院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医疗业务的日益繁杂，医院档案的数量和种类也在迅速增加。然而，档案管理专业人员的数量却没有相应增长，导致工作压力过大，难以满足医院档案管理的实际需求。医院档案管理岗位的人员来源复杂，多数并非档案管理专业出身；比如，部分是从其他部门转调过来，可能之前从事医疗护理、行政后勤等工作，缺乏系统的档案专业知识学习与训练。一些医院甚至没有专职的档案管理人员，档案管理工作由其他人员兼职；部分医院档案管理人员素质不高，缺乏专业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他们对档案信息化建设的认识不足，不能熟练掌握档案管理软件的操作方法，同时自身对于档案管理缺乏积极性与职业责任感，影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效率和质量。此外， 医院在招聘与任用档案管理工作人员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通常来讲，医院对人员招聘门槛较低，不仅对于学历要求较低，对档案管理工作经验也无要求，这导致从事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较低。同时，医院不能为档案管理人员提供必要的培训与教育，使得工作人员无法掌握档案管理工作标准化与规范化的具体要求。因此，为了促进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建设，需要不断提升档案管理工作人员的素质水平，具体包含档案管理专业水平与道德素质水平。 1．5档案管理制度不完善，资源开发利用不足 　　医院档案管理制度不健全，缺乏统一的管理标准和规范，导致档案管理工作混乱无序。例如，档案的收集、整理、归档、保管、利用等环节没有明确的规定和流程，容易出现档案丢失、损坏、泄密等问题；医院档案资源丰富，但目前对档案资源的开发利用不足，档案的价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例如，医院档案中的医疗技术资料、科研成果等可以为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提供重要的参考和支持，但由于缺乏有效的开发利用机制，这些档案资源往往被闲置浪费。 2．提升现代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建议 2．1新时期推进档案管理规范化、标准化的路径，更新医院档案管理工 作理念 　　坚持正确的管理理念对于医院档案管理工作尤为重要，档案管理工作尽管不是一项能够立马产生收益的工作，但能够为其他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巨大的便利条件，能够促进其他工作取得更好的效益。所以，医院领导与档案管理工作人员都要意识到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意义，为促进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与标准化提供良好的条件。首先，在日常的工作开展过程中，医院管理者要发挥领导示范作用，加强对档案管理知识的学习与深度研究，不断提升全体员工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其次，医院要定期组织员工参与档案管理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员工积极参与档案管理专业技能培训，秉承科学的档案管理理念，遵循规范的档案管理工作流程。再次，要顺应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趋势，档案管理工作人员在档案管理工作中需要转变工作理念，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增强自身的综合素质，让自己的行为朝着规范化、标准化的方向发展。 医院档案管理必须向现代化转型，采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技术，建立科 学的档案管理体系和流程，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质量，实现档案信息的共享和利用，为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同时，还需要加强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和考核，提高他们的专业素质和管理能力，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2．2加强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及信息化建设 　　加强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及信息化建设是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信息化时代，医院应充分认识到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及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高档案信息安全管理水平和信息化建设水平，为医院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严格的档案信息安全管理制度，明确档案管理人员的职责和权限，规范档案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和销毁等环节的操作流程。建立档案信息安全审查机制，定期对档案信息进行安全审查，及时发现和排除安全隐患。 　　为适应信息化时代的发展，要求档案管理人员做到与时俱进，充分发挥信息化在医院档案管理中的作用，使医院档案管理的效率及质量得以提升。具体来讲，可以将数字信息设备、信息管理系统等引入医院档案管理中，利用计算机技术对医院档案资料进行收集，以最快的速度整合档案资源。同时，在应用信息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既能够提高档案收集、档案整理等工作的效率，也可以对档案资料的检索方式进行改进，只需要将关键词输入系统，就能够获得用户需要的档案文件，从而有效提高档案资源的使用效率，降低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成本投入。 2．3提高档案管理意识，为医院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医院档案记录了医院的发展历程和文化传承，是医院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加强档案管理，提高档案管理意识，可以更好地挖掘和利用医院的历史文化资源，弘扬医院的优良传统和精神风貌，促进医院文化建设，增强医院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医院领导和工作人员要充分认识到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将其纳入医院的重要议事日程，加强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领导和支持。同时，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宣传和培训，提高全体员工的档案意识，形成人人重视档案、人人参与档案管理的良好氛围，提高医院档案管理意识对于医院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多方面的保障作用，医院应高度重视档案管理工作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提升档案管理水平为医院的长期稳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2．4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加强档案专业人才培养 　　医院要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培养和引进，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的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同时，要加强对档案管理人员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不断更新档案管理人员的知识和技能，适应新形势下档案管理工作的要求；引进高素质的档案管理专业人才，优化档案管理人员队伍结构，为医院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人才支持；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档案管理人员创新工作方法和手段，提高档案管理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2．5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档案资源整合与开发利用 　　医院要建立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制定统一的管理标准和规范，明确档案管理工作的职责和流程。同时，要加强对档案管理制度的执行和监督，确保档案管理工作的规范化、标准化和科学化。制度建设直接影响着医院档案管理的进行，需要对现有的档案管理制度进行完善，发挥管理制度具有的指导及约束作用，促进档案管理的顺利进行。①需要明确档案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建设档案管理系统，对档案管理相关的规章制度进行完善，使档案管理工作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医院发展。在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建设完成后，需要将其严格执行，结合档案工作情况对其进行调整，以此促进医院档案管理工作质量的不断提升。②在做好档案管理工作的同时，应做好相应的评估及考核工作，对档案管理的工作效率、工作需要及其管理制度等进行综合考虑，制定出科学合理的档案管理工作标准。③在医院档案管理工作时，要求档案管理人员保持良好的工作态度，深入了解档案管理的具体内容，对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进行学习和运用，利用自身所学的新知识、新技术等对档案管理进行改进，方便医院对档案资源进行有效利用。再次，医院要建立健全档案资源开发利用机制，加强对档案资源的整理、编研和开发利用，为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等工作提供优质的档案服务；要整合医院内部各部门的档案资源，实现档案的集中统一管理，提高档案管理的效率和效益；深入挖掘档案资源的价值，开展档案编研工作，为医院的医疗、教学、科研和管理等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服务。 3．结语 　　总之，新形势下医院档案管理工作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加以解决，通过增强档案管理意识、完善档案管理制度、加强档案管理技术建设和提高档案管理人员素质等措施，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医院档案管理工作的水平和质量，为医院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和保障。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现状、困境与推进策略基于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的 调研报告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尹玉辉 　　建设教育强国，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先导，职业教育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建好建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是推进教育强国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战略之举。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提出“打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战略部署。2023年7月，教育部发布《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组建的牵头单位、参与单位作出了明晰的规定，提出建设的六大任务。全国各地立足国家重点行业和重点领域发展需求，积极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推动形成教育全面支撑行业企业发展的格局。2024年7月，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现场推进会上强调，“聚焦14条国家重点产业链及重要主导产业，有序建设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从‘条’上加强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需要的‘适配度’。”同年10月，教育部职成司司长彭斌柏撰文《深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培养更多大国工匠能工巧匠高技能人才》，提到以“一体两翼”为载体，推动职业教育扎根区域、融入产业，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地方经济结合的“紧密度”、与行业发展需要的“适配度”，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是当前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截至目前，我国已成立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2家，地方层面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注册登记1000余家。为了解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核心需求，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研究所成立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调研组，于2024年5月至10月对重庆、北京、广州、宁波等地的学校和企业展开调研。调研发现，作为产教深度融合的新型创新组织形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实践中正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组织形态概念不明、协同机制缺失和评价标准缺位等，亟需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设计引导，并采取明确利益分配机制、构建评价标准等措施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有序发展，实现产教全要素深度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现状 “指南”发布以来，我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呈现出数量增长快、区 域和行业覆盖广、企校主体多元参与等特征。同时，也出现部分行业产教融合 共同体同质化发展，实质性推动缓慢等问题。 （一）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突出战略地位、规模化优势和引领作用目前已成立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国家有色金属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2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主要体现出三方面成效：一是发挥产业的战略牵引作用。例如我国轨道交通产业链长，带动效应明显，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性产业，可以充分发挥产业的战略牵引作用；二是凸显主导企业的技术、人才和资源优势。作为全球规模最大、世界一流的轨道交通装备制造企业，中国中车集团是行业中唯一一家产业化集团，其在技术、人才、资源等方面的优势明显；三是呈现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示范效应。在与职业教育共同合作培养高技能人才的过程中，行业龙头企业积累了丰富的产教融合经验，呈现出良好的工作基础和示范效应。接下来国家将进一步对接中国通用技术集团、中国船舶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多家“链长”企业，拟在高端数控机床、船舶制造、航空装备、兵器制造等主导产业及国家相关重点产业领域，筹备建设跨区域的全国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按照“成熟一个，成立一个”的思路，推动国家层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落地成势。 （二）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呈现出行业覆盖广、企校主体多元特征 　　整体来看，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搭建速度快、规模大，且呈现以下三个特点：一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区域布局与经济布局趋同。受经济因素影响，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注册的地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占比分别为48.6%、 26.4%和25.0%。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推进越有力。二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行业覆盖面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几乎覆盖了国民经济的全部行业分类，行业大类占比达95%以上，这为下一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质性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做好了准备。三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主体多元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构建成功吸引了多层次多领域的优质企业、高水平教育资源和科研力量的参与，包括中央管理企业、国家重点科研院所、“双一流”高校、职业本科学校和“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等。 （三）部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同质化发展，实质性推动缓慢 　　受行业人才需求特点影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具有明显的行业倾向性。在“互联网和相关服务”和“汽车制造业”两个行业大类里，行业产教融 合共同体成立的最多，占整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40%。“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的企业，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较多，主要动力在于：作为第三方服务企业，在拓展市场，维护客户企业过程中，为客户企业提供使用产品的技术应用人员能够增加互联网企业产品竞争力。天然优势在于：一是互联网行业偏爱年轻人。行业变化迅速，新技术层出不穷。由于年轻人员具备快速学习和适应变化的能力，能够持续跟进行业发展，并及时掌握新技术和趋势，竞争力强。因此，互联网行业愿意和职业院校产教合作，选拨和培养年轻技术人才；二是互联网行业产教协同育人容易产生规模化效益。互联网企业产品更新换代快，产品售后运维技术人员需求量巨大，人才培养的规模化效益明显。因此，“互联网和相关服务”行业的龙头企业有内在动力牵头成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但这也导致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呈现“一窝蜂”“滥大街”的现象，同质性化发展现象。同时，在“指南”发布后，相关部门未能提供进一步的政策指导和配套激励措施，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缺乏明确的绩效指标和专项经费支持，导致地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按下“暂停”键。 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困境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一种新型的产教融合组织形态，由抽象概念向具体实践转化的实体化运作过程中，面临组织形态概念不明、协同机制缺失和评价标准缺位三大困境。 （一）组织形态概念不明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自身组织形态概念界定模糊。尽管教育部发布的“指南”试图定义这一创新模式，即由行业领军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携手，联动各类行业组织、学校、研究单位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共同搭建一个跨越地理界限、整合产教资源、促进产教深度融合的新型组织形态。然而，对于这一组织形态的核心属性——是实体组织、系统、机构还是机制的界定却缺乏清晰的共识[1]，导致理解上的分歧与执行上的混乱。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与发展需要清晰的政策指引，但当前政策文件在界定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性质、权利与义务、资金来源与使用、监管机制等方面缺乏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尤其是在涉及跨部门、跨地区协作时，各主体之间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利益和权责分配等存在分歧，导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运作过程中难以找到明确的行动指南，难以实质性推进建设进程。作为一种新型的、实体化运行的产教融合组织形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赋予了牵 头企业职业教育育人主体地位，使其能够参与指导相关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工作，促进产教供需高效对接。例如，行业发展分析报告、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报告和行业人才供需清单、技术供需清单的编制与发布等。政策旨在推动牵头企业带动上下游相关企业，依据行业产业领域最新发展动态，理清行业人才需求。然而，虽然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牵头企业一般具有多年的产教融合经验，但在以往的操作中，他们往往处于从属地位，主要配合院校进行工作，当企业被要求承担主导角色开展上述工作时，由于缺乏足够的经验和资源，表现得力不从心。尤其是“指南”中提到的建设任务，后续并未提供相关具体政策指引，使得企业难以有效组织和推进相关工作。加之企业内部岗位人员流动性大，以往的产教融合经验难以积累，进一步增加了任务推进的难度。因此，迫切需要更加细化的政策支持和具体的指导措施，以确保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能够顺利发展并实现预期目标。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已有的产教融合组织模式关系不明。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产教融合专项文件《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产教融合成为我国教育和产业制度改革中的建设目标[2]。自此，各地各校不断探索和创新产教融合的制度与模式，形成了多样化的实践路径，包括职教集团、职教联盟、“政校行企”四方协同育人模式等。在多年的探索发展过程中，职业院校和企业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做法。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深化产教融合的创新发展模式，基层单位在推动这一新模式时，常常感到困惑，不清楚如何处理新旧模式之间的传承关系。这种困惑导致许多地方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实质性建设持观望态度，使得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往往流于形式而缺乏实质内容。 （二）协同机制缺失 　　1．多主体合作的协同机制缺失。虽然“指南”明确了由行业龙头、高水平高等学校和职业学校作为牵头力量组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但这些主体在社会角色、能力特长及战略发展方向上的差异，使得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框架下重新界定其职能与责任边界变得异常复杂。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构建过程中，政府部门、产业部门、企业、高水平高等学校与职业学校作为核心参与主体，各自有着不同的使命与目标。然而，由于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来协调这些参与者的不同需求和目标，直接导致产教融合成效难显、深度受限。 企企协同困难。以行业龙头企业为主体之一的共同体，在发挥带动上下游 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积极性上被赋予极大的期望。然而，实际操作中存在以下两方面问题：一方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内的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利益钳制机制，造成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难以推动。企业与企业间没有上下级关系，只有基于利益的合作关系，这使得牵头的龙头企业难以有效调动上下游企业的积极性。调研中，多位负责产教融合共同体具体事务的企业代表表示，在调动其他企业参与积极性方面感到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当前部分企业出于提升社会形象或追求绩效奖励等多种利益驱动，跟风发起或参与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中。这些企业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缺乏深入理解，因而未能充分把握相关政策及其背后的目标任务。这种情况下，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足，难以有效地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和发展。 　　校企协同困难。一是校企协同育人困难。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初衷之一是通过企业深度参与育人过程，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高度匹配和有效对接。然而调查结果表明，企业的岗位需求和职业学校学生的能力之间存在结构性错配。一方面很多企业对一线技能型工人的需求依然旺盛，而另一方面职业院校学生更倾向于继续深造或者获得更高质量就业而非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需求无法满足成为企业缺乏深度参与产教融合积极性的原因之一。对于企业而言，参与产教融合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有限，反而在短期内会有显著的成本增加，比如提供实习岗位、承担培训费用等。尽管长远来看，这种合作有助于企业建立人才储备并提升品牌形象，但这些潜在的好处在短期内往往难以量化体现。尽管如此，许多牵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龙头企业还是展现出了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并愿意投入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源来支持这一进程。需要注意的是，人才培养是一个需要持续长期投入的过程[3]，如果没有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合作机制、激励措施和评价标准，完全依靠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而不考虑其实际需求和回报，会导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动力不足或不可持续性发展问题。二是校企创新协同困难。由于实质性的创新链与产业链的对接平台未能建立，高校与企业间存在信息壁垒，技术攻关难协同。高等院校的研究工作主要由专家学者主导，偏重理论探索和学术创新，而企业则更关注技术的实际应用和市场价值。双方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机制，造成需求理解偏差，产教融合出现表面化现象。一方面高校研究成果难以快速且精准地响应市场需求，转化效率低下。另一方面企业需要投入资源进行自主研发，这不仅加重了成本负担，还造成资源浪费，降低科技发展的效率， 进而影响产业的整体竞争力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速度。三是校企资源整合困难。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复合型人才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任务。在工业4.0的变革背景下，企业需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包括学校课程开发、专业和师资队伍建设等，以形成产业链、创新链和人才链紧密对接的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提高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然而，一方面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学资源的开发呈现出“校热企冷”的现象。职业院校表现出较高的合作热情，而企业方面则显得不够积极。尽管职业院校有心推动此类合作，但由于其自身的推动力有限，使得整个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内的产教融合面临困境。另一方面教学资源开发的标准尚不完善，这使得企业和学校在进行课程开发时缺乏有效的指导。 　　政府部门协同不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实体化运作涉及教育、人力资源、工业和信息化、财政等多个政府职能部门的协同合作。然而，在现有的政策体系中，不同职能部门在政策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往往采取各自为政的方式，彼此之间缺乏有效沟通和协调，这导致政策意图与实际落地产生的效果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例如，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的产业政策旨在推动产业升级和发展，但在与人力资源部门的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之间缺乏有效联动的情况下，将难以确保培训内容符合产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这种跨部门协作上的不协调削弱了政策的整体执行力和效果，导致资源分配不当、政策目标难以达成等问题。 　　2．跨地域合作的协同机制缺失。“指南”呼吁建立实体化的运作机制，强调建立领导小组，明确组织架构和职责分工，但在实践中，由于成员的广泛分布、地域政策制度差异、成员间的沟通协调不畅以及不同行业人员的专业性差异等制约因素，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尚未形成稳定有效的实体化运行模式。成员之间的联系仍然较为松散，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多主体合作流于表面，难以形成实质性的工作推动力[4]。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跨区域特性使得其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整合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但由于不同地区的差异，导致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资源分布不均、制度约束不同以及利益分配不明确等挑战。 　　一是资源分布不均，优质资源集中度高。不同地区的教育资源、产业资源及资金支持存在显著差异，导致有的地区在参与跨地域合作中处于不利位置。具体而言，一线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成员单位往往拥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先进的实训设施、丰富的行业合作网络，而中西部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成员单 位则面临资源短缺、合作渠道狭窄、师资力量薄弱等挑战。这种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进一步削弱了它们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作用。以贵州省为例，该省的职业院校普遍面临着师资力量不足的问题，尤其是在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方面相较于东南沿海省市存在明显的劣势。这种差异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该省职业学校提供高质量教育的能力，进而影响了产教融合项目的整体效果。 　　二是在政策环境方面，不同地区对产教融合的支持力度存在显著差异。这种差异体现在多个方面，包括但不限于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的应用。例如，一些地方可以提供财政补贴来吸引更为优质的企业参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项目，而另一些地方则倾向于通过提供税收减免或其他形式的激励措施。政策环境的差异意味着不同地区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项目对企业吸引力不均衡，企业在参与产教融合项目时也会面临不同的成本和收益。 　　三是利益分配不明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中各主体在资金、技术、人力等方面的投入各有侧重，其利益诉求也存在显著差异。另外，跨地域合作项目的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这使得多地域、多主体合作背景下的资源整合和利益分配变得更为复杂。参与调研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负责人均表示，目前共同体建设尚未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导致在合作过程中无法依据明确的规则进行利益分配。 　　3．评价标准缺位。“指南”发布一年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发展速度之快和规模之大，都显示出其强劲的发展势头。然而，这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建设与发展过程中始终面临着评价标准缺位的问题。具体表现在：第一，“指南”主要侧重于提供一般性的指导原则和建议，并未涵盖具体评价标准。这意味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缺乏明确的建设标准、质量控制和评估依据，这不仅难以确保其符合既定的质量要求，而且也无法为其未来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由于缺乏具体的评价指标，一方面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绩效难以纳入职业院校重视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项目，如“双高计划”。这导致院校参与共同体建设的积极性不足，不愿积极投入资源和精力。另一方面共同体建设缺乏具体的建设方向指引，牵头校企难以把握发展重点，持“等一等，看一看”的观望态度。第二，地域化评价标准探索未完成，尚未形成典型示范案例。部分地区在推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过程中，尝试探索基于地域特点的评价标准，以更好地适应本地的教育与产业需求。然而，这些探索至今并未完成，导致不同地区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标准、质量 控制和评估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不仅影响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内部的质量一致性，也限制了不同主体在参与过程中的横向参考和比较。第三，缺乏统一的质量控制体系。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各成员之间在人才培养、实验实训基地建设、课题研究、国际化等方面尚未形成相对统一的标准体系。这意味着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运行过程中难以确保其提供的教育和服务质量达到一致的高标准，也限制了成果的互认与论证。第四，评估与监管机制不健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自我评估和外部监管机制尚不健全。缺乏统一的评估指标和监管标准，难以对其运行效果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估。这不仅影响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内部管理的优化，也限制了外部对其绩效的认可和信任。 三、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推进策略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促进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平台，破解其发展困境需要政校行企等多方面共同努力。通过明确政策边界、细化实施细则，加强部门协同、形成多方合力，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多方合作，构建评价标准、实施绩效考核，搭建展示平台，推广模式经验等，确保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推动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明确政策边界细化实施细则 　　在现有政策背景下，需要对产教融合发展的新旧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有针对性地加强政策引导，细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实施细则。其一，需要政策明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性质，清晰界定各主体间的权力与义务，协调各成员间的价值导向。这有助于为各参与主体提供清晰的定位和指导。同时，政策需要向行业龙头企业赋权，发挥重点领域龙头企业示范带头作用，使其主动参与职业教育协同共育，成为共同体的实践带头人，增强中下游中小企业凝聚力，联合其他参与主体培养行业内技术技能人才；向科研院所赋权，探寻“科教融汇”行动方法，增强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培养数字时代的技术技能人才[5]。其二，细化法律法规实施细则，明确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的资源来源与使用，知识产权投入与收益等。现有政策鼓励各主体加大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的资金、技术、人才等方面的投入，但仍需进一步明确收益分配机制，确保各参与主体能够从合作中获得相应的回报，从而增强其参与积极性。出台差异化扶持政策应充分考虑地域差异、行业差异。对于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地区，政府多注重财政支持；在产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多采用政策红利支持，支持创新发展。推动不同地区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加强交流与合作，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提升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通过这些措施，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各参与主体的发展提供更加具体和有针对性的支持，确保其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中都能得到有效推进，并最终实现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目标。 （二）加强部门协同形成多方合力 　　当前撬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由虚转实”，需要政府对职业教育的统筹领导，协调管理发展改革委、科技、工业和信息化、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多部门，形成工作合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需要分属于不同政府部门管理建设主体优势互补，协同合作、凝心聚力，重新整合和配置“人、财、物”投资要素，才能发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汇聚产教资源、联合办学、技术创新等功能。2018年，我国专门建立由国务院领导同志牵头负责的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定期会商研究解决职业教育重大问题，解决“条块分割”式行政管理对职业教育天然跨界属性的制约。通过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打破各部门之间联系与沟通的壁垒，解决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不同领域、不同主体间的矛盾，规范各方行为。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为行政管理部门之间沟通协同，突破税收、混合所有制等方面的政策壁垒创造了条件。通过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率先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制定支持职业教育的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等激励政策的具体举措，在国家范围内形成示范效应，同时为省级及以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提供可复制经验。各级联席会议则通过建立跨区域、跨部门、跨领域协同的公共服务体系，促进区域企业之间、学校之间资源的融合与互补，并在区域内形成示范效应，加快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以及综合服务能级提升。综上所述，通过政府的统筹领导和多部门的协同合作，可以有效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实质性发展，为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创造有利条件。同时，通过国家级和地方级的联席会议机制，可以在政策和实践层面形成联动，促进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 （三）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多方合作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要着眼于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的高度，在纵向上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内部融通。首先，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需要明确并确立一个被广泛接受和认可的共同愿景与目标。这个愿景应体现行业发展的长远利益，包括技术创新、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等，从而激发成员间的合作意愿，为协调利益关系奠定基础。其次，通 过利益驱动机制，实现企业、科研院所、高校和职业院校利益最大化，从而调动各方积极性。管理部门应当改革现有的人才评价体系，强化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并提高校企合作研发在职级晋升中的重要性，更有效地激发科研机构和高校的创新能力。通过这些措施，可以充分利用学术界的智力资源，鼓励研究人员参与到企业的研发活动和技术革新中去。此举不仅能够为企业输送高水平的技术人才，还能够增强整个行业的竞争力。院校应积极主动采取行动，寻找与企业合作的共同利益点，以此来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形成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一方面将提升教师团队的研发能力作为推进“产教融合”的切入点，服务企业一线技术研发，增加校企产教融合粘度。另一方面院校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质量，满足企业用人需求。人才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要让企业享受到人才利益。企业应发挥其在产业发展前沿的资源优势，与教育机构联合开展教育资源的开发、标准的制定以及教学装备的推广，以提升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科研院所应加强与企业研发合作，优势互补，双方共赢。企业要在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必须加强研发，加大资金投入，支持新产品和技术的研发，亟需科研人员；科研院所具备高水平研究人员，开展研究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双方合作能够有效促进科学研究。最后，需要充分发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和校企合作理事会的作用，建立健全支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相关政策和配套措施，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合作机制。这样可以充分激发各个主体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参与度，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奠定坚实的架构基础，最终实现多元共建、多方共享和多维视角的合作。 （四）构建评价标准实施绩效考核 　　依据标准，实施绩效考核是提升组织效能、确保目标实现的关键环节。通过明确目标、建立标准、实施考核、注重结果运用等措施，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发展。一是建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质量的评价标准。组织多方力量，深入调研，座谈，开展研究，形成具体的评价标准。该评价标准要充分考虑不同行业差异、地域差异。如国家层面的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以制定行业发展规划、职业教育政策、人才需求预测等，为下层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供指导和支持；省、市、县层面的共同体可以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行业标准、职业教育课程、人才培养方案等，为上层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供反馈和建议，实现各层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有效沟通和协调，促进行业与职业教育的协同发展[6]。二是建立自评它评相结合的过程性评估制度，对行业产 教融合共同体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工作计划的完成性等进行评估和监督。当前，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发展面临着一个不平衡的问题：职业院校一头“热”。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并推动产教融合，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这些院校在调动龙头企业及科研院所的参与和支持方面却显得力不从心。这种状况导致其在打造“金专、金课、金师、金地、金教材”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问题：企业参与浅表化、合作建设目标短期化等现象[1]。因此需加强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效果评价，保证其实体化功能的实现。三是实施绩效考核与奖惩机制。形成“职业学校拨款与培养质量挂钩，政府购买企业教育服务”的财政机制。通过这种方式，将资金分配与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联，激励职业学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对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绩效优异的企业，在政府采购、项目招标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通过这种激励措施推动企业更积极地参与产教融合。对参与的科研人员和教师进行绩效考核，对表现优秀的人员给予表彰、奖励。这不仅能够激发他们的积极性，还能提高他们在合作中的投入程度。通过这些措施，可以确保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在实体化运作中取得实际成效，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并推动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这样不仅能提高企业的参与度和满意度，还能增强科研人员和教师的工作动力，最终实现多方共赢的局面。 （五）搭建展示平台推广模式经验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面临“形式大于实质”的现状，这主要源于地域差异、主体行政力量协调机制欠缺、职业院校推动力不足等几方面的原因。迫切需要通过加大案例引导和模式经验推广来促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发展。具体来说，可以通过搭建交流平台，利用报纸杂志、网络新媒体、经验交流会以及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宣传推广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机制创新与典型案例。特别是我国首个国家级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教育部支持的国家轨道交通装备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被视为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重要项目。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通过在行业人才需求、科学研究及专业标准建设、校企合作典型生产实践项目建设等八个方面的探索，实现了专业设置与轨道交通产业发展的联动，以及人才培养与岗位技术要求的高度匹配。因此，这一案例应当被充分挖掘并在业界分享交流，为其他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提供具体的实施路径和方法，加速实现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实体化的有效运作。另外，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管理组织作用，搭建交流平台，组织同行业间、不同行业间共同体的深度交流，弥补当前企业办学主体经验不足的现状，尤其 是对混合所有制办学中的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等核心问题，应开展广泛深入的交流，探索瓶颈突破路径，以推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可持续发展。 阳原县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调研报告 河北省阳原县农业农村局田振红 1．全县盐碱地基本情况 阳原县土地总面积183907.21km2，耕地总资源101.96万亩，永久基本农田 87.85万亩，园地20.33万亩、林地44.40万亩、草地85.43万亩。盐碱地总面积11512亩，其中轻度盐碱地6159亩，中度盐碱地2235亩，盐碱荒地3118亩。涉及7个乡镇25个村，即东井集镇3个村（东堰头村、东大柳树村、西福地村）1409亩，要家庄乡6个村（大盐厂村、广丰庄村、牛蹄庄村、同梁堡村、小庄村、疙瘩头村）2910亩，东堡乡3个村（九马坊村、辛其村、嘴儿房村）2927亩，东城镇3个村（西水地村、东水地村、舍人庄村）927亩，三马坊乡3个村（大湾台村、西窑头村、东窑头村）1285亩，化稍营镇4个村（钱家沙洼村、石匣里村、下沙嘴村、正合台村）1190亩，浮图讲乡3个村（开阳村、丁家堡村、槽村）864亩。盐碱地内基本农田面积5736亩，盐碱地上种植的作物以玉米和杂粮杂豆为主，其次还有葵花、高粱、蔬菜等。2023年种植玉米4807亩、谷子510亩、葵花751亩、豆类508亩、蔬菜305亩、其它作物1266亩。 2．盐碱地综合利用现状 　　近年来，阳原县提升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措施主要有：客土置换、铺沙压碱改良，将重盐碱土运走，换新土铺沙，改善土壤通透性，降低土壤盐碱度；采用石灰、有机肥料等改良剂来调节土壤的pH值，减少土壤盐分含量，提高土壤肥力；采用节水灌溉技术，如滴灌、渗灌等，减少水分蒸发和淋洗，避免盐分积累；选择适应盐碱地的植物进行种植，如向日葵、高粱、甜菜等，这些植物能够耐受高盐碱环境，改善土壤条件。 3．盐碱地试点建设情况 　　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时强调“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阳原县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成立由政府县长任组长的阳原县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小组，并召开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积极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 3．1参与全市6个盐碱地综合利用试点的打造。阳原县承担向日葵千亩试 点的打造，试点区域为要家庄乡大盐厂村391.59亩，同梁堡村140.1亩，东井集 镇东堰头村220亩，总面积751.69亩。试点品种为：东井集镇东堰头村为华润361，要家庄乡大盐厂村、同梁堡村为月亮弯。通过旱作模式、覆膜种植膜下滴灌两种种植模式，探索不同种植模式下的种植效果。示范基地采取标准化管理以及机械化作业，实现了盐碱地种植管理的示范引领效果。 3．2试验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是阳原县 今年主推农业技术，阳原县种植面积6482亩，其中在要家庄乡广丰庄村盐碱地内由河北泥河湾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种植937亩，种植品种为玉米禾田142、大豆东豆88，公司施用脱硫石膏1000t用于改良土壤，大豆玉米长势良好，真正实现了不毛之地长出好庄稼。 3．3试验种植耐盐碱“张杂谷”。谷子产业是阳原县的优势特色产业， 张杂谷系列品种是阳原县农户的主栽品种，今年在要家庄乡广丰庄村盐碱地试验种植张杂谷19号500亩，通过地膜覆盖、膜下滴灌的方式实现压碱增产，亩产400kg以上。中央电视台以题为“在希望的田野上·主产区迎丰收—河北张家口：成熟期的“张杂谷”谷穗饱满”报道了此事，肯定了阳原县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的成果。 4．存在的主要问题 4．1技术支撑方面 　　4．1.1技术路径选择。在盐碱地治理中，存在多种技术路径可选择，包括土壤改良、水利工程改造、植物修复等。但针对阳原县不同土壤类型的盐碱地，需要进行科学合理的技术路径选择，应综合考虑土壤盐碱度、排水条件、地形地貌等因素，并制定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 　　4．1.2适生作物和品种选择。选择适合生长在盐碱地上的作物和品种是盐碱地综合利用的关键。然而，针对阳原县不同土壤类型的盐碱地，目前尚未形成比较成熟的适生作物和品种，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试验研究和实际种植，并结合不同土壤类型的特点，筛选和培育出适应性强、产量高的盐碱地作物品种。 　　4．1.3生物路径难点。生物路径治理盐碱地是一种环境友好和可持续的方法。然而，生物路径的实施可能面临一些难点，如生态环境不稳定、盐碱胁迫对植物生长的影响等，需要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开发，选择适宜的修复植物和微生物，以增强盐碱地的生态系统稳定性和植物抗逆性。 　　4．1.4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盐碱地治理涉及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包括土壤学、水利工程、农业科学等。目前，阳原县存在缺乏相关专业技术人 才的问题，这就需要加大对盐碱地治理相关技术的培训和人才引进，提高技术 人员的专业素质和能力。 4．2政策支持方面 　　4．2.1技术支持难点。改良盐碱地需要掌握一系列技术，包括土壤改良、水分管理、植物适应性等方面的知识。然而，这些技术并不是所有农民都熟悉或具备，因此需要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和培训，以帮助农民正确应用这些技术。 　　4．2.2项目支持难点。改良盐碱地需要进行一系列的工程建设和设施投入，如排水系统、灌溉系统等，这些项目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技术支持，而农民往往缺乏这方面的资源。因此，为改良盐碱地提供项目支持是一个难点，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 　　4．2.3种植补贴难点。改良盐碱地的种植成本相对较高，而产量和收益相对较低时，农民可能面临种植盐碱地的经济压力，因此需要政府提供种植补贴来鼓励他们参与改良盐碱地。然而，如何确定补贴标准、补贴资金的来源等问题都是难点，需要政府进行合理的规划和安排。 4．3群众自治方面。改良盐碱地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现在经营者主要 以自筹资金为主。改造模式主要以选择适生作物为主，并且，成本投入高，周期长，这对经营者的耐心和持久力提出了挑战。 5．对策建议 5．1技术路径选择。通过与科研机构和专业团队的合作，开展研究和试 验，选择适合阳原县不同土壤类型的盐碱地的技术路径。比如，可以通过土壤改良增加有机质含量和改善土壤结构，实施水利技术进行盐碱排除，或采用适宜的植物修复技术等。 5．2适生作物和品种选择。加强盐碱地适生作物和品种的筛选和培育工 作，结合不同土壤类型的特点，选择适应性强、产量高的盐碱地作物品种。通过引进先进的品种和育种研究，提高作物的抗逆性和产量稳定性。 5．3盐碱地扩大控制。加强盐碱地扩大控制的措施，包括培育耐盐碱植 物，提高盐碱地的抗逆性；合理调节水分，控制土壤盐分的积累；加强排水系统建设，提高盐碱地的排水能力等。 5．4政策支持。积极争取上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支持，争取政策扶持、 项目支持和种植补贴等政策支持措施。针对盐碱地综合利用，可以制定具体的政策，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农民和企业从事盐碱地综合利用的积极性。 5．5科技人才培养。加强本地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外部人才，提升技 术人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通过合作开展培训、引进专家、建立科研合作机制 等，提高盐碱地综合利用的技术水平和科研创新能力。 6．结语 　　总之，以技术支持为基础，结合政策支持和科技人才培养，应该制定具体的技术方案和实施计划，加强盐碱地综合利用工作的推进，实现盐碱地的有效治理和利用，提高土地的生产力和经济效益；同时，需要争取上级政府的支持，加大政策、项目和财政补贴等方面的支持力度，为盐碱地经营者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经济条件。 圆安居梦筑幸福家辽宁沈阳加强社区服务、推动社区建设的生动实践 光明日报调研组 （2025年1月10日） 　　“瞅瞅咱这身行头，带派儿不？”冬日清晨，辽沈大地在沉睡中苏醒，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滨河街道多福社区的福祠内热闹起来，暖意融融。一群老人悠然自得地打着太极拳，一招一式尽展精气神。 　　2022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沈阳皇姑区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区考察时指出，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要加强社区服务，提升服务功能。老人和小孩是社区最常住的居民，“一老一幼”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关切。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要大力发展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有条件的地方要加强养老设施建设，积极开展养老服务。 　　沈阳市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老小区新改造、老邻里新生活，着力加强“一老一幼”服务，提升社区服务功能，让居民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安全感更有保障。 　　近日，光明日报调研组一行走进沈阳市多家社区，探寻社区建设的突围之路、经验之策、发展之势，讲述新时代老百姓安居乐业的幸福故事。 1．老旧小区焕新乐居指数升级 　　“我在牡丹社区生活了快20年，眼瞅着这里越变越好。路更平坦了，景更美了，我每天在广场散散步、跳跳舞，生活别提多幸福了。”80岁的张云秀感慨万分。 　　牡丹社区共有60余栋住宅楼，均建于20世纪80年代，房龄老、设施老，曾是典型的老旧居民区。近年来，经过改造，牡丹社区已成为远近闻名的基层治理示范社区。 　　改造伊始，为动员居民积极参与共商共治，牡丹社区书记王晖使出了浑身解数。 　　“说在嘴上、做在面上，那没人搭理你。我们挨家挨户做工作，让居民看到诚心，他们对社区改造才能上心，逐渐从‘站着看’转变成‘跟着干’。”谈起改造经验，王晖笑着介绍。 　　15次议事会，27次入户走访，2800多份调查问卷经过精心规划设计，牡丹社区于2021年开始全面改造，实施“一拆五改三增加”——拆违，改线、改墙、改管、改路、改绿，增服务场地、增休闲设施、增安全管理。 　　“应该把活动广场的地面平整一下，再换一批适老化健身器材。”这是社区居民马林波在一次调查走访中的提议。后来，在项目施工时，具体方案就涵盖了这些内容。社区的用心付出，大伙儿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如今，牡丹家园小区10万伏线路成功入地、通信线缆入地长度达3200米，40栋老旧居民楼外墙实现保温、铺设屋面防水达8万平方米，全域改造老旧小区排水系统、铺设地下管网4312米。小区“脱胎换骨”，成了名副其实的“牡丹园”。 　　随着生活环境变好，居民生活质量越来越高，居民从“跟着干”变成“争着干”。“合理需求都受到重视，科学方案都落地见效。大家尝到了甜头，更加积极主动地为社区建设建言献策。”居民满意了，王晖的工作更好开展了。 “年久失修的花坛可以拆了，改成健身区和凉亭。”“废弃锅炉房的废料 堆积地闲置许久，不如盘活利用，建个书房。”“建车棚，管理得跟上！” 居民们打开各自家门、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你一言、我一语，共话建 设乐居社区的美好愿景。 　　居民出点子、辖区出设计，空地变身小游园。牡丹社区围绕阵地升级，拆除违建，翻建、改建闲置地，在配齐便民商业服务设施、营造公共活动空间上下功夫，城市书房、幸福广场、休闲亭廊等一个个公共场所从无到有，便民生活圈的服务半径不断延伸。 “老旧小区改造要想改得顺利，还得管得高效。”多福社区书记樊月说。 　　“我们不知道阶段性效果，最终成果不满意谁来负责？”“万一改着改着不改了，烂尾了，可咋整？”“要是过程中有新问题呢？我们找谁反馈，找社区能好使不？”商议老旧小区改造时，居民们质疑声不断。 　　面对种种疑虑，多福社区引进保障型物业，构建由小区居民协商议事委员会、小区居民自我管理委员会和物业公司组成的老旧小区协商共治体系，推进决策共谋、建设共管、成果共享。 　　工程质量、施工安全、工程进展居民进行实地考察，直接向物业服务企业或社区反馈发现的问题。同时，居民可以通过社交媒体、社区论坛等渠道随时了解工程的最新信息，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如今，小区不光是硬件基础完善了，‘福’地也越来越多了。”多福社区老人郭东辉说。在改造中，多福小区根据地域特色和文化背景，融入了“福”文化内涵，建造福田广场和聚福亭，为居民提供家门口的“会客厅”和“小公园”。 2．托举“一老一小”守护“朝夕美好” 　　“一旦有紧急情况，网格员、志愿者和亲属就会收到信息，老人还可以一键呼叫120急救中心。”在牡丹社区养老服务中心的智慧养老信息平台大屏前，王晖向记者介绍。 　　语音视频互联、燃气烟雾监测牡丹社区以沈阳市开展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为契机，对辖区失能老年人家庭进行适老化和信息化改造，实时掌握44位独居老人的健康信息。 　　“上午9点半，服务中心的护理人员准时上门，帮我照看老伴3个小时。”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免费的护理服务，83岁的王文义乐开了怀。除了定期上门护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还配有日间照料室、远程医疗室、康复理疗室，为老人提供个性化养老服务。 　　“每周三下午，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和盛京医院的医生前来坐诊，在家门口就能挂‘专家号’。”让社区居民冯月梅津津乐道的是“健康沈阳”进社区（村屯）行动。通过与三甲医院党建联建，牡丹社区党委完善了“大病在医院，小病在社区”的社区医养服务体系。 　　2024年，沈阳市259家综合性医院和基层医疗机构全部完成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创建工作，向1207个社区（村）、5万余名老人提供免费的预防干预服务，组织健康讲座、咨询等活动万余场，构建起多方参与的养老服务网络。 　　“一老一小”，一头连着“夕阳”，一头连着“朝阳”。沈阳市不断健全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政策体系，力促多方参与社区服务，推动更多资源向社区倾斜，托起“一老一小”稳稳的幸福。滑行、起飞、穿过障碍物、点刹着陆，一气呵成。在牡丹社区党群活动中心二楼大厅，皇姑区航空实验小学学生张若琪操作着航空模拟飞行设备，完成一个又一个技术动作。在他身旁，还有10余名学生，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共上一堂别开生面的航空模拟飞行课。 　　学校放学，社区“开学”。牡丹社区邀请大学教授、中小学老师和行业志愿者走进社区，免费开设幸福教育课堂，为特困家庭、双职工家庭的儿童提供课业托管、兴趣培养等公益课程，被居民们称作“四点半课堂”。 　　“海风吹、海浪摇，海里的宝物真不少，小鱼宝宝们和老师一起去海底寻宝吧。”循着欢声笑语，走进沈阳浑南区浑河站东街道樾檀山社区托育中心，活动空间开阔整洁，各类教具、玩具一应俱全，一堂生动的海洋知识科普课正在开展。 　　家长上班不在家，婴幼儿由谁照料？这是樾檀山社区家长的困扰。“新建社区的青年群体占比很大，婚恋育儿、就业创业问题备受关注，我们把这两个难题定为工作重点。”樾檀山社区书记苏畅说。 　　通过与浑南区教育局合作，樾檀山社区将托育中心开在家门口，为3岁以下婴幼儿家庭提供公益性质临时托育服务；围绕打造“15分钟阅读文化圈”，社区与沈阳市38家魔方书店开展图书漂流、共享活动，满足了婴幼儿启蒙及青年休闲的需求。 　　孩子有地儿“撒丫子”了，家长也闲不住，纷纷拜师学艺。目光炯炯的狸花猫、体态灵动的松鼠、成群结队的梅花鹿在樾檀山社区的樾己花艺工作室内，一件件非遗压花手工艺品做工精美。 　　“这些都是学员的作品。前来‘学艺’的居民越来越多，大家把手工制作从兴趣变成了副业。”对于工作室负责人孟繁玉来说，从独立创业到带动就业，成就感难以言表。 　　这也是沈阳市创新探索“舒心就业”进社区行动的一个缩影。2024年以来，沈阳市推动行动走深走实，就业政策宣讲、职业指导、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等服务持续开展，面向重点群体举办招聘会388场，提供岗位24.1万个，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万人次。 3．提升服务效能办好群众实事 　　怎么让福气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多福人人人福多，顺心事事事心顺。”在多福社区，景观门廊上的一副回文对联既道出了老百姓稳稳的幸福感，又为社区服务提质增效给出了答案。 “党员干部走到群众身边、走进居民家里，真情实感、设身处地了解需求、 化解难题，才能成为大伙儿的‘贴心人’。”樊月干劲儿十足。 　　多福社区把治理单元细化到小区、网格，下设15个党支部，借助居民议事协商委员会和监督评议委员会，实现了经常走访进到家、各类意见听到家、好事实事办到家。 群众事，无小事。“我们以‘敲门行动’为抓手，深入开展‘解民忧、纾 民困、暖民心’行动，提升服务群众效能。”樊月告诉记者。2024年以来，多福小区通过“敲门行动”搜集并解决政策咨询、民生诉求、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132件。 　　同时，依托“零事故、零案件、零纠纷”工作室，多福社区联合公安民辅警、物业管理员等力量参与环境整治、安全巡逻、邻里互助等活动，吸纳法律行业组织及专业人员提供政策解读、法律咨询等多元化服务。“如今，邻里之间小纠纷不出门就能化解，大麻烦在社区就能解决。”看到邻里关系越来越亲睦融洽，老人唐玉山打心眼儿里高兴。 　　文化情感的软连接也为社区居民自治打下了坚实基础。秉持“党支部引领文化主阵地，党员唱响文化主旋律，群众共筑文化主潮流”的工作思路，多福社区传承和弘扬“福”文化，动员居民组建多福诗社、福祠会、福颂队、送福队，定期举办诗歌朗诵会等活动。 　　“4月，‘流动博物馆’进了咱社区，家门口就能逛张学良旧居陈列馆。”“6月，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学生来给咱们做指导，制作非遗漆扇才有意思呢。”优质的文艺资源实现社区直达，老人何凤清对此赞不绝口。 　　调馅、擀皮、包馅、上蒸笼近日，走进沈阳市和平区南市场街道和平新村的“妈妈厨房”，热气腾腾的白菜猪肉馅包子供不应求，“妈妈”们在后厨忙得不可开交，食堂内邻里问好声此起彼伏。 　　“社区老人多，一日三餐不仅是基本生活需求，更是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我们的社区食堂要建得像家一样，既有饭菜香，又有人情味。”如何建好？社区书记张明伟也犯难。一开始，和平新村效仿其他社区，引进第三方专业厨师和服务团队，可由于利润太少，很快就运营不下去了。 “咱们社区年头长，街坊邻居关系好，热心志愿者也多，咱们干脆就自己 干。”在协商议事会上，社区居民王永伟的建议让大家眼前一亮。 “做饭这事，咱拿手呀。咋进行服务、咋能服务好，咱心里也门儿清。” 社区刚发布招募志愿者“大厨”的通知，62岁的宋建平就第一个带头报名。 　　“看着大家满意，老姐妹们干劲儿更足了！”这一创新尝试不仅为社区老人们提供了生活上的便利，也给闲不住的老“妈妈”们带来了情感上的慰藉。在街道党工委的组织下，“和平新村小区妈妈团”“振玉里小区妈妈团”等志愿服务队很快组建了起来。 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各方力量在“妈妈厨 房”的两层小楼里汇聚起来。据统计，自开办以来，“妈妈厨房”服务1万余人 次，卖出爱心餐食1万余份，为行动不便的老人提供送餐上门服务百余次。 4．经验与启示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也是党和政府联系、服务居民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沈阳市始终坚持为民服务宗旨，推动共建力量、优势资源、优质服务有效下沉，不断推进社区治理创新，努力将社区打造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发挥人民群众主体作用，建设人人参与、人人负责、人人奉献、人人共享的社区共同体。加强和创新社区建设，共建的力量、共治的智慧来自人民群众，其最终目的是让人民群众共享建设成果。要始终注重发挥居民自治功能，引导居民树立“主人翁”意识，以“自治+融合”的社区治理新模式，广泛汇聚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共同参与的“邻聚力”，让越来越多居民走出家门、享受服务，融入社区、参与治理，真正使“社区事”变成“自家事”，奏响共建共治共享的“大合唱”。 　　坚持党建引领，强化先干一步、多干一点、干实一些、干出成效的党员示范作用。要把党的领导贯穿社区治理全过程各方面，强化“一盘棋”思想和“全周期”管理意识，织密建强党的基层组织体系，构建权责清晰、系统有序、协同配合、运转高效的治理机制，以“党建朋友圈”为纽带建设一支服务意识强、服务作风好、服务水平高的党员干部队伍，在办好办实一件件老百姓操心事、烦心事中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让党的旗帜在社区群众心目中高高飘扬。 　　注重资源有效整合，从“掌心向上”式的资源接纳转变为“掌心相对”式的资源聚合。要把更多资源、服务、管理放到社区，更好为社区居民提供精准化、精细化服务。聚焦居民养老、医疗、托幼等实际需求，将治理、服务关口前移，持续推动优质资源下沉，加强综合服务、兜底服务能力建设，建强“一老一小”服务阵地，在多方合作、跨界整合、资源共享中打造一个个“民有所需、我有所为”的幸福社区。 　　推进智慧社区建设，以智慧化助力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再上新台阶。让社区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社区治理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要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建设便民惠民智慧服务圈，积极搭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智慧平台，全面 推行“一站式”综合服务系统，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实现民生服务“指尖办”“网上办”“就近办”，在“智”与“治”的深度融合中打造社区治理新形态，促进社区治理效能新跃升。 中国传统村落调研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磡头村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学术信息中心编辑、助理研究员孔晓红 1．村落概况 　　磡头村位于安徽省宣城市绩溪县家朋乡，是家朋乡政府所在地，下辖方郊、河上岱、苦竹干、岔坑、石崖前5个自然村，村域面积256.4hm2。村落距县城40km，距黄山机场100km，距绩溪高铁站约40min车程。村落周边风景绝佳，距梅干岭、山云岭等景区均不超过20km。 　　明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涧州许氏始祖许泰来自5里外的云川（现霞水）迁居而来，开基建祠，繁衍生息。如今，磡头村中许氏以“涧州许氏”自称，另有章姓、殷姓、周姓等共计20多姓和睦相处。 　　村中许氏一族传承着忠孝儒雅的家风。明代，许金“富而好施、铺路造桥、修祠建塾、筹饷平倭”；许时润“铁面都司、安境赈民、泽被群黎”。近代，许怡荪济世救民胸怀天下又是胡适同窗好友；许家朋在抗美援朝战场上以身堵枪获“一级战斗英雄”称号。 　　社屋山上的许家朋烈士陵园是“安徽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绩溪县文物保护单位”（见图1）。2009年磡头村被评为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2019年入选第七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五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 2．聚落特征 　　磡头村地处天目山脉门前岩脚下的盆地中，涧洲溪和云川溪在此汇聚（见图2）。村落沿云川溪两岸呈带状分布，东西长超1km，宽约500m，两头小，中间大，似鱼形（见图3）。行走其间三步一道坎，五步一石阶，俗语道：磡头磡，上床三档磡。当地方言中把石阶称为“磡”，形象说明磡头村地势不平，石阶比较多。 　　云川溪两侧的道路称作水街，全部用花岗岩石条铺就。磡头水街上的许氏宗祠、听泉楼、节妇坊、司平坊、节孝坊、伯雨洗砚池都是村落标志性的节点（见图4、图5）。其中，以许氏祠堂及听泉楼为中心，也是村民的主要活动中心。 　　许氏宗祠是磡头村的代表性建筑，面积超过1000m2，始建于明弘治年间（公元1488—1505年）。宗祠坐东南朝西北，面临云川溪。面宽七间，进深四间，分上、中、下三进，中轴对称形态，木结构为主，硬山式的屋顶，棱柱、丁头 拱、垂莲柱、荷花驼峰、卷云叉手、月梁下肚还饰以雕刻，是典型的明代徽州祠堂代表。宗祠大门上高挂“许氏宗祠”匾额，门口一对抱鼓石，外门进入正厅前的廊道称作“义举厅”。正厅十分宽阔，正上方悬挂牌匾“追远”，木柱上刻楹联“威震睢城凛凛雄风垂万古，功昭唐代煌煌大祀享千秋”，正中悬挂祖容像——许泰来和其妻周氏。左右两侧墙壁上各写忠孝、廉洁。特别的是，正厅右侧有一处抬高的小空间，名“特祭祠”，是为纪念泰来公先妻关奴大义之举而建。 水街两侧，一条条羊肠百转的幽深巷道，巷道下有明沟或暗沟用于排水。 “活水地下穿村”的规划构思给全村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见图6）。 3．村落活力 　　磡头村历来山多田少，有丰富的山林资源，村民收入主要来自于种植茶叶和山核桃。磡头村近年茶叶品种中，粗茶产量略有下降，精制茶即“毛峰”的产量逐渐上升。所产茶叶除掉自家饮用以外，其余出售。与茶业相比，山核桃则是磡头近年来发展的经济品种，也是绩溪县重点农林发展品牌。磡头村周围海拔200~600m的山麓、山场土层深厚湿润的避风地段最适宜山核桃种植。 　　2023年磡头村山核桃产量约1200t，营收约6000万元，村集体和村民收入都得到显著提高。 　　近年来，村落旅游业也得到一定的发展，现在水街外围、县道两侧渐渐形成一条繁华的商业街，民宿客栈、美食小吃、便利店水果店、银行商超等基础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村民们经营农家乐、徽菜馆，售卖绩溪特色挞粿小吃。2023年，磡头村户籍人口约2100人，原本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如今旅游业带动不少年轻人返乡开办民宿，村落活力提升。 4．村落保护活化 4．1家风引领下的文化传承 　　1910年春，磡头许氏首次编修“忠烈世家”《涧州许氏总谱》，历时5年修成，共计10卷，共印68部传世。新世纪，磡头村民许传成和其子许晓骏用6年时间编纂完成《磡头志》并自筹资金印刷、出版，以宣传许氏家风、弘扬村落传统文化。近年，村里热心乡贤从族谱中挖掘先祖优秀事迹进行编排、演绎，进一步提升了村民自豪感和村落凝聚力，丰富了磡头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具体内涵，许氏家风成为磡头村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内在动力。 4．2村落保护带动旅游发展 　　2016年，《安徽省历史文化名村湖村—磡头保护规划之磡头篇（2016—2030）》编制完成，对村落的自然环境、历史环境、非物质文化和各类建筑提出有针对性的保护改造措施，旨在形成“以独特的人文历史风貌和优美的生态景观环境为特色，集历史文化展示、观光休闲度假、红色旅游、综合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乡村聚落”。磡头村陆续投入400余万元，根据规划要求开展修缮保护，形成了以许氏宗祠、听泉楼、司平坊、节妇坊等传统建筑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展示区域，吸引游客参观、学习。2023年，磡头村接待游客80万人次。截至2024年7月底，共接待游客55万人次，带动餐饮、住宿、农特产品销售等旅游综合收入达9100万元，旅游收益持续增长。 4．3资源整合促进村落保护发展 　　磡头村自身有3项资源：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深厚的红色文化和明清徽派建筑文化。村落保护利用在整合3项自身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与周边村落、风景名胜集中连片发展。磡头村被列为宣城市绩溪县神农寨旅游风景区的著名景点之一，同时，与周边的尚村、霞水村在每年三四月份共同举办油菜花节，吸引了众多摄影及绘画爱好者。资源的多重整合破解了以往单个村落发展体量小、可游性差的困局，大幅度提升了磡头及周边村落、资源的旅游吸引力，磡头村实现了可持续的整体性保护。 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广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王子赟 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小学校党的建设工作。 　　2022年，为进一步强化中小学校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研究部署，以中央办公厅名义下发《关于建立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意见（试行）》（以下简称《意见》），正式推动中小学校领导体制改革。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党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推动全市中小学校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势在必行。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在中小学校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尚存在一些难题和薄弱环节。如何破解这些难题和薄弱环节？笔者进行了思考。 一、存在问题 　　一是部分学校干部选配工作滞后。受制于干部选拔任用权限，多数县（区）党委、党总支学校书记、校长的选拔任用，被纳入当地科级干部提拔任用的整体工作中，由县（区）党委通盘研究决策。部分学校未能按照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工作要求，分设书记、校长，影响了全市改革工作的深入推进。二是一些学校存在重业务轻党建现象，党建工作长期游离于学校中心工作之外。三是部分学校领导体制机制不够顺畅。部分学校在落实书记、校长分设后，存在党政会议不分及党委会、校长办公会权责混淆交叉的问题。 二、原因分析 （一）书记和校长关系不融洽 　　一是思想认识不到位。书记和校长没有充分认识到实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重要意义。书记、校长有明确的职责分工，书记是党组织负责人，校长是行政负责人。 　　二是干部搭配不到位。书记与校长的差异性是其关系不融洽的重要原因，这种差异性一般体现在资历、能力、性格上。一般认为，资历深、能力强特别是学校管理能力强（如原来长期任过校长）的干部来任书记，资历相对较浅、能力尚需要提升（如刚任校长或任校长时间不长）的干部来任校长，这种搭配在刚开始实行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时更为稳妥。有两种干部搭配模式出现不融洽的可能性要大一些：一种是一名未在学校长期工作过的年轻干部（如上级下派干部）任书记，一名资深校长任校长；一种是书记、校长都是刚提拔的 年轻干部。另外，书记、校长的性格搭配也很重要，如两人都很强势则易针锋 相对，两人都很弱势则会都不敢作为。 　　三是民主集中不到位。一些书记或校长执着于“谁是一把手”“谁管谁”这样的问题，可能会导致其所在学校存在民主集中制执行不到位，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有一言堂的现象。原来校长负责制和新执行的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都实行民主集中制，“三重一大”“末位发言制”“五不直接分管”等制度是每一所学校必须执行的制度。 　　四是沟通交流不到位。书记、校长沟通交流不及时、不充分，也是导致关系不融洽的重要原因。沟通交流不到位的更深层次原因有不愿沟通交流、不会沟通交流、因不重视而疏于沟通交流等。为促进书记、校长的沟通交流，《意见》专门列出“完善协调运行机制”的专门章节，指出“建立学校党组织书记和校长定期沟通制度。党组织书记和校长要及时交流思想、工作情况，带头维护班子团结”。 （二）干部、教师没有形成共识 　　固有思维根深蒂固。长期执行的校长负责制深深影响广大干部、教师的思想认识。自1985年执行校长负责制到现在已近40年。从时间上计算，几乎现在所有的在职中小学教师从入职开始，学校执行的就是校长负责制。干部和教师早已经熟悉、适应了校长负责制，对新的体制感到陌生、不理解、不适应是正常的反应。 　　宣传不充分。在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时，教育行政部门党组织和中小学校党组织往往不太重视对干部、教师的宣传，很少开展专门的宣传宣讲活动，导致广大干部、教师对学校管理体制的历史变化、校长负责制的弊病、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运行方式缺乏了解。 （三）机制体制不健全的问题 　　教育行政部门指导支持不够。有的教育行政部门，对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缺乏学习研究，没有十分清晰的认识，把贯彻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简单理解为要将书记和校长分别设置，没有对所属学校进行必要的指导，没有帮助学校迅速健全机制体制，也缺乏后续的督促指导。 　　党组织机构不健全。中小学校的书记和校长配备后，马上就面临党组织机构人员调整的问题。有的学校校级领导调整力度大，需要进行党组织的换届改选；有的学校在原体制下设置了专职副书记，现在配备书记后，存在专职副书 记是继续设置还是要转岗的问题；有的学校原来党建工作由行政办公室承担， 并没有设置专门的党组织办事机构，现在存在设置新机构的问题。 　　书记、校长职责清单不明晰。《意见》对党组织职责和校长职责各有十条阐述，但仍较为宏观，而且两者之间难免有交叉。如党组织职责第五条规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按照有关规定做好教师等人才的培养、招聘、使用、管理、服务和职称评审、奖惩等相关工作。”校长职责第六条规定：“加强教师等各类人才日常教育管理服务工作，依据有关规定与教师以及内部其他工作人员订立、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 　　制度或流程滞后。制度化、流程化是现代学校管理的基础，但原来中小学的各项制度、流程都是基于校长负责制而制定的，一些制度、流程会与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要求不一致。 　　议事规则未制定或未落实。党组织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的两个议事决策机构，在学校工作运行中处于核心地位。《意见》规定：“学校党组织会议讨论决定学校重大问题，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中小学校要结合实际，制定学校党组织会议、校长办公会议（校务会议）的会议制度和议事规则，并按管理权限报教育主管部门审查和备案。”有的学校未制定议事规则，或有议事规则但并没有落实，以党政联席会议代表党组织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的情况在现阶段普遍存在。 （四）书记、校长能力不足的问题 　　新体制对书记、校长的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书记、校长迅速适应。如党组织要“坚持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各方面”，对党组织书记的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和政治执行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等。 　　个人任职经历的影响。党组织书记多数是由原来的校长、书记一肩挑转任或是由校长转任，习惯于抓行政、抓业务，对党建工作不熟悉、不擅长，需要一个学习提升的过程。校长很多是由校级副职提拔，或是由原党组织书记转任，都是由抓某个方面的工作转变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工作，而且还是在不熟悉的新体制下，对其能力要求则更高。 三、具体对策 　　一是要选好配强党组织书记和校长。这是落实好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关键所在。在按照《意见》要求的标准选配书记和校长时，要关注两者的差 异性，努力做到能力互补、性格互补，有利于形成团结融洽的良好关系。二是要组织专题学习培训。学校校级领导要认真学习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深刻理解内涵，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新体制的运行方式。三是要加强对学校的指导支持，由教育行政部门印发相关示范性文本，对落实新体制提出规范性的要求，加强对学校的督导检查，指导学校迅速建立机制体制等。四是要建立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的组织机构是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组织基础。要解决党组织干部的政治待遇问题，如学校党组织下的支部书记和委员应该明确为学校中层，厘清管理体制。制定执行党组织会议和校长办公会议的议事规则、党组织书记和校长的职责清单，是落实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的当务之急，要迅速落实到位。 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研究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课题组 　　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是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的重要举措。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三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指出：“要坚持不懈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突出政治训练，常态化识别干部政治素质，确保各级领导权始终牢牢掌握在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手中。”202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历史上的边疆治理进行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坚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边疆治理各方面全过程，深入做好边疆治理各项工作，推动边疆地区高质量发展。课题组认真学习梳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重要论述，全面总结近年来新疆有关经验做法，在深入调研、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形成了课题研究报告。 一、新疆开展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实践探索 　　近年来，新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积极探索、深入推进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取得了较好成效、积累了有益经验。 　　（一）细化正反标准，亮明政治标尺。将反分裂斗争的政治态度和实际表现作为考察使用干部的首要标准，研究制定自治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办法，从政治忠诚、政治定力、政治担当、政治能力、政治自律5个维度，细化明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重大原则问题上的鲜明立场态度、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等20条考察内容，并列出做到“两个维护”不坚决，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认识含混、态度暧昧、摇摆不定，在重大斗争考验面前明哲保身、“爱惜羽毛”、畏缩不前等20条负面清单，配套出台政治素质纪实档案管理办法，推动政治素质考察常态化、规范化。 　　（二）改进方式方法，摸清干部政治底色。综合运用日常考察考核、专项考察考核等多种方式，多渠道、多层次、多侧面深入了解掌握干部的政治表现。专项考察考核“集中摸”，集中力量、集中时间，按照收集掌握线索、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深入谈话了解、分类甄别确定、提出处理意见等程序，对自治区党委管理的干部逐人过筛子，全面摸清干部“政治底色”。政治体检“动态考”，坚持融入日常、抓在经常，结合干部考察考核、调研走访等，同步开展 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结合领导班子换届、“两代表一委员”推选等工作加强干部政治甄别，注重深入重大任务、重大斗争一线考察识别干部，推动政治体检常态化。严把关口“源头防”，将政治标准贯穿干部选育管用全链条和干部成长全周期，严把政治入口关，从源头上防止“两面人”混入干部队伍。 　　（三）加强分析研判，把准干部政治脉搏。组织部门建立与纪检监察机关及宣传、统战、政法等部门的信息沟通机制，采取巡视巡察、工作督查、列席民主生活会等多种方式，借助大数据、新媒体、互联网等多种渠道，深入了解干部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行动。注重从干部人事档案和政治素质纪实档案、干部监督、信访审计及专项督察检查等方面掌握干部政治表现情况，以事察人、依事鉴人。结合掌握的情况，对干部进行综合分析研判，从实事、实情、实绩中观察识别干部，从具体事例、具体工作、具体表现中甄别评价干部，写准写实干部政治素质。 　　（四）强化结果运用，树立鲜明政治导向。对发现政治能力偏弱的干部，有针对性地安排参加教育培训、艰苦复杂环境和吃劲岗位历练；对发现政治素质有轻微问题的干部，视情况进行提醒教育、诫勉谈话或调整岗位；对问题严重、经教育提醒仍不悔改的干部，列为重点监督管理对象，不得作为提拔或进一步使用人选，已在领导岗位上的坚决调整下来；对发现违纪违法和“两面人”问题线索的，及时移交纪检监察机关核查。 二、当前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多年探索，包括新疆在内的各地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工作越来越常态化、 规范化，但与做深做实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不小的距离，主要表现在“四难”。 　　一是概念界定不清、操作把握难。有的地方狭隘地以政策理论水平衡量干部政治素质高低，甚至认为“无明显过错”就是政治合格、“无出格问题”就是政治没有问题；有的泛化概念，将干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混同于政治素质。 　　二是指标内容空泛、精准评价难。有的地方政治素质考察评价指标不够精准精细，定性评价多、定量评价少，共性指标多、个性指标少，难以考出优、良、中、差等次。 三是信息掌握不全、分析研判难。有的地方考察方式比较单一，信息搜集 整合不足，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了解干部不够，政治评语千篇一律。 　　四是考用结合不紧、激励担当难。有的地方政治素质考察结果与干部评先选优、职级晋升、培养培训、监督管理等结合不够紧密，存在一考了之、考用 脱节等问题。 三、做深做实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思路举措 　　破解上述难题，让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更加具体起来、鲜明起来、落得下来，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干部政治素质考察的重要论述，把握常态化识别的根本要求，创新思路，综合施策，久久为功。 　　（一）分类设置指标，确保“考之有据”。既把握共同性又突出差异性，灵活设置“共性+个性”指标，避免“一把尺子量到底”。共性指标突出“五察五看”，即：察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情况看政治忠诚，察推动事关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情况看政治定力，察聚焦总目标推进各项工作情况看政治担当，察识别政治端倪、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情况看政治能力，察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情况看政治自律。个性指标突出“三个差异化”，即：突出领域“差异化”，分类制定地方、高校、国有企业、统战民宗、意识形态、政法部门领导干部6类个性化参考清单；突出对象“差异化”，针对不同层级干部和党政正职、副职、内设机构干部等特点，分类细化不同层级和岗位干部差异化指标；突出地域“差异化”，根据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目标任务、重点工作、发展阶段等情况，动态调整完善本地化考察指标，增强考察的地域和时间特性。 　　（二）完善路径措施，确保“察之有方”。考准考实政治素质，必须综合运用各种方法，近距离、立体式、多角度、深层次考察评价。“跟踪式”一线考察，探索成立一线考察组，到重大项目现场、急难险重任务一线跟踪考察，在离干部最“近”的地方察最“真”的情况。“探访式”延伸考察，探索开展访单位看口碑、访支部看党性、访社区看德行“三访三看”行动，全面掌握干部八小时工作内外的“真表现”、“隐信息”，综合分析思想动态、行为动机。“清单式”测评考察，在任职考察、年度考核、专项调研中，从正反两方面进行民主测评，得分作为评判干部政治素质的重要参考。“头雁式”综合评察，突出党政正职这一“关键少数”，每年对所有党政正职开展一次综合评估，对新提任的党政正职在任职满3个月后开展一次跟踪评估，切实掌握党政正职履职情况。 　　（三）坚持以事识人，确保“评之有物”。考准考实干部政治素质，必须考在关键时、考到关键处、考准关键事，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事看能力，重点看在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等大事要事上的工 作成效，从中评判干部的综合素质、专业能力。难事看担当，重点看在反恐维稳、乡村振兴、深化改革等工作中的担当表现，从中评判干部的斗争精神、担当精神。急事看定力，重点看干部在处理自然灾害、安全生产事故等关键时刻的政治表现，从中评判干部的处事风格、决断能力。利事看忠诚，重点看干部在职务变动、荣誉表彰时的政治品格，看对待个人名利的政治态度，从中评判干部的自身修养、境界格局。家事看自律，重点看交际圈、从严管理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等情况，从中评判干部的权力观念、自律意识。 　　（四）推动统筹协同，确保“联之有力”。干部政治素质考察是综合性工作，必须综合各方面信息，才能把干部政治表现掌握全、掌握清、掌握透。建立会商工作机制，与纪检监察机关会商干部遵守政治纪律、政治规矩情况，与宣传部门会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情况，与网信部门会商干部网上舆情情况，全方位了解掌握干部有关情况。建立定期研判机制，定期召开干部监督研判会议，汇总分析考察考核、巡视巡察、群众反映等情况，逐人研判，结果记入干部政治素质纪实档案。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研发组织工作信息平台，全方位收集整合各方面有关信息，为综合分析研判干部政治素质赋能。 　　（五）树立鲜明导向，确保“用之有效”。开展政治素质考察，关键是用好考察结果，引导各级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把考察结果运用到干部选拔任用中，对政治素质好的干部，同等条件下优先提拔使用、晋升职级、评先评优；对政治素质不过关的干部，实行一票否决。把考察结果运用到干部教育培养中，采取党校培训、党内政治生活历练等方式，有针对性地加强政治理论学习和党性教育；对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处理复杂问题能力弱的干部，有计划地选派到吃劲岗位、复杂环境经受政治历练。把考察结果运用到干部管理监督中，建立考察结果反馈和整改机制，采取谈话提醒、函询、诫勉、组织处理等方式，抓早抓小，及时纠正政治偏差、消除政治风险。